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2010-03-31 |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任志强

　　任志强搜狐博客：http://renzhiqiang.blog.sohu.com/

　　房价的问题已争论多年了，2001年就有了泡沫与春东之争，而今年与2001年相比房价已上升了许多，这种泡沫与冬天的争论还在继续，房价也在叫骂声中依旧保持着上涨的趋势。

　　导致房价上升的原因有许多，导致房价下跌的原因也有许多，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中，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的因素在积极发挥着作用，而导致房价下跌的因素尚未成为主流，因此部长们得出了未来20年仍处于上涨的压力的结论：

　　我所观察的主要因素大约有如下几点，让中国的房价处于可持续上升的阶段：

　　一、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着住房高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让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并未合理的解决人口增长与居住的问题，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建国初期4.7平方米的水平。虽然改革的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每年的开复工总量都在扩大，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房地产泡沫中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在人口告诉增长中发生的呢？当人口增长下降且住房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压力，如现在的德国家庭总数少于住房总套数，房价自然也就难以上涨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决定着家庭分裂的速度。中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户下降到了2008年的2.96人/户，并在不断的下降中。正是因为70年代之后的高生育率决定的，80—90后的家庭分裂速度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会延续大约至少十年。

　　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约700多万户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户。而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大约只有500多万套，仅能满足不到一半新增家庭的需求。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中国的城市化需求。

　　中国正处于经济数十年持续的高增长中，这个增长中的贡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市化的需求。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中出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不实现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历史上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贫富差别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是重重工业而轻城市化的进程。世界上，特别是亚洲的多数国家都在二战之后迅速的用低成本完成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在人均1000美元GDP时实现了城市化率65—70%。而我国1949年时仅有城市132个，市区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7.3%。到1978年只有城市194个，城市化率仅为17.92%，处于城市缓慢发展的阶段。而1978—1995年期间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1995年已有城市64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29.04%。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30—70%的城市化率为加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70%的城市化率之后为稳定发展的阶段。而我国正处于这个高速和加快的城市化率阶段，1995年至今城市已达660个，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已达45%，虽然低于49%的世界水平，但仍以年均1.26%的速度在增长，最高年份达4.65%的增长率。

　　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2亿农民的进城问题，但还需解决4亿农民的进程问题。如果同样的速度将需要60年的时间，必须以成倍增长的速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时实现城市化率65—70%的水平。

　　中国现有存量住宅约145亿平方米，至少还要建设240亿平方米才能在不断拆旧与拆除中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的供给严重滞后，尚无法满足这个城市化率的需求。

　　从近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情况分析，外地非农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6.4%，外地农业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5.3%，两者合计约占用30%以上。不管这些房子是用什么方式提供的，至少应有这么多数量的住房，而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达到满足条件的，市场化的供给条件只能在其中择优录取了。这个竞争与选择的手段大约就是价格了。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中国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约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4%，而农村宅基地的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5%。如果拿出1%的国土面积来建设城市，则至少可以解决14亿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中国是不缺少土地的。

　　但中国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无法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宅基地产生集中的效应，并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变成进城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顾虑不得不出台严守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于是土地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多项选择中成为了资源极度稀缺的产品。

　　土地是再生的资源，但土地的用途则是多样性的。目前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7%，但实际的农田只剩了18亿亩多一点，其中约13—15亿亩用于粮食的生产，其余用于经济作物等。但从土地利用的变化看，变成只剩18亿亩耕地的原因与建设用地的增减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最大量的则是退耕还林的生态保护。

　　


　　而全国的建设用地中又有基础设施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多项。城市建设用地中又有商业、办公和住宅用地之分。住宅用地中还要分保障性住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等多类。结果最终的全部建设用地中房地产用地只剩了4.5%，而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得惊人了，于是土地的稀缺性就埋下了招拍挂中不断出现天价的种子。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

　　都在抱怨政府天价地太黑的同时，也许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地价与房价上，尤其是关注政府的地价收入上。其实政府的地价收入都多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土地之中，变成了房价上涨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正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之中，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改变城市的形象，不断的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投入。大量的城市在建高速铁路、公路、轻轨、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以及城市花园和改善城市面貌，因此许多地王的出现正在于公路、轻轨的作用；正在于城市花园的环境改变；正在于学校与医院提供了转项的需求。不但所供的土地被社会与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周边的房价也在市场中得到了价值的重新认定。

