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2010-03-31 |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任志强

　　任志强搜狐博客：http://renzhiqiang.blog.sohu.com/

　　房价的问题已争论多年了，2001年就有了泡沫与春东之争，而今年与2001年相比房价已上升了许多，这种泡沫与冬天的争论还在继续，房价也在叫骂声中依旧保持着上涨的趋势。

　　导致房价上升的原因有许多，导致房价下跌的原因也有许多，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中，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的因素在积极发挥着作用，而导致房价下跌的因素尚未成为主流，因此部长们得出了未来20年仍处于上涨的压力的结论：

　　我所观察的主要因素大约有如下几点，让中国的房价处于可持续上升的阶段：

　　一、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着住房高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让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并未合理的解决人口增长与居住的问题，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建国初期4.7平方米的水平。虽然改革的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每年的开复工总量都在扩大，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房地产泡沫中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在人口告诉增长中发生的呢？当人口增长下降且住房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压力，如现在的德国家庭总数少于住房总套数，房价自然也就难以上涨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决定着家庭分裂的速度。中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户下降到了2008年的2.96人/户，并在不断的下降中。正是因为70年代之后的高生育率决定的，80—90后的家庭分裂速度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会延续大约至少十年。

　　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约700多万户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户。而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大约只有500多万套，仅能满足不到一半新增家庭的需求。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中国的城市化需求。

　　中国正处于经济数十年持续的高增长中，这个增长中的贡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市化的需求。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中出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不实现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历史上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贫富差别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是重重工业而轻城市化的进程。世界上，特别是亚洲的多数国家都在二战之后迅速的用低成本完成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在人均1000美元GDP时实现了城市化率65—70%。而我国1949年时仅有城市132个，市区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7.3%。到1978年只有城市194个，城市化率仅为17.92%，处于城市缓慢发展的阶段。而1978—1995年期间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1995年已有城市64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29.04%。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30—70%的城市化率为加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70%的城市化率之后为稳定发展的阶段。而我国正处于这个高速和加快的城市化率阶段，1995年至今城市已达660个，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已达45%，虽然低于49%的世界水平，但仍以年均1.26%的速度在增长，最高年份达4.65%的增长率。

　　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2亿农民的进城问题，但还需解决4亿农民的进程问题。如果同样的速度将需要60年的时间，必须以成倍增长的速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时实现城市化率65—70%的水平。

　　中国现有存量住宅约145亿平方米，至少还要建设240亿平方米才能在不断拆旧与拆除中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的供给严重滞后，尚无法满足这个城市化率的需求。

　　从近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情况分析，外地非农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6.4%，外地农业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5.3%，两者合计约占用30%以上。不管这些房子是用什么方式提供的，至少应有这么多数量的住房，而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达到满足条件的，市场化的供给条件只能在其中择优录取了。这个竞争与选择的手段大约就是价格了。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中国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约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4%，而农村宅基地的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5%。如果拿出1%的国土面积来建设城市，则至少可以解决14亿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中国是不缺少土地的。

　　但中国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无法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宅基地产生集中的效应，并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变成进城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顾虑不得不出台严守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于是土地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多项选择中成为了资源极度稀缺的产品。

　　土地是再生的资源，但土地的用途则是多样性的。目前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7%，但实际的农田只剩了18亿亩多一点，其中约13—15亿亩用于粮食的生产，其余用于经济作物等。但从土地利用的变化看，变成只剩18亿亩耕地的原因与建设用地的增减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最大量的则是退耕还林的生态保护。

　　


　　而全国的建设用地中又有基础设施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多项。城市建设用地中又有商业、办公和住宅用地之分。住宅用地中还要分保障性住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等多类。结果最终的全部建设用地中房地产用地只剩了4.5%，而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得惊人了，于是土地的稀缺性就埋下了招拍挂中不断出现天价的种子。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

　　都在抱怨政府天价地太黑的同时，也许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地价与房价上，尤其是关注政府的地价收入上。其实政府的地价收入都多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土地之中，变成了房价上涨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正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之中，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改变城市的形象，不断的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投入。大量的城市在建高速铁路、公路、轻轨、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以及城市花园和改善城市面貌，因此许多地王的出现正在于公路、轻轨的作用；正在于城市花园的环境改变；正在于学校与医院提供了转项的需求。不但所供的土地被社会与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周边的房价也在市场中得到了价值的重新认定。

　　环境的改善让价值被重估本就是件合理的事情，而城市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又有哪个不是希望提高国民的财富与城市的价值呢？难道会有一个政府专门去想让国民的财富不断的贬值、让国民的财富越来越不值钱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也一定会很快被国民推翻的。而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国民财富价值是同样重要的事，要严厉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想用国民财富贬值来达到推翻政府执政目的的短视者。

　　而政府的大量投入和环境的改变难道不同时应提升房屋的价值吗？

　　五、价格的提升也是一种货币现象。

　　请问：除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因素之外，又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永远升值的呢？有的货币在对其他货币升值时，对本国的购买能力也许仍然是贬值的。既然货币是一种长期贬值状态，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就一定是货币的升值。

　　请问：三十年前十元钱能买多少东西，而今天能买多少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典型的货币现象。请问：三十年前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而今天又是多少呢？那么收入的增长基础除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之外，则一定是货币的贬值，因此才有了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

　　如果用银行存款来计算，所有人都会认为存款的货币是在贬值的，同样的钱办了不同样的事情，买不了同样多的东西了。那么对其他产品而言的贬值，在不动产上也同样存在。

　　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政府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

　　十、不可忽略的收入增长。

　　几乎全社会听到的都是中国高房价的怨声载道，更培育出了无数的泡沫梦幻。既有人用不正确的计算方式中的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泡沫，也有人用房价租售比来证明这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却从来没有人承认房价的增长幅度与数倍远远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倍数。

　　如果用价格与收入的同比计算，1998年房改货币化时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只有1854元/平方米，同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年，家庭平均为3.1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17143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9.5平方米，8年约购买74平方米的住房。全国1998年的住房中位数面积为62平方米，则房价收入比在1：7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6以下，少数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在1：8左右（因为收入合理应用中位数，房价也应用中位数价格，则全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都在1：6以下）。

　　今天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平方米，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为2.9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11.44平方米，全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约为68平方米，则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91.5平方米的商品房，6年的收入正好购买68平方米。房价收入比都平均在1:6之内，换成中位数技术，则仍是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在1：6之下。

　　再看各自的增长情况，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4445元/平方米，增长了1.39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

　　问题只在于平均数中只反映了一种统计中的对比情况，实际的生活中则一部分人大大的高于平均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大的低于平均收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更大的面积改善居住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靠政府的保障解决住房问题。恰恰是略低于活略高于平均收入的一群人，既不能纳入政府的保障范围之内，又没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任意的选择消费，但又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于是成了被美誉为夹心层的一群，也成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也要攻击房价与社会的主力。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商品房住房生产量每年仅有500万套上下，按城市现有家庭户数计算大约只占2.5%（城市人口约6.07亿，2亿多户），只能优先满足那些收入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只有当供给量大量增长时，才能用不同的产品覆盖更大的受益群体。

　　因此在收入的增长中，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中，房价也就停不下上涨的脚步。试想能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停下收入增长的脚步吗？试想能在资产价格的增长中停下土地价格增长的脚步吗？除了扩大供给之外，缺少供求平衡的条件时，房价只好承担更多的上涨压力了。中国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只会提高民众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许还能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房价必然上涨的原因，但只希望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过快，不要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条件。

　　我同样可以举出许多房价会下跌的理由，但至少目前这些国际上曾经出现的让房价暴跌的理由尚未在中国出现。

　　如果经济的下滑、房贷中的高杠杆率（中国一次性付款购房的比重超过了50%，贷款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9%），人口的下降、家庭分裂速度的下降（这些大约都在2020年之后才开始），如果政府投入的减少、货币的高速升值（日本当年升值了4倍多），以及大量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城市化率的减速等等。

　　而当下降的因素尚未出现、上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须正视这种目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

　　用政策的强压硬将房价打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政府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

　　房价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中才会具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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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ted by a project with high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Better check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again.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 Cautionary Tale
Tempted by a project with high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Better check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again.

The McKinsey Quarterly, McKinsey & Co.

October 20, 2004

Maybe finance managers just enjoy living on the edge. What else would explain their weakness for using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to assess capital projects? For decades, finance textbooks and academics have warned that typical IRR calculations build in reinvestment assumptions that make bad projects look better and good ones look great. Yet as recently as 1999, academic research found that three-quarters of CFOs always or almost always use IRR when evaluating capital projects. (John Robert Graham and Campbell R. Harv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Duk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Our own research underlined this proclivity to risky behavior. In an informal survey of 30 executives at corporations, hedge funds,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we found only 6 who were fully aware of IRR's most critical deficiencies. Our next surprise came when we reanalyzed some two dozen actual investments that one company made on the basis of attractive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If the IRR calculated to justify these investment decisions had been corrected for the measure's natural flaws, management's prioritization of its projects, as well as its view of their overall attractiveness, would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So why do finance pros continue to do what they know they shouldn't? IRR does have its allure, offering what seems to be a straightforward comparison of, say, the 30 percent annual return of a specific project with the 8 or 18 percent rate that most people pay on their car loans or credit cards. That ease of comparison seems to outweigh what most managers view as largely technical deficiencies that create immaterial distortions in relatively isolated circumstances.

