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9-5-22 11:45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首席理论家曾推出了一个影响全中国的经济理论，这就是后发优势的经济理论，这个经济理论几乎主导了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政策走向及经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我们再回顾中国的经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草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汇，这就是竞争。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伍凡：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草庵：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伍凡：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草庵：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伍凡：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草庵：我们上面说的只是部分地区，事实上，在北方沿海地区还出现过一元人民币一亩地的价格，这种赔本买卖已经到了全球空前绝后的境地，中国百姓的损失已经是天价，但即使如此，中国的这种赔本买卖还是持续了二十年直到今天。当我们在今天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中国的持续增长的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部分的竞争力原来来自于中国土地对生产商的补贴和劳工成本的补贴，而这种补贴直接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

伍凡：对于产品生产商，这个补贴是巨大的，他无需什么特殊的管理技术和高科技技术发展就可以直接的产生竞争优势，但这个优势是牺牲了中国本国国民利益产生的，是隐形的，相对于中国国民，他是一种巨大的剥削和压榨。但除此之外，中国百姓奉献的还不仅仅如此，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利用了土地和廉价工资这种赔本买卖获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今天我们就继续谈中国经济的另一些真实的东西。

草庵：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伍凡：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草庵：我们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共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伍凡：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草庵：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伍凡：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草庵：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伍凡：中国的经济崛起正是在这种政府和这种心态的指引下进行的，貌似强大的中国经济，其内部隐藏的则是各种屈辱和损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但这个赔本的买卖却被中共当作政绩而夸耀。并作为维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而中国百姓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中欺骗性的洗脑。这个结果正是中国的现状也是百姓的悲哀。各位观众，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谈。谢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上期我们谈到了中国FDI下的中国现实经济状况，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的其他经济现状。

草庵：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伍凡：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草庵：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伍凡：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草庵：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伍凡：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草庵：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伍凡：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草庵：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伍凡：这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中国经济真实状况是非常残酷的，只有揭开这些表面的面纱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