　　环境的改善让价值被重估本就是件合理的事情，而城市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又有哪个不是希望提高国民的财富与城市的价值呢？难道会有一个政府专门去想让国民的财富不断的贬值、让国民的财富越来越不值钱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也一定会很快被国民推翻的。而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国民财富价值是同样重要的事，要严厉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想用国民财富贬值来达到推翻政府执政目的的短视者。

　　而政府的大量投入和环境的改变难道不同时应提升房屋的价值吗？

　　五、价格的提升也是一种货币现象。

　　请问：除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因素之外，又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永远升值的呢？有的货币在对其他货币升值时，对本国的购买能力也许仍然是贬值的。既然货币是一种长期贬值状态，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就一定是货币的升值。

　　请问：三十年前十元钱能买多少东西，而今天能买多少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典型的货币现象。请问：三十年前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而今天又是多少呢？那么收入的增长基础除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之外，则一定是货币的贬值，因此才有了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

　　如果用银行存款来计算，所有人都会认为存款的货币是在贬值的，同样的钱办了不同样的事情，买不了同样多的东西了。那么对其他产品而言的贬值，在不动产上也同样存在。

　　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政府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

　　十、不可忽略的收入增长。

　　几乎全社会听到的都是中国高房价的怨声载道，更培育出了无数的泡沫梦幻。既有人用不正确的计算方式中的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泡沫，也有人用房价租售比来证明这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却从来没有人承认房价的增长幅度与数倍远远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倍数。

　　如果用价格与收入的同比计算，1998年房改货币化时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只有1854元/平方米，同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年，家庭平均为3.1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17143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9.5平方米，8年约购买74平方米的住房。全国1998年的住房中位数面积为62平方米，则房价收入比在1：7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6以下，少数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在1：8左右（因为收入合理应用中位数，房价也应用中位数价格，则全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都在1：6以下）。

　　今天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平方米，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为2.9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11.44平方米，全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约为68平方米，则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91.5平方米的商品房，6年的收入正好购买68平方米。房价收入比都平均在1:6之内，换成中位数技术，则仍是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在1：6之下。

　　再看各自的增长情况，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4445元/平方米，增长了1.39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

　　问题只在于平均数中只反映了一种统计中的对比情况，实际的生活中则一部分人大大的高于平均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大的低于平均收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更大的面积改善居住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靠政府的保障解决住房问题。恰恰是略低于活略高于平均收入的一群人，既不能纳入政府的保障范围之内，又没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任意的选择消费，但又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于是成了被美誉为夹心层的一群，也成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也要攻击房价与社会的主力。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商品房住房生产量每年仅有500万套上下，按城市现有家庭户数计算大约只占2.5%（城市人口约6.07亿，2亿多户），只能优先满足那些收入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只有当供给量大量增长时，才能用不同的产品覆盖更大的受益群体。

　　因此在收入的增长中，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中，房价也就停不下上涨的脚步。试想能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停下收入增长的脚步吗？试想能在资产价格的增长中停下土地价格增长的脚步吗？除了扩大供给之外，缺少供求平衡的条件时，房价只好承担更多的上涨压力了。中国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只会提高民众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许还能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房价必然上涨的原因，但只希望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过快，不要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条件。

　　我同样可以举出许多房价会下跌的理由，但至少目前这些国际上曾经出现的让房价暴跌的理由尚未在中国出现。

　　如果经济的下滑、房贷中的高杠杆率（中国一次性付款购房的比重超过了50%，贷款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9%），人口的下降、家庭分裂速度的下降（这些大约都在2020年之后才开始），如果政府投入的减少、货币的高速升值（日本当年升值了4倍多），以及大量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城市化率的减速等等。

　　而当下降的因素尚未出现、上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须正视这种目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

　　用政策的强压硬将房价打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政府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

　　房价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中才会具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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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谈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谈中国的经济制度


采访者：上海《东方》早报“书评”栏目记者吴慧



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从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的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国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身退吧。

张五常：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

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水平上升个百分之几百，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国一些地区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从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变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成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做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英雄所见略同，后来邓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避免了。

张五常：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来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