Admittedly, some of the measure's deficiencies are technical, even arcane, but the most dangerous problems with IRR are neither isolated nor immaterial, and they can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budget managers. When managers decide to finance only the projects with the highest IRRs, they may be looking at the most distorted calculations — and thereby destroying shareholder value by selecting the wrong projects altogether. Companies also risk creat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for themselves and for shareholders, potentially confusing invest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lating managerial rewards. (As a result of an arcane mathematical problem, IRR can generate two very different values for the same project when future cash flows switch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or positive to negative). Also, since IRR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it can make small projects appear more attractive than large ones, even though large projects with lower IRRs can be more attractive on an NPV basis than smaller projects with higher IRRs.)

We believe that managers must either avoid using IRR entirely or at least make adjustments for the measure's most dangerous assumption: that interim cash flows will be reinvested at the same high rates of return.

The Trouble with IRR
Practitioners often interpret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s the annual equivalent return on a given investment; this easy analogy is the source of its intuitive appeal. But in fact, IRR is a true indication of a project's annual return on investment only when the project generates no interim cash flows — or when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really can be invested at the actual IRR.

When the calculated IRR is higher than the true reinvestment rate for interim cash flows, the measure will overestimate — sometimes very significantly — the annual equivalent return from the project. The formula assumes that the company has additional projects, with equally attractive prospects, in which to invest the interim cash flows. In this case, the calculation implicitly takes credit for these additional projects. Calculations of net present value (NPV), by contrast, generally assume only that a company can earn its cost of capital on interim cash flows, leaving any future incremental project value with those future projects.

IRR's assumptions about reinvestment can lead to major capital budget distortions. Consider a hypothetical assessment of two different, mutually exclusive projects, A and B, with identical cash flows, risk levels, and durations — as well as identical IRR values of 41 percent. Using IRR as the decision yardstick, an executive would feel confidence in being indifferent toward choosing between the two projects. However,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elect either project without examining the relevant reinvestment rate for interim cash flows. Suppose that Project B's interim cash flows could be redeployed only at a typical 8 percent cost of capital, while Project A's cash flows could be invested in an attractive follow-on project expected to generate a 41 percent annual return. In that case, Project A is unambiguously preferable.

Even if the interim cash flows really could be reinvested at the IRR, very few practitioners would argue that the value of future investments should be commingled with the value of the project being evaluated. Most practitioners would agree that a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 by definition, the return available elsewhere to its shareholders on a similarly risky investment — is a clearer and more logical rate to assume for reinvestments of interim project cash flows.



When the cost of capital is used, a project's true annual equivalent yield can fall significantly — again, especially so with projects that posted high initial IRRs. Of course, when executives review projects with IRRs that are close to a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 IRR is less distorted by the reinvestment-rate assumption. But when they evaluate projects that claim IRRs of 10 percent or more above their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se may well be significantly distorted. Ironically, unadjusted IRRs are particularly treacherous because the reinvestment-rate distortion is most egregious precisely when managers tend to think their projects are most attractive. And since this amplification is not felt evenly across all projects, managers can't simply correct for it by adjusting every IRR by a standard amount.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grows as a project's fundamental health improves, as measured by NPV, and it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unique timing of a project's cash flows.)

How large i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 flawed reinvestment-rate assumption? Managers at one large industrial company approved 23 major capital projects over five years on the basis of IRRs that averaged 77 percent. Recently, however, when we conducted an analysis with the reinvestment rate adjusted to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 true average return fell to just 16 percent. The order of the most attractive projects also changed considerably. The top-ranked project based on IRR dropped to the tenth-most-attractive project. Most striking, the company's highest-rated projects — showing IRRs of 800, 150, and 130 percent — dropped to just 15, 23, and 22 percent, respectively, once a realistic reinvestment rate was considered. Unfortunately, these investment decisions had already been made. Of course, IRRs this extreme are somewhat unusual. Yet even if a project's IRR drops from 25 percent to 15 percent, the impact is considerable.

What to Do?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way to avoid problems with IRR is to avoid it altogether. Yet given its widespread use, it is unlikely to be replaced easily. Executives should at the very least use a 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While not perfect, MIRR at least allows users to set more realistic interim reinvestment rates and therefore to calculate a true annual equivalent yield. Even then, we recommend that all executives who review projects claiming an attractive IRR should ask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assumed interim-reinvestment rate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an assumption that interim flows can be reinvested at high rates is at best overoptimistic and at worst flat wrong. Particularly when sponsors sell their projects as "unique" or "the opportunity of a lifetime," another opportunity of similar attractiveness probably does not exist; thus interim flows won't be reinvested at sufficiently high rates. For this reason, the best assumption — and one used by a proper discounted cash-flow analysis — is that interim flows can be reinvested at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2. Are interim cash flows biased toward the start or the end of the project? Unless the interim reinvestment rate is correct (in other words, a true reinvestment rate rather than the calculated IRR), the IRR distortion will be greater when interim cash flows occur sooner. This concept may seem counterintuitive, since typically we would prefer to have cash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The simpl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reinvestment rate and the assumed IRR exists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so the impact of the distortion accumulates. (Interestingly, given two projects with identical IRRs, a project with a single "bullet" cash flow at the end of the investment period would be preferable to a project with interim cash flows. The reason: a lack of interim cash flows completely immunizes a project from the reinvestment-rate risk.)

Despite flaws that can lead to poor investment decisions, IRR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be used widely during capital-budgeting discussions because of its strong intuitive appeal. Executives should at least cast a skeptical eye at IRR measures befor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authors, John C. Kelleher and Justin J. MacCormack, are consultants in McKinsey's Toronto office. They wish to thank Rob McNish for his assistance in developing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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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

胡锦涛: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
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 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　习近平主持

2010年02月04日00:00 来源：人民网

胡锦涛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他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８点意见。


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


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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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不要幻想经济学帮你赚钱-

加拿大 Yi 问：

身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您认为经济学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帮助？


答Yi：


千万不要幻想经济学可以给你带来财富。我没有遇到一个大富人家是曾经研究经济的。学经济，对小康或多一点有助，但同样花那么多时间作学问投资，收入的回报经济学只是差强人意。从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变化出来的金融学，今天的打工收入最高。是教人投资的职业，很有点尴尬，因为那些职业金融专家自己的投资命中率，一般比不上我已故的不识字的母亲。听说风水先生是不能替自己看风水的。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只是解释世事，别无其它。是非常有趣的学问，对脑子的操练有大助焉。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初出道时就有了终生雇用合约，没有被任何人强迫发表。一起笔就升到正教授，从来不需要为争取加薪而写文章。这样的经济学职业，七十年代起不复存在了。纯为解释世事而学问，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收入不错，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决定，虽然要拼搏，往往苦不堪言，但整体来说自由自在，有不枉此生之感。



真的有解释力的经济学问，在市场值钱吗？大学之外很难说。不少公司曾经邀请我作董事，但那是看名头，不是看学问，一般推却。专栏文章可以卖点钱，但恐怕那是因为我的兴趣广泛，可以无所不谈，读者认为过瘾。



应该是很值钱的——应该富可敌国（一笑）——是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理解。是深入的理解，所到之处前无古人（一笑），但我要向谁收钱呢﹖不少朋友认为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贡献（一笑），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抽小半个佣，也富绝地球矣（最后一笑）。但一分钱也没有收过，天下能不为区区在下而同声一哭乎？



写到这里，悲从中来，不由得想到明人徐渭的一首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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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闭关自守也无妨!

（2009.09.22）闭关自守也无妨！(2009-09-22 08:02:54)

标签：张五常 轮胎特保案 财经

分类：五常谈经济

去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提名时，说如果他获任总统，会杜绝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据说不安全是原因。后来他认说错，有歉意。(想深一层，美国本土的玩具工业早就移师中国及工资较低的国家，去如黄鹤，没有什么可以「保」的。)最近九月十一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的进口税，三年加三次，每次加得厉害，得到奥巴马批准。奥氏之前，布殊执政时，美国的压力团体多次提出对中国货进口征收惩罚税，据说有六项通过有关当局，皆被布殊否决。



有一个严重问题。这次在惩罚中国轮胎进口的言论中，没有提到像玩具那样，被指有危险成分。中国制造的轮胎显然被认为是安全的，只是价格相宜，导致美国的轮胎工人失业，所以要惩而罚之。既不危险，也非倾销，只是价格过低。这样，将来反对中国制造品廉价进口的声浪会不绝于耳，奥巴马不容易厚此薄彼，轮胎的命运会成为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先驱。不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选择。



重罚中国轮胎进口，美国还存在的轮胎制造商会得益，但没有谁会在那里兴建轮胎工厂。这是因为惩罚关税这回事，既可来，也可去，设厂造轮胎是蠢行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呢？大量产出轮胎，廉价输美，也会同样地遇到惩罚关税，所以也不会那样傻，见到自己的国家还没有被点名就赶着去设厂产出轮胎了。如此类推，明智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会选择不走廉价输出美国的路，转而谋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相贸易，地球一体化会变为地球两体化。