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十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念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么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李嘉诚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平等，要么就是人权平等，随便你挑一样，不可能都要。改革前产权是平等的，那么用等级来界定权利就是必须的了。现在的中国是产权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种等级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欢，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可能也不喜欢，但你不可能两样东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转变，主要是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没有经过动荡实现这种转换是不容易的，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



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张五常：向资产界定权利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难接受的。我曾经建议北京出钱买断之前的等级权利，当时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显，这很难做得到。结果当时贪污就作为另一种补偿方式出现了。怎么买断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贪污是一种办法，是一种不明显的买断。1984、1985年贪污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难于登天，怎么过去啊？贪污一出现，说明正在过了。

但除此之外贪污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有害无益。一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很厉害，说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换句话说，对真实世界不了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经济学论著，大部分都是废物；你看看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言论，大部分没有解释力。

1985年的时候，北京建议要把产品分类，进行分类管制，我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从事分类管制，本来是要从等级来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但中间还可以用管制来界定贪污的权利，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制度、巴拿马的制度。譬如说你负责女人的皮包，那个人负责男人的皮包，另一个人负责外汇管制，各有各贪，这种制度是可以界定贪污权利，写在遗嘱中传给后代的。巴拿马海关的那些官员，你贪一三五，我贪二四六，这些都是界定的，我说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当时大声疾呼。因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贪污制度就固定下来了，你就界定了贪污的权利，改革就会停顿了。还好最后分类管制没有施行。

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奇迹，是有很多好干部的。你说他们有贪污我承认，你说他们有不好的我也承认的，但大部份是好的。开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为，哪有今天？





同样，没有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今天。

张五常：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就是权利界定转变的问题，排列权利的方法不同，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奇迹，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迹了。1993年人民币崩溃，朱镕基执掌经济，中国经济从高通胀变成通缩，楼价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价楼房，从二万五千块一平米，跌到七千块一平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没人要。破产之声到处都是。

就是那时，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始直线上升，八年之间就超过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这个才是奇迹。从2000年开始，几年之间，农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从2001到2007年，农民的实质收入每年增长20%。所以我很反对、非常反对写中国农民的那两位（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农民怎么惨，我非常反对！有人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贫富分化收窄得很快，农民增长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长百分之八，收入差距迟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一提出来，我就大发脾气，这么好的形势，却给了它一棍子，一亿劳工回去乡下，到现在很多就不肯出来，工业也闹民工荒了，为什么会引进这种东西呢？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得了呢？

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迹上去。在中国这么困难、有严重通缩的情况下，如果把产品质量上升也算进去的话，这个通缩是非常严重的，楼价跌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有爆炸性的增长呢？和现在一样，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么保八？一片叫救命的声音，中国能够保八，这就是奇迹。跟着农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长，这也是奇迹。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离乡，都出来工作了。



怎样解释这样一个近乎于绝地反击的奇迹呢？

张五常：怎么解释？解释就是，中国县的竞争制度。这个制度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了1994年开始固定下来。这个县的竞争制度，就是经济的奇迹所在。经济的奇迹就是在邓小平南下以后，1992年的春天、1993开始发展，那个时候县的竞争制度开始形成，到了1994年，增值税开始全国统一化，百分之十七你们都知道的。但我的问题是：你发现这其中的制度了吗？我能够发现这个制度跟别的国家、别的地方不同，是很困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从1985年就开始跟进这种层层承包的转变了，国内的朋友对我很好，我要什么资料他们都给我，派了三个助手帮我研究，我要拿任何承包合同文件都没问题，他们知道我是学者。可是资料给我归给我，中国的转变你到底怎么看呢？天才也没有办法。也算是有天意，你去看看其他外国朋友的说法，一九六零年代后期，行内一些同事认为我是最好的制度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的专家了。诺斯、科斯、巴塞尔，他们都那么说，所以1982年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对制度方面的掌握，再加上国内的朋友帮我的忙：我要承包合同，一个电话就送到；我要去什么地方调查，马上送我去；他们送我去首钢，在宿舍住了几天；又送我去温州。现在有人批评说：“张教授的文章怎么不提我写的温州模式、不提我呢？”你让我怎么提啊，温州模式是我当年跟那里的朋友研讨的！我不是一个领功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改革者，我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我只是关心中国而已。你问我呢，我就照实讲，我不会讲半句假话。我不一定对，但我自己不相信的，我不会说，除了应付喜欢欺负我的孙女儿,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很多地区的干部朋友帮忙，很多商界的、企业的朋友帮忙，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制度。我解释得相当艰难，同时我认为自己解释得非常圆满的，看不到一个缺环，当然有些部分我不能写得太仔细。其实这等于是一篇长文章，整个问题其实应该用一本厚书来处理，但是我是老人家，过了七十岁怎么写厚书呢？所以只写了一篇文章。我对这篇文章很满意。