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象力过高，但逻辑是对的。中国可以报复（retaliate）吗？当然可以，而纵观今天中国持有的筹码，容易。我反对。曾经说过，无论外间怎样惩罚中国货进口，北京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协商不成，他们要惩罚，一笑置之是上策。何况今天遇上金融危机，此报复也，将会导致保护主义地球化，对中国半点好处也没有。是的，协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来顺受。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闭关自守，有得守，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要从史密斯的《国富论》起笔的制针工厂说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下简单的分析。史前辈的制针工厂，因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产量，比独自操作的产量高出数百倍。我曾经指出，因为专业而分工合作，其产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万倍。这是史前辈指出的「国富」的主要原因。他跟着翻来覆去地指出，要鼓励专业分工产出，市场贸易不可或缺，因为没有市场无从专业。这就带来史前辈的一个重要格言：「专业产出的限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 (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这里我要用一些真实的数据来示范市场广阔度对生产成本的重要决定性。二○○一年为了写《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生产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制商提供印制书籍的成本数字，由花千树的叶海旋核对，说明一分也不能错。是一本三十二开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平装书，以港币算，时间是二○○一年七月。众所周知，印制书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获得的数据，印制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资料显示，开头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远为轻微。当时我算过，考虑到仓库的租金，无限量的不急销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制八千本最着数。



在香港要出书过瘾一下的君子们知道，因为市场小，要销售五百本不容易。二○○一年的市价，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书每本约四十五元，批发六折，是二十七元。没有算进编辑、设计费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过瘾不能不入肉伤身。要真的过瘾，二千本（印制成本平均约十七元）是起码的要求了。



市场销量够大是利用专业分工产出而减低成本的主要法门，也因为这法门的存在，基于私有产权的经济就可以夸夸其谈了。印制书籍是量愈大产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个好例子，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不难想出更夸张的其它实例。权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谓私产）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产，市场的销量不足，算你是绝顶天才也只能大叹倒霉了。



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书过瘾一下吗？国内今天的书价比香港的大约低一半，成本也大约低一半，销售二千本当然远不及香港那么困难。书籍如是，其它产品也如是。外间多购中国货是扩大市场，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么大的市场，他们要保护什么的，让他们保到够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国在消费指数一蹶不振的今天，他们会推出保护主义。难道轮胎之价大幅提升，那里的市民会多购汽车吗？是湛深的学问，我不懂。



美国推出保护主义，对中国当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发展得有头有势的神州大地来说，因为本身的市场够大，用不着哭出来。报复还击，怎样算我也算不出对中国本身有好效果。中国的劳苦大众拼搏了那么多年，站稳了脚，让他们享受一下外间的名牌贵货不是很好吗？索性取消所有进口关税吧！是站起来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时候了。



我曾经指出，中国要大事发展的是内供，而不是内需。只要内供发展得好——主要是撤销所有约束内供的管制——内需的威力会随之而来。外需无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经不是炎黄子孙的生存命脉了。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要靠出口换饭吃，或靠开赌，或靠旅游，或靠碰中了些什么天然矿物。但中国不是小国，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场大得惊人，而工业的确是发展起来了。人家要保护，中国在不利中可以稳守，而长此下去，最大的输家一定是推出保护的那一方，因为在保护中市民是买贵了货，资源的使用也被误导了。日本保护农产品的经验是灾难性的。



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国惩罚中国的轮胎进口，在过渡期间中国的轮胎制造商会受到损害。中国自动提升出口税会打上交叉，也会与目前的出口税制有冲突。自动约束出口量是配额制度，麻烦多多，纺织品的前车可不鉴乎？然而，轮胎出口配额会减少甚至弥补制造商的财政损失，而更重要是会大幅提升出口轮胎的质量。如果美国可以接受这配额而放弃惩罚税，对中国来说是比较上算的。我可以保证，如果惩罚税换作配额制，而商务部懂得容许配额以市价自由转让，中国产出的轮胎的质量会冠绝天下。这是价格理论的推断，其准确性与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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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sbitt : 11 mindsets in developing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Naisbitt wrote the bestselling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and 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 among others. He is a remarkably prescient futurist.

Here are the 11 mindsets he says he has used in developing his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While many things change, most things remain constant." What we need to accomplish doesn't change much, but how we do it changes often - and in big ways. Great companies maintain an unchanging core ideology and values, even as they innovate in all else. When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be carefu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al, long-term trends and short-term fads.


"The future is embedded in the present." The essence of this mindset is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order to build an overall sense of direction. Naisbitt suggests reading newspapers as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Personally, I think careful attention to Blogs and online news works better today, but read Naisbitt's discussion before you decide.


"Focus on the score of the game." Ignore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about what they want you to think happened. Pay attention to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a football game, what matters is the final score. It doesn't matter how a team prepared, or what a coach thought about the referee. What counts is the score. Look to data. See the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website for more on this important concept.


"Understanding how powerful it is not to have to be right." Focus on what is right and ignore who is saying what. Don't let authority trump reason.


"See the future as a picture puzzle." Don't try to build your picture of the future as a linear, logical sequence of events. As with a puzzle, put the easy parts together first, then add other pieces as you see how they fit. Naisbitt says he finds it helpful to write each event, fad, phenomenon and other tidbit on a 3x5 card. He shuffles and deals them out repeatedly, looking for connections to jump out at him.


"Don't get so far ahead of the parade that people don't know you're in it." People can only comprehend so much change at once - don't push them so far that you leave them behind. Think about the museum tour guide, who waves her charges along, while never losing sight of the last person in the line.


"Corporate leaders have to be only imperceptibly ahead of their parades: They have to attend to business in a no-nonsense way," says Naisbitt. This is the mindset I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most, sometimes attempting to move my organization farther and faster than it was ready for - and getting nowhere as a consequence.


"Resistance to change falls if benefits are real." (And I would add, if those benefits are understood.)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a change. Once they do, and if the benefits are real enough, they will embrace the change. As a leader, remember that it is your job to help people see and understand those benefits. If your team doesn't get it, it's your problem - not theirs. When people resist change, find out why. And then address those real concerns.


"Things that we expect to happen always happen more slowly." Even famous futurists like Arthur C. Clarke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time it takes for things to change.


"You don't get results by solving problems but by exploiting opportunities." Problems are the past. Opportunities are the future. Look for those who are focu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future, rather than today's (or yesterday's) problems. Know when to drop old technology and old problems and grasp the new.


"Don't add unless you subtract." I love this one - it's all about focusing on the few things that are vital, and ignoring the rest. Don't add new products without dropping old ones. Don't add more people (for the same amount of work) without dropping some lower performers. Don't try to keep abreast of everything. Pick a few categories (five?) to watch. If you find a new category to watch, drop one of the old ones. No one can keep up with everything, so pick and choose what you will watch. As Naisbitt quotes Lao Tzu, "To attain knowledge, add things every day. To attain wisdom, remove things every day."


"Don't forget the ecology of technology." Every technology ha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sk Naisbitt's three questions about any change your are studying: "What will be enhanced? What will be diminished? What will be replaced?" Then seek a high-touch approach to high-technology - seek to make the new experience a human experience, not just a tec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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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大规模流入我国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热钱大规模流入我国的原因及对策

张明　林晓红　
2008年09月18日13:20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一、热钱的定义和盈利方式

　　热钱（Hot Money）也被称为国际游资，是指在一国金融市场上投机获利的国际短期资本。对冲基金就是著名的热钱持有机构，然而持有热钱的除了对冲基金之外，还包括养老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外国居民甚至本国居民等个人投资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热钱的定义也不断扩展。例如，过去的热钱通常指在一国金融市场上停留不到一年的国际资本，而当前的热钱停留时间可能超过一年以上，以至于被称为“长期投机性资金”。又如，过去我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实体投资而非热钱，但目前进入中国的FDI在结汇后可能不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是直接进入股票市场，这实际上就是通过FDI渠道进入的热钱。

　　热钱的盈利方式通常包括套利、套汇和赚取资产升值收益。所谓套利是指从两种货币的利差中获益。例如，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日本银行被迫将日元名义利率长期保持在0.5%的水平上，因此就有很多国际投机者从日本商业银行借出日元，并兑换成其他货币（例如人民币）。由于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目前为4.14%，这就意味着即使国际投机者不从事任何金融投资，而仅仅把钱存到中国商业银行，每年就能获得3.64%的无风险收益率。所谓套汇是指从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升值中获益。例如，假如热钱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前进入中国（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8.27），在2007年4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时撤出中国，则热钱可以赚取大约15%的收益。所谓赚取资产升值收益，是指热钱通过投资一国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而赚取的资产溢价。

　　如果热钱在2007年初进入中国股市，并在2007年底退出，那么将获得利差、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溢价三重收益，其中利差在2%左右，人民币升值收益约10%左右，而当年上证指数上涨了约94%。这说明2007年热钱流入中国的首要原因在于获得资产价格溢价，其次在于从人民币升值中获益，最后才是套取利差收入。

　　二、当前热钱为什么大规模进入中国

　　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热钱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根据中国的测算，2005年至2007年流入的热钱规模分别为2282亿、2078亿和3851亿美元，3年流入的热钱累计规模为8211亿美元，约占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1.53万亿美元）的54%。尤其是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爆发以后，随着中美利差的拉大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的加快，热钱流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继续上升。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以及FDI的简单方法计算，则2008年第1季度的热钱流入量为851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加额的55%；2008年4月的热钱流入量为502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加额的67%。

　　当前热钱为什么大规模流入中国呢？外部原因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内部原因则在于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的加息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

　　美国金融市场一直是国际资本最为集中的市场，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一方面导致与次级抵押贷款直接相关的金融产品的价值缩水，另一方面从整体上改变了投资者对于美国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导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同时大幅下跌并持续低迷。为了保证继续获得高收益率，国际热钱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

　　虽然次贷危机造成的美国进口需求下降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出口行业造成了冲击，但中国宏观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总体影响不大。当前中国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处于较高增长水平，总需求过热导致了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虽然近期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了回调，但这两个市场的增长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将基准利率下调了325个基点，另一方面表现为美联储改变了六十多年来的惯例，开始通过贴现窗口向投资银行提供贷款。而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在2007年六次加息。中美央行实施的方向相反的货币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利差不断拉大，从而刺激了热钱的流入。