您提到，县的竞争制度就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所在，乍一看县挺不太起眼的，平时大家都说北京上海。

张五常：我是在1997年发现这个重要性的，也就是地区竞争的问题。地区竞争全世界都有，但中国不同。写这本书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发现中国的地区竞争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状？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到了2003年，我才知道县是竞争的主角，才发现这个是通过承包合约的扩张，把八十年代开始用的承包责任制度，转到地区上面去用的。事实上，在试行于农业成功之后，承包责任制引入国有企业是失败的，之后通过层层承包引入到地区而不是个别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这是很难发现的，假如我不是从1979年开始就跟进的话，想不到这一点。再加上增值税，其实就是佃农里面的分成，税其实就是租金，这也是很难看到的。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全国都是一致的，怎么会有效率呢？这一点我想了八、九个月。我在书里面提到了马歇尔的一个注脚，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半睡半醒，突然想到几十年前看到的这个注脚，马上把它找出来，才解通了。县政府可以通过低价或免费提供改进后的土地这样一种“负地价”来进行调整。

十年以后，县的竞争力可能会减弱了。昆山就是个例子，昆山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空置的土地，发展再没有以前的弹性。这样政府要鼓励工业尽量往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发展了增值税就高了。搞土地使用改革不可能是永久的，总有一天会用光的。但你把土地搞好了，就解决了最大的难题。九十年代后期到2007年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就是用县际竞争的制度。土地的竞争使用改革还要再搞十年吧，而中国独有的县际竞争的制度要坚持很久。



2007年后呢，您最反对的新劳动法出来了。

张五常：我对劳动法的立场是对的，毫无疑问。我拿一百跟你一块钱赌，都肯定你会输。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了。我对边际产出理论的研究，四十多年前发表的《佃农理论》写得很详尽。劳动法说的是合同，我怎么会不懂合同？我曾经有篇文章在美国法律界拿到最佳文章奖，写的就是合同。支持新劳动法的说法，一看就是乱七八糟。任何地方的干部都知道，所有的工厂都知道。我相信政府也已经知道了，但既然推出来了怎么办呢？



新劳动法的出台至少会帮助一些低收入者提高待遇吧。

张五常：我把研究精力集中放在穷人身上。中国最穷的农民有饭吃的话，其他的就不用担心了。但是政府不应该去补贴他们，他们不能依靠福利生活，因为不可能持久，中国人太多，金矿铁矿太少。澳洲可以派钱，人少，矿藏多。新西兰可以派钱，加拿大可以派钱，俄罗斯都可以派，但中国不可以。中国穷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个制度能给他们每个人有自力更生的机会。

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不能靠福利经济养人，最低工资帮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穷人要想办法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本来中国的发展是蛮好的，2000年到2007年，发展得非常好。2000年开始的时候，农民的收入只有两百块一个月，现在一千块左右，相当于城市收入的两千块，因为农民住房便宜，食品也便宜。假如农民人均收入可以增加到两三千块一个月，那形势就很好了，这一点应该不会太难。



您这么肯定农民的收入有了大的改进？

张五常：因为我曾经到贵州以及很多贫困的农村调查，工作年龄的人真的是走了四分之三。农民收入的上升，我怎么会不知道？工业、农业、商业，我都有自己查询站，这是我的历来的方法，不是看数据看报告。我不是说中国官方报告刻意不准，只是很难准确，流动人口这么多，怎么统计？所以你要出去跑，出去观察。农产品怎么样啊，价钱怎么变动啊，我都一直跟进。我每隔几个月就去问一问。我相信自己的调查。



怎样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呢？

张五常：关键是农产品价格一定要上去，农民的知识一定要提升。千万不要压低农产品价格。要提高农民收入，禁止农产品进口就可以了，但这是劣着。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因为禁止农产品进口，西红柿零售价曾到过五美金一个。现在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正常地上去了，还是便宜，应该再上去，但千万不要学日本。我有个果园，好几年了，都没办法打平手：荔枝批发出去是两块半一斤，你怎么做，成本都不止两块半一斤，又要杀虫，又要施肥，又要修剪，请人家去摘。卖两块半，怎么赚钱？前两年鱼的价格上升，因为政府收购，现在又不收了。前两年莲藕价格涨得很快，现在又跌下来了。你买青菜，三四块钱一斤，农民就开心了。你买鱼，十块八块一斤，农民也开心了。这样的价格大家都可以接受。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文章《缺粮说》，那里面讲的推断，现在都中了。农产品的价格还要上升的，是好事。

可以这么说，等到中国最穷的农民都有不错的收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算圆满的成功了。



您反对中国搞福利经济，但现在这也算是全世界的潮流啊。

张五常：美国现在很好吗？德国的工人很好吗？法国现在很好吗？他们自己都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有工作吗？美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现在开始失业了，我们还去学他？美国的土地一片平坦，农田开几天车都还是农田。人家这么优越的条件，搞劳动法、福利制度、最低工资，现在都遇到问题了。

中国凭什么学美国，中国有什么？西部这么大，地高缺氧。新疆这么大，缺水。桂林风景是够漂亮了，这么多山，怎么耕田？都是靠石头石矿啦。但我们中国有一样东西，是美国和欧洲没有的，中国人多。还有一样，中国人聪明，吃得了苦，这些都很值钱的。

学人家外国那些干什么，人家那么好的条件，我们也学不来。我年轻时在那边念书，每个星期起码花一百个小时工作、读书。我儿子在美国做医生，每个星期工作八十到一百小时。为什么中国工人做工不能超过四十多个小时？我们有这么了不起，这么宝贝，这么矜贵？这些都是发神经。搞新劳动法的专家关心中国工人比我张五常关心自己儿子还要多，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那些经济学家，关心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多过关心自己儿子？没有可能的事。都是假动作，我不能不发脾气。



包括对新劳动法的争论在内，近些年您的论敌的确有不少。

张五常：我不知道这些海归派在搞什么，中国近几年推出的不成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些海归派的凭空想象。他们对制度有什么认识，对中国有什么认识，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本人的确在中国发展问题上花了好多功夫，甚至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说张五常放弃学术了、不写英文文章了。我永远直面中国的情况，以前我是从中国的饥荒时代度过的，也受过苦。现在有个机会让我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我哪还有时间来写英文文章啊？现在行内对经济学的评价，要看发表多少英文文章来评分。我曾经在香港拿零分！我没话可说。这是谁发明的，中文不算学术？写英文才算？可惜那些大言炎炎的后起之秀，英文写不到家。

现在的确很多人说张五常放弃学术，连外国人都这么说。外国人这么说，是他们不知道实情；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说，是看轻中国。像我写好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多少人希望我能翻译成英文啊，科斯要帮忙把它翻译成英文。巴塞尔也说，为什么你不翻译啊？你写中文算是什么贡献啊？我说我当年学你们的西方经济学，我要学英文；你们现在想学经济学，就应该学中文。



外国人挺推崇中国模式的，您好象不太说这个词。

张五常：外国人懂什么中国，中国有什么中国模式啊？很多写中国文章的外国学者，什么都不知道，从政府那里拿来数据就堆砌一些东西出来，做一些回归分析，再不够的话加几条方程式，那些算什么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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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不要幻想经济学帮你赚钱-

加拿大 Yi 问：

身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您认为经济学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帮助？


答Yi：


千万不要幻想经济学可以给你带来财富。我没有遇到一个大富人家是曾经研究经济的。学经济，对小康或多一点有助，但同样花那么多时间作学问投资，收入的回报经济学只是差强人意。从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变化出来的金融学，今天的打工收入最高。是教人投资的职业，很有点尴尬，因为那些职业金融专家自己的投资命中率，一般比不上我已故的不识字的母亲。听说风水先生是不能替自己看风水的。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只是解释世事，别无其它。是非常有趣的学问，对脑子的操练有大助焉。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初出道时就有了终生雇用合约，没有被任何人强迫发表。一起笔就升到正教授，从来不需要为争取加薪而写文章。这样的经济学职业，七十年代起不复存在了。纯为解释世事而学问，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收入不错，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决定，虽然要拼搏，往往苦不堪言，但整体来说自由自在，有不枉此生之感。