　　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远低于均衡水平，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选择了小幅、渐进、可控的升值策略，这种策略导致国际投机者形成了人民币汇率将会长期升值的单边预期，从而刺激了更多的热钱流入。200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3%，2007年升值10%，2008年第1季度就升值4%，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速度的加快刺激了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

　　2003年以来，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加速上升。200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出现了持续两年多时间的大牛市，上证指数从最低的800点左右上升到2007年10月的6000点左右，在两年多时间内上升了6.5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持续火爆，也是刺激热钱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当前热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流入中国境内，包括经常项目渠道、资本项目渠道以及非法渠道（例如地下钱庄）。

　　经常项目下的商品与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都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在贸易项下，境内外企业既可以通过进口低开发票、出口高开发票的方式引入热钱，也可以通过预付货款或延迟付款的方式使得资金更长时间地停留在中国国内，还可以通过编造虚假贸易合同来获得结汇的许可。在收益项下，热钱可以通过被人为夸大的职工报酬或虚假赡家款的方式流入。在经常转移项下，海外捐赠往往成为热钱进入的常用途径，在某些地区，有条件捐赠甚至虚假捐赠的现象非常普遍。

　　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和外债等均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对FDI采取鼓励与吸引政策，FDI的外汇既可以在银行开立现汇保留，也可以通过银行卖出。这就便利了热钱以FDI名义流入，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借助某些方式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及房地产市场。通过QFII渠道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合法渠道。然而，通过购买具有QFII资格的海外金融机构未使用的投资额度，热钱也可流入中国。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并不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等于投资总额，不足部分可以用外债补足。这种模式被称为“投注差”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外债逐渐成为热钱进入中国境内的便捷通道。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的模式是，先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后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地下钱庄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一些通过合法渠道无法进出中国的资金的需要，例如洗钱和毒品交易引起的资金流动和大额换汇等。正是由于地下钱庄的“灰色”背景，一些国际著名机构在是否利用地下钱庄问题上持格外谨慎的态度。目前使用地下钱庄向境内注入资金的，以个人投资者居多，尤其是港台投资者。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某些外资银行甚至内资银行，也开始提供类似于地下钱庄的服务。具体操作程序是：首先，境外投资者将一笔美元存入某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随后，该外资银行的中国大陆分行以上述美元存款为抵押，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国内的关联机构提供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贷款。以上两笔关联操作由于隐藏在外资银行庞大的存贷款业务中，很难被甄别出来。鉴于外资银行相对于地下钱庄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很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始选用此种渠道。

　　四、热钱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8年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目前越南已经处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边缘。有人担心越南的危机可能传递到中国。这种担心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越南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迥异。当前越南面临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压力以及失控的通货膨胀，而中国面临贸易盈余、财政盈余、货币升值压力以及可控的通货膨胀。不过，虽然中国不可能爆发越南式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中也潜伏着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这便是热钱集中撤出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国际收支逆转以及全面金融危机。

　　热钱对一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热钱大规模流入会加剧一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推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形成。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热钱的突然大规模撤出将会刺破一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的破灭一方面将通过负向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将会降低企业的股权价值以及企业可向银行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从而影响企业投资。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大规模下降都足以导致经济停滞甚至经济衰退。

　　此外，热钱的大规模流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即热钱通过经常账户下的收益项流出）和资本账户逆差（即热钱通过FDI和证券投资以及外债的还本付息而撤出），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将发生逆转，人民币可能相对于美元大幅贬值。随后而至的则可能是全面、持久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热钱大规模流入也对中国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了掣肘。正是出于对热钱大规模流出的担忧，央行在改变人民币升值策略的问题上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保持目前小幅稳健的升值策略，那么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刺激下，热钱将继续涌入，直至局面失控；如果转为实施一次性升值或自由浮动，则人民币汇率的超调可能引发热钱突然之间大规模流出。

　　五、如何防范热钱的大规模流入及撤出

　　那么，应如何防范热钱的继续流入以及突然撤出呢？

　　首先，即使面临汇率超调的风险，我们仍然应该调整人民币的现有升值策略，打消投机者的单边升值预期。中国政府目前可以考虑实施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或者暂行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其次，我们应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而这又具体包括：其一，加强对外债的监控，相对于通过贸易渠道或FDI渠道流入的热钱而言，外债是中国政府目前相对可控的；其二，加强对通过贸易和FDI渠道流入的热钱的识别和管理，这有赖于海关、外管局、商务部以及外资企业开户商业银行的更加密切的数据交换及合作；其三，加强对经常转移项目的合规性审查，尤其是对海外捐赠的审查；其四，加强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并加强对提供类似地下钱庄服务的外资银行的监管；最后，收紧对中国居民和香港居民自由换汇的额度安排（当前中国居民每年可以自由兑换5万美元外汇，而香港居民每天可以通过银行向大陆电汇8万元人民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华安证券高级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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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美国坐庄做爆了 我来告诉中国怎么坐庄

2009-06-26 |
谢国忠：美国坐庄做爆了 我来告诉中国怎么坐庄
谢国忠：通涨来临是拐点 ，明年更痛苦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资本汇·城市与商会投资高峰论坛24日下午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嘉宾围绕“紧抓需求·招商亮剑”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以下是嘉宾谢国忠发言实录。

谢国忠：谢谢大家，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和大家交流意见。现在形势比较复杂，大家有很多疑问，我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等一下可以互相交流。
　　
　　金融危机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从07年8月份次贷危机开始来算。经济危机也差不多一年时间了，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下滑。今天第一次观点有很大的变化，过去三个月里面，全世界的股市上升了近5成，发达国家也上升了有3成，一些地方房地产也有回升，不少观点认为危机过了，新一轮的增长又开始了。但这个观点呢，并不是说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市场波动很大。市场波动大，意味着大家观点还是不一致。总的来说，乐观的人占上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市场朝上走。
　　
　　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危机到今天这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要了解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你才会对未来变化有比较切实的理解，不会听别人说说就改变你的观点。我们今天的危机是很多年积累起来的，我写这个问题，光写问题就写了10年。这个危机，主要是过去20年经济繁荣当中有一些走过头了。我们的经济繁荣20年，是因为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特别是IT革命带来的。这两个力量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这个繁荣的出现，不仅是有了繁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比较稳定，20年没有出现过很大的危机，我们出现的危机，主要的是新兴市场出现了94年墨西哥的货币危机，98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00年出现了高科技的调整，这个危机总的来说，时间都很短。墨西哥的危机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影响，98年的危机，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99年大幅上升。2000年、01年高科技的回调，幅度很小，两年就起来了，这个繁荣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么长时间的繁荣，波动那么小，引起了大家对风险的低估，所以金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一般人对风险，认为风险小，所以大家对金融特别感兴趣。

这个背后，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个泡沫，这个泡沫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引起的。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写格林斯潘是制造泡沫的人，他认为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靠增加流通。增加流通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读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货币供应过多，引起了通涨。后来引起了货币论，印钞一定会通涨，货币增加得多，通涨是不可避免的。格林斯潘一共主持了美国货币政策18年，18年当中，他每次用的都是印钞票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出现通涨啊，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通涨和货币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暂时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出现一个力量把通涨压住了，这个力量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进入了世界市场，把发达国家的工资压住了，美国的实际工资20年来没有什么增长。工资的增长扣除通涨，没有什么增长。另外一个是IT的力量，也减少了生产的成本，这两个力量使得货币供应暂时不引起通涨，货币的供应量进入了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引起了股市、楼市的上升。股市楼市上升之后，带动了需求的上升，所以为什么格林斯潘当时能够那么有效的去管理经济，每次经济下调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发放货币把经济拉回来，实际上是在搞泡沫。搞泡沫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可以看到的，那就是负债率的大幅度上升。负债率的大幅度上升，借来的钱去买股票、房地产，引起股票、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这是积累了那么多年起来的，我们看到，在格林斯潘时代出现了很多相对价格的变化。比如说美国的住房价格，美国住房从历史上来说，总的价值和GDP的比例历史平均就是一倍以下的，上次泡沫是1.3倍，低的时候是0.7、0.8倍，收入和房价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这次达到1.7倍，是历史上没有出现的，英国的房价更离谱，房价和收入的比例，从94年最高点也就是06年，增长了200%，美国增加了100%。这个价格的出现，就是说通涨被一个特殊的力量压铸以后，央行印钞票过度刺激了资产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上升，财富效应带动需求，格林斯潘通过制造一个新的泡沫解决过去的泡沫爆了之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现在这个大泡沫爆了之后，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制造一个新的泡沫才可以解决经济的问题，所以有很多观点认为印钞票、再搞一个泡沫，大家觉得泡沫爆了之后人活不下去了，昨天的日子那么好过，股价高、楼价高、盈利高、消费业旺，突然泡沫爆了，刚刚爆的时候政府还改革，指责华尔街贪婪，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灾难，现在不谈了，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在唱好。为什么？怀念过去的泡沫，就想回到昨天多好啊！

　在这种心态下，政府放钱，靠什么？减息，这个钱放出来又引起资产价格的上升。你怎么理解这件事？这是不是昨天的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格林斯潘的时代？资产价格上升之后带动实体经济的上升？然后我们又回到过去的好时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为什么？过去我们世界经济的流动框架，货币从央行放出来，最底层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互动，中国是低成本，农民进工厂拿一点工资，造产品，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因为货币政策的关系房价上升，他买东西，这个钱留到中国，中国再借给他们。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当中的钱是借来的。这个核心，里面有很多因素，第一个你要把通涨压住，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去20年美国价格变成中国价格，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这是一个过程，原来是美国的劳动力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20年后，工厂已经搬到中国以后，这个价格下降的过程已经结束了，现在世界上就是中国价格。但是中国价格本身是上升的，过去中国价格上升的时候，世界经济是感受不到的，因为美国价格很高，你掉到中国价格，中国价格上升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今天都变成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在上升，所以这个是一个通涨性的。对货币的供应，一定会有限制。

另外，在美国的钱要传递到消费，要通过房地产。美国的房地产不能像中国通过政府手段扭转，中国的开发商其实就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都是为政府打工的，土地都是在政府的手里，银行又是政府控制的，政府对房地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土地是私人拥有的，美国造房子是无法控制的。过去的过程，在房价上升的过程引起很多房地产供应的上升，这个供应的上升给第二套房，就是渡假房吸纳的，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现在还有那么多房子，所以房价有一个还原。这是中国对房地产的看法，和其他地方对房地产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土地是有限的资源，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想占有土地？他觉得土地是有限的，长期会涨价的。

我在日本泡沫看到过，日本房价很高的时候，我第一次在日本夏天打工，我看不懂日本的房子房价是美国10倍，很简单，我看不懂日本的工资和美国差不多，房地产的价格为什么会是10倍呢？东京的人指着山说，山围着，就这么一些地，这些地只会涨不会跌。你今天去看，土地价格跌了10%都不止。当时我去一个同学家，他住在上海青浦这样的地方，坐火车获取1个多小时，100多平米的房子，要卖600万美金，当时的600万美金相当于现在1000多万美金，他们全家工资加起来是10万出头一些，比例那么失调，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就那么多，土地总有人要的，别人要的时候，这价格会上升的，每个人都信，这个想法就推动了市场土地价格继续的上升。但他最终出现了拐点，掉下去再起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在美国的土地特别多，日本至少还说土地有限，土地有限这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土地有限，你土地可以到海里去要的，可以围海造地的，这很便宜，所以，这怎么会说土地供不应求呢？但是人的心态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每个人都信，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土地价格会上升。当时日本钱都集中在土地的市场，其他地方的通涨也没有那么多。美国，房地产价格要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昨天报的数字，房地产的价格继续大跌，虽然股市涨了差不多50%。为什么？土地都是私有的，经济学有一个道理，资产的价格是再生产的价格，房子的价格是再造房子的价格来决定的。如果你觉得土地是买不到了，那价格就随便你说了，是不是？但是土地毕竟还是有的，所以在美国的土地都是私人有的，政府无法控制。在中国至少有政府一看房地产市场不好了，他就不拍卖土地了。那边央行说，你要买房子，可以借钱。但是这些在美国是不可能的，我一个朋友买了60公顷的土地，那是10年前，那相当于700多亩地啊，当时他造了木头房子，10多万美金。所以，土地在美国是不值钱的。原来通过货币吹起来的房地产价格倒下来，最终回不来，怎么也救不活的。我听到中国很多人要到美国买房子，千万别买，跑到美国去，去曼哈顿去一看，说房子比上海还便宜，美国历史上，房子历来便宜，因为地多，土地都私人拥有，而且每个房子供应是无限的。我原来有个同事，他是天主教的，所以每年他都生一个孩子。在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政策，那房子那么贵怎么生得起？上海出生率、香港出生率那么低，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引起的。我的同事每年都有电子邮件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和大家说我去什么地方买工具、买木板，回家就在自己房子旁边搭个房间，他的土地相当于供应无限的。在中国行吗？一平方米1.5万了，怎么可以随便搭房子？
　因为房地产回不来，所以美国的消费起不来了。因为本来房地产做抵押到银行贷款，如果房价再掉，就无法到银行抵押、借钱，所以消费不会好，消费不会好经济也不会好，所以美国的经济要回来很困难。过去是走过头，负债率过高，房价不可能朝上涨，让你继续借钱把这个东西放大，所以你回头走了，这就要还债啊，美国家庭负债率现在是140的家庭收入，过去历史上就一半，多出来的一半就是房价高引起的。杠杆越用越多到去杠杆化，这会引起经济长期低迷。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历史上平均是8%，泡沫当中变成负的，为什么存钱？房子每年都涨那么多，你觉得越来越有钱，不用存钱啊。现在，很快就回到5%，要超过10%，靠这个慢慢的还钱。美国家庭负债刚刚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刚刚下降了一点点，这个过程是要好几年的。所以美国的经济是5年里面回不来的，需要很大的调整。而且，不仅是负债的问题，还有成本的问题。这20年，最重要的是医疗成本，从8%的GDP到16.5%的GDP，这个调整要花很久，要把医疗成本调回去。医疗成本和人口年龄指数、平方成正比，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医疗成本是上升的。

另外，美国毕竟比其他的国家上升那么多，是他体制有问题，另外是美国人这几年体重上升也有问题。美国1/3的人从医学定义是有肥胖症的，心血管病比较早发，引起医疗成本上升。为什么美国总统很好，白宫种蔬菜是很重要的，鼓励大家吃蔬菜。美国这个问题不仅是债务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不解决，美国的经济要好也不容易。为什么认为美国经济会很快回来，和中国良性循环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件事就先别想了。为什么我说这件事？中国是靠出口，说内需内需，这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我们主要是靠出口的，外国的经济非常重要。你看欧洲和日本，都是人口老化，对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非常大，过去这几年的问题是被世界经济繁荣掩盖了，现在都曝出来了，德国人口下降已经有10年了，我们都在说日本的人口下降。他们的失业率过去是10%以上，后来掉到7%，这是经济繁荣，现在又回去了。为什么失业那么高？因为你就业工资大部分的人是给别人养老的，工作有什么积极性？不工作的，像德国，你失业救济金相当于工资的7、8成，你还有积极性工作吗？我搞不懂，为什么欧洲人还要干活呢？他的经济体制是不鼓励大家工作的，不鼓励大家去赚钱，所以经济不太会好。经济不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选择。

中国人现在不懂，经济好，赚钱，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人家经济不好就替人家着急，其实人家觉得这样不错。他因为结构性的问题，人也没有这样的愿望，他这样活着挺开心的。欧洲也好不了，你看日本，这次日本比美国还惨，日本的GDP下降是两位数，这么大的经济体，从3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经济下滑是两位数的。工业下降30%，昨天出的5月份出口下降40%，日本真正的是大萧条啊，从89年开始一直不好，但至少平稳，这次是掉下悬崖了。日本的公司第一次出现了大幅度裁员、关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日本其实是非常依赖于出口的，而且出口变得非常专业，过去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产业，日本主要依赖的是汽车产业。日本人的汽车造得很好，你买车很可能购买日本的车，其他地方的质量相对都下降。日本最终倒霉的是买车的人没有了，汽车的需求是靠信贷支持的。你看房地产的问题，汽车和房地产一回事，都是靠借钱撑着的。美国人过去，一般3年换一部车，开车三年就觉得不爽了，怎么总是开这个车？那个车好啊，到店里一看，说买这个车，不要钱，你开走吧，没有首付、没有利息，你每个月给我200块吧，感觉我赚2500，每个月200还行，就每三年换一个车，其实这个车开七、八年都没有问题，那时候是因为信贷宽松引起的，而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他也就开老车，不想新车了，观念大变化了，所以汽车需求下降了一半，至少下降了1/3。所以，汽车厂关门不是简单的周期性问题，而是掉下来之后就不起来了，就爬地上了。

日本的经济为什么那么糟？第一次大裁员，日本人相信是平等的，大家差不多，这次实在受不了了，关厂、裁员那么多。过去日本人不敢拿救济金的，感觉丢脸，而现在呢？排队啊。至少就说明，你说日本没有需求，人口老化，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65岁以上的手里，年轻人没有什么消费能力的。这样的经济怎么会很兴旺呢？不太可能。日本、欧洲、美国加起来，都不太可能短期内经济好，不管再怎么刺激。他们占世界经济的3/4，世界GDP55万亿美金，日本、欧洲、美国占40万亿，发展中国家就15万亿，现在出现一个说法“西方不亮东方亮，别人不好我们好”，我们13亿人呢。我们说刺激消费，什么家电下乡等，经常有新名堂，弄点钱，但是钱都很小，暂时对某个企业有作用，但是对整个的经济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9亿的农民，存款我们可以看到的，你让他们存款买东西，以后他们更穷了，问题更大了。中国管经济，有时候利用老百姓的弱点，为什么说家电下乡管用？说中国人爱贪小便宜，说你买了东西到我这里来我给你退现金，他感觉不买就亏了，所以有短期的刺激。