真的有解释力的经济学问，在市场值钱吗？大学之外很难说。不少公司曾经邀请我作董事，但那是看名头，不是看学问，一般推却。专栏文章可以卖点钱，但恐怕那是因为我的兴趣广泛，可以无所不谈，读者认为过瘾。



应该是很值钱的——应该富可敌国（一笑）——是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理解。是深入的理解，所到之处前无古人（一笑），但我要向谁收钱呢﹖不少朋友认为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贡献（一笑），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抽小半个佣，也富绝地球矣（最后一笑）。但一分钱也没有收过，天下能不为区区在下而同声一哭乎？



写到这里，悲从中来，不由得想到明人徐渭的一首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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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sbitt : 11 mindsets in developing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Naisbitt wrote the bestselling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and 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 among others. He is a remarkably prescient futurist.

Here are the 11 mindsets he says he has used in developing his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While many things change, most things remain constant." What we need to accomplish doesn't change much, but how we do it changes often - and in big ways. Great companies maintain an unchanging core ideology and values, even as they innovate in all else. When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b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al, long-term trends and short-term fads.


"The future is embedded in the present." The essence of this mindset is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order to build an overall sense of direction. Naisbitt suggests reading newspapers as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Personally, I think careful attention to Blogs and online news works better today, but read Naisbitt's discussion before you decide.


"Focus on the score of the game." Ignore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about what they want you to think happened. Pay attention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a football game, what matters is the final score. It doesn't matter how a team prepared, or what a coach thought about the referee. What counts is the score. Look to data. See the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website for more on this important concept.


"Understanding how powerful it is not to have to be right." Focus on what is right and ignore who is saying what. Don't let authority trump reason.


"See the future as a picture puzzle." Don't try to build your picture of the future as a linear, logical sequence of events. As with a puzzle, put the easy parts together first, then add other pieces as you see how they fit. Naisbitt says he finds it helpful to write each event, fad, phenomenon and other tidbit on a 3x5 card. He shuffles and deals them out repeatedly, looking for connections to jump out at him.


"Don't get so far ahead of the parade that people don't know you're in it." People can only comprehend so much change at once - don't push them so far that you leave them behind. Think about the museum tour guide, who waves her charges along, while never losing sight of the last person in the line.


"Corporate leaders have to be only imperceptibly ahead of their parades: They have to attend to business in a no-nonsense way," says Naisbitt. This is the mindset I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most, sometimes attempting to move my organization farther and faster than it was ready for - and getting nowhere as a consequence.


"Resistance to change falls if benefits are real." (And I would add, if those benefits are understood.)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a change. Once they do, and if the benefits are real enough, they will embrace the change. As a leader, remember that it is your job to help people see and understand those benefits. If your team doesn't get it, it's your problem - not theirs. When people resist change, find out why. And then address those real concerns.


"Things that we expect to happen always happen more slowly." Even famous futurists like Arthur C. Clarke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time it takes for things to change.


"You don't get results by solving problems but by exploiting opportunities." Problems are the past. Opportunities are the future. Look for those who are focu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future, rather than today's (or yesterday's) problems. Know when to drop old technology and old problems and grasp the new.


"Don't add unless you subtract." I love this one - it's all about focusing on the few things that are vital, and ignoring the rest. Don't add new products without dropping old ones. Don't add more people (for the same amount of work) without dropping some lower performers. Don't try to keep abreast of everything. Pick a few categories (five?) to watch. If you find a new category to watch, drop one of the old ones. No one can keep up with everything, so pick and choose what you will watch. As Naisbitt quotes Lao Tzu, "To attain knowledge, add things every day. To attain wisdom, remove things every day."


"Don't forget the ecology of technology." Every technology ha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sk Naisbitt's three questions about any change your are studying: "What will be enhanced? What will be diminished? What will be replaced?" Then seek a high-touch approach to high-technology - seek to make the new experience a human experience, not just a tec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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