我们看到的数字，从生产性的数字，全世界来说，中国的数字稍微有点好，就是PMI等等，这是存货周期引起的，最终的需求，像零售，全世界没有地方增长的。中国有点增长，我不知道增长多快，我看到很多企业也没有什么增长。我们统计局说有20%的增长？我也不清楚这个数字哪里来的。公司投资呢？最终需求不好，过去又投资那么多，怎么公司可能大量投资呢？没有的。中国银行贷款，从去年12月份开始到5月份，6个月加起来6万多亿放出来，现在炒东西的钱和这6万多亿有很大的关系。6万多亿全世界疯炒，炒石油、炒股票、炒房地产，中国的虚拟经济一下子好像变得很火爆，但实体经济呢？我看不出来很火爆，有苗头会火爆，但是我没有看到。民企，我很少看到有人说要投资，很少。和一般的民企老板，我见他们都说不干了，企业卖掉，弄点钱，炒股、炒房地产，这样活着挺好的，如果大家都不干活了，都炒股、炒房地产，这经济怎么会好呢？那剩下就是国企，中央的领导人一个命令你就得投，现在很多企业都有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你能再投多少呢？现在在投的，我真正可以看到的，真的有增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这两边可以看到。铁路公路占GDP的比例也不是很大，另外现在造铁路公路不用什么劳动力，都是机器造的，对上游的材料供应有一定的好处，对市场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这和过去我们的概念，投公路成千上万的人在上面干活，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经济来说，对就业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事，就是短线的事，要经济很快回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是要大家相信经济回来，股市楼市好了经济不就好了吗？是倒过来想的。所以为什么要先催大虚拟经济？经济很健康的时候，你这样做可能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经济固然是个泡沫，已经爆了爬下了，你打个强心针他站起来大家就说没有问题了，接下来要跑步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全世界在唱好，带来虚拟经济的繁荣是不可维持的。接下来的拐点又会出现，这个拐点是什么呢？就是通涨的出现。刚刚我说到了放钱，在格林斯潘时代放钱没有通涨。如果放钱永远不来通涨多好？所有的人就不用干活了。但是所有人都有钱没有人干活，东西一定会涨价的，因为东西的供应变少了，这不符合逻辑的。你放钱多了，总会出现通涨的。现在，4、5月份我和一些食品行业的公司了解情况，所有的供应材料价格都大幅度上升。大宗商品，从1月份到现在价格都明显加倍。土地的价格又是给政府控制，现在我们有三步政策，不许降薪、不许裁员、不许拖欠工资，这个成本也只能上不能下，所以变成通涨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有通涨就意味着世界有通涨，过去是靠中国的IT压着，现在IT已经差不多消化了，如果中国有通涨全世界都有通涨。通涨一来，就要加息了。加息之后，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印钞票，没有了。
　　
　　这个过程，明年可能更痛苦。只有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的时候，人才会放弃。现在因为大家看到股市来了，每个人都在唱好，觉得全都好了，你不能说不好。现在我要还在投行工作，他肯定会被抓起来。现在所有的都得唱好，不唱好不行。几个月前多痛苦啊？现在好不容易泡沫做起来一点了，大家都非常珍惜，要维护这个泡沫，一点点把它弄大。我觉得基本的环境是不利的，不太可能我们再制造一个泡沫来处理上一个泡沫爆掉之后留下的问题，这个泡沫做不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虚的，最重要我们要回来，只有通过改革。我刚刚说的故事，就是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回来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很多人想先炒起虚拟经济，明年全世界的经济好了我们不就接上了吗？老电影重新放就行了，但老电影放不起来了，明年你会发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空更严重。

世界逼中国单干，中国要自己创造繁荣，不是和美国人、西方人互动，那边和你互动不起来，人家没有钱了，你得自己动起来。中国的确人多，但是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钱。中国过去10年经济的繁荣和98年经济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98年政府做了三件事，把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第二件事是加入WTO，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让世界的跨国企业到中国来发展，他们得到中国的低成本、中国得到了就业。第三，公房给住户，名义上拿了点钱。以上这三个都是针对城市的，WTO是给民工带来了好处。对大部分城市家庭来说，今天他们的财富主要还是公房分给他的财富。你想想，没有这个财富，老百姓怎么会消费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十年的繁荣这三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三个政策，我们给老百姓一定的财富让他消费，最重要的是我们成本下降之后，能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今天有竞争力没有用，因为没有需求，所以你自己要有需求。

今天，我们更需要给老百姓财富让他去消费。中国的消费在GDP当中占的比例非常低，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想花钱。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有道理，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按照世界银行两年前的报告，储蓄率只有30%，和日本20年前没有大的区别。中国消费在GDP的比例一直都在下降，是中国家庭收入在GDP比例当中下降，这差不多是一起走的。不能把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怪成不愿意花钱的问题，有一个收入低还有一个财富低的问题。中国家庭的财富，总的加起来25万亿的存款，加上房地产差不多是30多万亿，加起来60万亿，两倍的GDP，很低的。在其他成熟的国家应该是四倍，所以中国的家庭财富水平很低。家庭财富低，因为财富有一半在政府的手里，政府拿那么多股票，土地、资源都是政府的，一般的市场里面，应该是家庭的，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因为没有财富是不敢消费的。虽然你有了收入，你不能全花掉，财富才可以带来安全感。前几天，政府又在说国企上市10%的流通股份，2.5%要给社保，一个是给老百姓让他有安全感，这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是有限的。

钱在政府的手里，老百姓心里还是有想法的。钱在政府手里，老百姓把政府手里的1块钱看作是4毛钱，不会比4毛钱多。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最好。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国很乐观，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家庭负债率低、政府负债率低，政府有那么多的资产，中国需求是可以起来的。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老百姓。10多万亿给老百姓会不会引起革命？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哪怕有钱？没有钱的。过去的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好处有限，一个破房子他们住5、6个人，没有钱，给他5、6万他第一件事是住房，第二件事是送孩子上学。这样的财富留在政府的手里什么用？

国资委的人说我管15万亿，感觉很牛，其实这也不是他的，中国当官的都喜欢说我有多少钱，实际上这不是他的钱啊。现在反对的声音也很多，说你看俄罗斯这个国家后来又问题了，但这和中国的问题不一样，俄罗斯都没有上市，不知道价值。还有拍卖，当时谁有钱买你的东西？钱都是从银行借来的，可以从银行借来的钱都是有关系的。那是借了大家的钱来购买东西，把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国企的股票分给老百姓之后，引起了10年的繁荣。如果中国这么做，也会引起10年的繁荣。但是老百姓花钱之后，说不定投资的钱就不够了，怎么办？过去我们赚钱都是靠帮别人做衣服、做鞋子，很累，中国人喜欢便宜，去赚别人的钱，我觉得很痛苦，最好是别人把钱给你用，不用你争，发展经济最高的境界就是别人给你钱，你给别人一张纸，美国人那是最高境界。你总是想打苦功，那是发不了财的，世界上哪有做苦功才可以发财的？中国人就是这样苦命，这永远都发不起来。要打破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很惨，美国人今天是惨，但是美国人过去20年开心过了，中国人没有开心过啊。

现在要让中国人开心一下也行，不要太辛苦，这么好的机会，全世界都要加税。发财，只有几个人发财，也就是只有几个人开心，有很多人不开心。像伊斯兰教现在还不让别人赚钱，美国50年代要交税90%，后来变成20%多，现在开始上升了。为什么上升？在20多年的繁荣情况下，大部分人没有钱，钱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大部分人生活都靠借钱，可以借到钱就没有问题了，你赚你的钱我借我的钱没有关系，但是借不到钱的时候就翻脸了，那时候民主，我举手，搞重新分配。这是坏事吗？不是坏事。因为朝右走，让一小部分人努力奋斗、创造财富。朝左走呢？是社会平衡，两边都要。如果你总是在左边，没有人工作，这个社会越来越穷，总是在右边，就要搞革命。左走、右走，这是社会自我调整的过程。美国的10年、20年都是重新的分配。过去有很多人，20多年没有钱变成有钱，现在是有钱变成没钱，这是社会调整的一个过程。他想逃，要逃到避税的地方，但现在要把避税的地方关掉，要把有钱人的钱一点点拿走。如果这时候中国的人开门，世界上有钱的人都会往中国跑。世界财富缩水50万亿美金，现在还有150万亿美金，可以折腾10%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了，不用做衬衫、做鞋子了，多辛苦？这些孩子应该让他们上学，不应该在工厂里面耗着。中国要做这个事很简单，就降低税收。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40%多，又没有多少人交，你说这40%多拿着干什么？公司的所得税是25%，个人所得税40%多，在公司干活的人什么都报销，你收不到这个钱。你把个人所得税降到25%，你收税更多，双赢。政府拿钱多，外国人一看25%？也来了。你收25%，不像美国收你90%啊。我们再开放汇率、自由进出，给人家安全感，钱不都来了吗？钱来了我们建城市，让农民干城，变成城市人，他们的子女上学，变成白领。以前是种地的，以后是白领在办公室打电脑，偷偷玩，不干活，这就是现代化。原来在农村，撒了种子吃瓜子，不干活。两代之后，大家人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不干活，这样经济就发展好了。干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我们有胆量。

有很多人和我说，这是中国自己干，单干，你怎么解释美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人不了解，你和他讲理论，说泡沫什么的，他不理解，听不懂。有一天我想到一个词，我说要懂得今天的世界很容易，就是美国人坐庄做爆了，他发了那么多衍生产品什么的，后来人家发现他没有钱，所以就爆了，人家不要你了。现在该轮到中国坐庄了，中国人给人家发点东西，钱就来了。再做20年也可能就爆掉，爆掉又怎么呢？中国的农民都在城市里面住下来了，每个人都有房子了，过上幸福的日子了，爆了也没有问题了，到时候我们和美国人一样，贬值，不还钱，不是挺好的吗？


　 今天的市场，刚刚我说的有出路，真正的牛市起来，要看到中国有结构性的调整。我99年的时候看到中国宣布加入WTO的时候我说市场要回来了，大家什么都可以买了。因为没有结构调整就没有持续的高增长，没有持续高增长就没有牛市，没有牛市就只能靠波动吸引人，今天就是波动市，股市、方式都是这样的，涨了大家进去，跌了大家出来，折腾至少要到明年年底，大家千万别追。这样的市场操作很简单，没有人买的时候你去买，看看你们的邻居，都在市场里面的时候赶快卖了，这就是赶快折腾的一个市场。像今天的价位，说会涨吗？有可能涨一点，但上限是有限的，政府在推动，政府会让它涨到6000点吗？不可能了，上次涨到6000点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政府怎么会让它涨到6000点呢？在比较高位会压住你的，比如多放点IPO，那不是股市就压住了吗？这样，你的钱就变成国有企业的钱了，国有企业维护社会稳定了，你的钱就去维护社会稳定了。

在高位的时候，千万不要追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我觉得现在国内不算，因为国内政府在推，国外我们是在调整的阶段。年初我写了文章我说春天有大反弹，这个根据在哪里？这么大的经济危机之后都有反弹，日本反弹三次，每次都是50%以上。这次，我觉得也是类似，但这个反弹比我想象的早了一些，3月初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过长，当中会出现一个下调，我们觉得是一个M型的。现在国外已经开始回调了，可能回调1、2个月，经济数据下半年真的会好一些，因为政府花那么多钱会创造一些需求，但这完全是政府创造的需求，没有后劲。政府创造的需求有后劲是进入良性循环，消费起来了、公司投资了。政府，只不过暂时给你推一下，就像一个汽车没有电发动不起来的时候，政府推一下发动起来了。但现在发动机没有了，政府推车会动，但是不推车就停下来了，但是政府不可能永远推啊，美国财政赤字2万亿美金，14%、15%的GDP。日本人经济衰退快20年，财政赤字达到10%，美国一年就10%多的GDP，这么维持下去怎么可能？国家要破产的。所以政府推的话长不了，政府不推的时候，通涨又来的时候，又加息的时候，明年可能会有一个时刻很痛苦，在这个痛苦的时候，股市比较低的时候别忘了买入，因为接下来又会反弹。我刚刚说的，经济没有起来之前就是上上下下。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就说到这里，稍候还有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写在纸条上面交给工作人员，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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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会否成为高层拯救经济之王牌

地产会否成为高层拯救经济之王牌

1 楼
2009-6-17 0:17:37 --三月风-- 发表于 搜房网 - 深圳业主论坛 - 三月风专栏sanyf.blog.soufun.com

地产会否成为高层拯救经济之王牌



已出之牌


自金融风暴以来，国内为了拯救经济，已连续打出如下几张牌与出牌结果


第01张已打之牌：连续性大幅调降存贷款利息，免征利息所得税，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放宽银行贷款额度（从适度从紧到推行适度从宽的金融政策，疯狂向市场增加流动性）。

第02张已打之牌：停止股市IPO，督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为了保全股市元气，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停止新股发行，同时督促上市公司通过利润分红向市场输血）。

第03张已打之牌：画出4万亿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大饼（投入的产业面太广、且项目环评与投资论证需要时间，现在明显可以看出远水难救近火）。

第04张已打之牌：大幅提高放宽多类出口商品退税率（世界性消费萎缩，各国保护主义抬头，退税刺激成效明显不足，5月份的出口再次下降就是例证）。

第05张已打之牌：财政补贴家电、汽车全国性下乡（城乡收入原本就落差很大，加上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剪刀差，虽然少数农民小富，但多数农民口袋依旧有限）。

第06张已打之牌：发行城市建设债券（有偿债能力的城市没有发债额度，有发债额度的城市老百姓不相信她的偿债能力，事实以证明城市建设债券是一张方片3）。

第07张已打之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给中小企业融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与风险，基本上不给中小企业贷款，加上中小企业信誉不佳，至今仍旧贷款无门）。

第08张已打之牌：推出十大经济振兴产业（在没有消费欲望与动能的市场中，别说是十大产业，就是千大产业也只是画饼充饥，振兴计划成为新闻与股市短线炒作题材）。

第09张已打之牌：国民医疗与养老保证体系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大型国企只入不出，富国穷民策略，让2/3国民要不得不存钱养老保命，此牌如同水中花）。



将出之牌


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不振，即便是饮鸩止渴，管理层将在半年内打出如下几张牌


短期将打之牌


第01张将打之牌：重起股市IPO与推出创业板（通过股市的赚钱诱惑，将居民存款从银行引诱出来，支援那些业绩大幅下滑的国业与诚信不足的创业公司，至于投资人谁赚谁亏、是赚是亏，管理层已经顾不了那么多，投资人也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第02张将打之牌：人为调控新股与创业板IPO步伐与总量，惠而不费的口头鼓励、刺激股市上涨（默许各路资金介入股市，让股市产生赚钱效应，通过股市普惠中产群体，让股民的消费支持实体经济回暖，围魏救赵、曲线拯救经济）。（第2张牌将视第1张牌的成效而定）


第03张将打之牌：再下调存贷款利息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巩固仍处低迷中的拯救经济成果，管理层明知要冒通货膨胀的风险，也有可能再次下调存贷款利息与存款准备金率，只不过届时的下调理由不是鼓励房地产投资，而是拯救中小企业与创造就业机会罢了）。


第04张将打之牌：提高粮食收购价，默许CPI上涨（通过默许各种生活必需品小步快速涨价，加快人民币对内贬值速度，让农村增收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空出企业就业岗位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加速促进农村城镇、城市化步骤）。


第05张将打之牌：提高对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的免（减）税扶植（财政减免政策必将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手段，不仅可以新增投资带动就业与消费，同时还可以为长期发展巩固基础，这张牌虽好却须防滥竽充数）。


高层手中王牌


第01张高层手中王牌：调高144㎡/人均38㎡以上各种户型购置税（该税率完全可以用资源占有名义征收，房屋子面积越大征收的税率将越高，将加征的税收统一纳入财政针对低收入家庭货币补贴购房基金中）。（本张牌与下1张牌实际上是一张，如果联合打出，必将是锄大地游戏中的黑桃2，这张牌不仅可以分两次打、而且可以分多次打）。


第02张高层手中王牌：城市低收入家庭与拆迁户统一货币补贴购房（推高房价提取土地财政收入，通过货币补贴城市低收入群体购房，满足居者有其屋。而夹心收入阶层可通过纳税证明，以退税方式并附加财政存1补3或4的支持补贴购房政策，以此激活投资与消费，并保护国有土地资源与价值，不仅安抚民心又拉动房地产行业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


长期可打之牌


第01张可打之牌：成立国家国民生活保障部，还富于民，将国资委管辖的国有资产所占股份切成4块。（1）成立国民生活保证基金并（合并现今社保部）。（2）成立国民教育基金（与教育部合并）。（3）成立国家安全基金（与军委合并）。（4）成立国家自然灾害基金。以上4个基金同时接受全民捐赠，并授权4个基金发行以基金命名的彩票，以增加基金基数，其目的是彻底解决民生需求保障。

管理层在短期内可出的牌已十分明显，但中长期可打的牌须视政局与政策而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2008年没有完成的国富民强、上下同乐的欢庆，必定要在建国60年这一庆典上大加展示。以上属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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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ng the beast

Taming the beast / 謝國忠
2009-06-17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The US could benefit from inflation as long as it doesn't push the government into default



Andy Xie

Updated on Jun 16, 2009






A tide of inflation fear is sweeping financial markets: the oil price has doubled in three months, the US Treasury yield has surged by a third in one month, gold is nearing its record high again and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re all soaring. The rising prices are taking place amid weak demand. Inflation fears are driving the surge.






The market is getting it right this time. The US is targeting a 5 per cent-plus inflation rat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 is the only way to speed up relief for indebted American households. Inflation works well when debts are locked into long-term fixed rates and don't need new financing. The recent wave of mortgage refinancing, for example, has put many American households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inflation. If inflation surges, American household income will rise with it, but the debt will remain locked into the previous low rates. Of course, the people who lent to American households will be robbed by inflation.






However, the US government isn't quite ready for high inflation. It has US$11.4 trillion in outstanding debt, and that is growing by over US$6 billion per day. The average maturity of the federal debt is only four years and, hence, a quarter needs refinancing every year. With US$2 trillion net financing for 2009,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raise about US$10 billion per day. If the Treasury yield continues to surge, the expected interest burden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spiral out of control. At some point, the market may stop lending to the US government, if it expects it to go bankrupt.






Th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is usually a Ponzi scheme. Governments rarely run budget surpluses to pay off old debts. They almost always borrow new money to pay off the old and spend the difference. A check of modern history will show that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a government debt crisis. These were about defaulting government debts accumulated over decades. Government bonds are usually viewed as safe, as they rarely default. But, that is only the case as long as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lend. When the bonds do default, they do so on all the debt they have borrowed. The safety of government debt is a self-fulfilling market expectation. Hence,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high and government financing need is great, the expectation bubble can burst.






When the market stops giving money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Fed can step in and print it, to monetise national debt. However, that will almost certainly lead to a dollar crash and hyperinflation. Russia did it in 1998: it did wipe away the national debt but, with investors shunning Russia afterwards, it remained poor for many years. Only surging oil prices have brought prosperity back. Is the US ready to "do a Russia"? I think not. America still has enough credibility to charter a more profitable path that would impoverish its creditors slowly.






The Fed will probably talk tough on inflation soon and may raise interest rat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hough its action may calm bond vigilantes, it could spark panic over liquidity among commodity and stock market speculators. A market crash is likely. The Fed may need to respond to the liquidity panic with soothing words and more purchases of Treasuries. It will have to skilfully navigate between bond vigilantes and liquidity junkies. The idea is to fool both: they should be made to believe in the Fed's determination to fight inflation and later to support growth. The reality will actually be stagflation.






The ideal path for the Fed is for interest rates to stay well below inflation - keeping the real interest rate negative - and for the US dollar to decline gradually. The former minimises the US debt burden and transfers it to foreigners. The latter draws manufacturing back to the US. It won't be easy to pull off such a feat. The liquidity junkies are easy to manage. They speculate with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desperately want to be fooled. It takes little to make them jump.






Bond vigilantes, however, are not easy to pacify. They are ardent wealth preservers and will run at the first sign of inflation. However, they may not be as tough as before. Everything else is inflated already. Whe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inflates, to devalue money, there are no places to hide. If the Fed performs well, the bond vigilantes could become pussycats too.






"Feeling lucky" must be hard-wired into the human psyche. When Homo sapiens evolved on the African Savannah, the ones with a penchant for trying new horizons prospered. It was the right strategy in an underpopulated world. One group that felt lucky left Africa for Eurasia and got really lucky; they got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nothing. We are all their descendants. We are all born with the "get lucky" gene.






Today, however, the world has 6.6 billion people. Everything is taken. So we have created financial markets to satisfy our "get lucky" urge. In this virtual world, central bankers play god and print pieces of paper for us to fight over.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will suck investors into subsidis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volatility. We have seen this in the tech world before. Nasdaq attracts people with its ups and downs. Volatility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one can get lucky and become ri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have been poured into tech space. The money has spawned many technologies to benefit mankind. But investors as a whole have not made money.






The same will happen to the stock market in general. A weak economy needs low-cost capital, preferably negative, to maximise employment. No one will put money into a sure loser. Volatility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winning. Nothing turns Homo sapiens into willing losers like a chance.






Andy Xie is an independent economist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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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9-5-22 11:45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首席理论家曾推出了一个影响全中国的经济理论，这就是后发优势的经济理论，这个经济理论几乎主导了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政策走向及经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我们再回顾中国的经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草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汇，这就是竞争。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伍凡：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草庵：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伍凡：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草庵：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伍凡：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草庵：我们上面说的只是部分地区，事实上，在北方沿海地区还出现过一元人民币一亩地的价格，这种赔本买卖已经到了全球空前绝后的境地，中国百姓的损失已经是天价，但即使如此，中国的这种赔本买卖还是持续了二十年直到今天。当我们在今天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中国的持续增长的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部分的竞争力原来来自于中国土地对生产商的补贴和劳工成本的补贴，而这种补贴直接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

伍凡：对于产品生产商，这个补贴是巨大的，他无需什么特殊的管理技术和高科技技术发展就可以直接的产生竞争优势，但这个优势是牺牲了中国本国国民利益产生的，是隐形的，相对于中国国民，他是一种巨大的剥削和压榨。但除此之外，中国百姓奉献的还不仅仅如此，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利用了土地和廉价工资这种赔本买卖获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今天我们就继续谈中国经济的另一些真实的东西。

草庵：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伍凡：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草庵：我们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共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伍凡：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草庵：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伍凡：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草庵：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伍凡：中国的经济崛起正是在这种政府和这种心态的指引下进行的，貌似强大的中国经济，其内部隐藏的则是各种屈辱和损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但这个赔本的买卖却被中共当作政绩而夸耀。并作为维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而中国百姓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中欺骗性的洗脑。这个结果正是中国的现状也是百姓的悲哀。各位观众，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谈。谢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上期我们谈到了中国FDI下的中国现实经济状况，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的其他经济现状。

草庵：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伍凡：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草庵：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伍凡：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草庵：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伍凡：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草庵：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伍凡：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草庵：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伍凡：这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中国经济真实状况是非常残酷的，只有揭开这些表面的面纱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关系

独立评论(320):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关系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9-2-11 13:10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奥巴马的财政部长提名人盖特纳，1月22日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书面报告中，指控中共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一报告涉及到奥巴马新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政策，今天我们来讨论此问题。

草庵：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一亇由来己久的金融问题。大约在2000年左右，中国的外贸顺差开始明显增加，之后日本向国际社会提出人民币汇率偏低的问题，要求中共当局放开人民币汇率，并首先要调整人民币汇率。日本是根据他们的经验提出这个要求。在日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起飞之后1984年期间，日本大量出口贸宗赚取钜额外汇，主要是美元。1984年期间，美国要求日本一次性调整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250提升到1:120，把日元价格提高一次，以达到降低日本巨额贸易顺差，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广场协议"。由此经历，日本也要求中共当局调整人民币汇率。日本的要求得到美国全力支持。

伍凡：由于中共当局坚决反对一次性大幅调整汇率，中美双方举行会议。在布什政府时期，由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主导，每年举行两次被称作为中美战略经济高峰会谈，美国把中美贸易中美方每年逆差高达2,000亿美元的事实这张牌拿在手上亮相，放在谈判桌面上，但布什政府一直不翻牌，而是用经贸、金融、法律和外交等各种手段逼迫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年中，将人民币汇率逐步提升20%。由此可见，仅管中共当局口头上不公开承认操纵人民币汇率，但实在害怕美国参众两院关于提高从中国進口产品提升关税27.5%的法案被通过，这些提案定由美国民主党提出，其中有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带头的。

草案：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年对用挤牙膏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提高了20%。大都在每次中美战略经济高峰会谈之前或会谈期间, 不声不响的進行。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确实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因为中国民众持有的外币不准在中国流通和交换，同时所有企业或单位拥有的外币一律要兑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外币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准在市场流通。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决定，不是由市场的供需要求来决定。国际上公认的操纵汇率的定义是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汇率，而是由其定因素决定汇率。

伍凡：过去几年，中共当局公开不承认操纵汇率，但又悄悄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操控汇率，每天公布官方外币汇率。这是中美战略经济高峰会谈的结果，中共当局和布什政府都认为用这种操纵人民币汇率方法对双方都有好处。首先，布什政府用中共每年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为理由，硬逼中共当局承诺要将人民币升值。布什用此方法阻止民主党议员在国会提出的提高中国货品关税的提案，这就防止進口至美国的中国货品价格急剧上升，因为那会影响到美国民众生计，也会影响到通货膨胀。同时，人民币兑美元上升20%，也就是美元贬值20%，这造成了过去几年出口到中国的美国货品数额上涨数倍，美国货出口量增加，美国从中得到好处。

草庵：中共当局在静悄悄的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几年中也获得好处，最明显的是吸引巨额外资和热钱進入中国。外国金融财团是冲着人民币持续上升的前景而投资中国的，他们的资本投资首先是稳赚汇差。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吸引外资持续地公开和地下流入中国大陆。除了稳赚汇差之外，外资和热钱急剧推动中国大陆房地产，钢铁、水泥、电力、铝制品等相关工业扩张，带动石油、矿石大量進口，运输业也相应发展。2007年中国的GDP高达13%，从过去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来看，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过程中，中共当局获得相应的好处。但好景不可能永远存在持续的。

伍凡：在中美战略经济高峰会谈的安排下，美国得到另一个好处是利用中国钜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以及投资美国证券、债券和股票，总计高达8,000亿美元。仅管中共当局在美国的投资大多不成功，亏损纍纍。同时，过去几年美国财团投资中国金融银行，以极低的股价收购中国各类银行股票和股权。这应该是中美双方有黙切的在進行金融交易。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当局以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以大量低价物品出口至美国，每年赚取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的外贸顺差。为了不使人民币在海外价格急速上升，中共当局以购买美国国债和在美国投资，又允许美国财团使用借自中国的资金来购买中国银行股票和股权。这种中美双方金融交流合作的方式掩盖了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实情。可见，这种金融合作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终有一天会破裂的。

草庵：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中美双方在操纵人民币汇上的默切合作被打破了。首先，2008年11月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写给美国全国纺织业组织理事会的信函中表示。"中国必须改变其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以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依靠国内本土需求的增长。"奥巴马表示，他会利用所有的外交手段促使中国改变。

奥巴马上任后，奥巴马的财政部长提名人盖特纳，1月22日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书面报告中，指控中共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些是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改变，再继续引用中美战略经济高峰会谈的方式来处理中共当局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问题就有困难了。

伍凡：但是现在金融风暴吹向全球，中美两国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对如何处理人民币汇率就更不容易。在中国方面正面临出口订单急速减少，大批工厂关闭，近亿失业人口涌回农村，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上升，中共当局深怕政权不稳。用扩大内需来应急补救出口减少，但这需要时日才能见效。因此，中共当局急需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并计划降低人民币汇率，和提高出口产品关税补贴，仍然坚持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而这种做法是"以邻为壑"，必将遭到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等国的反对。奥巴马和盖特纳对人民币汇率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不满。

草庵：美国的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首先是民主党奥巴马执政，他一定会表现为与布什总统不同的政策，至于奥巴马最终如何处理中共当局操纵人民币汇率之事还需要观察一段时期，因为人民币汇率还不是奥巴马执政的头号大事。其次，美国金融危机，急需外国借款和投资，美国希望中共当局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解救美国金融危机，最终有能力再度大量购买中国货品。这是中美双方互相依存的现实状况。

伍凡：在盖特钠的任命听证会上的书面报告公布后的第二天，白宫表示，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近日有关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言论并非定调，正式的结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

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说："盖特纳先生当时是在重复（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曾说过的话，不是作出任何定调。" 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很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

草庵：1月30日，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在位于瑞士达佛斯（Davos）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说，中国必须帮助美国经济再站起来，不然自己也有大麻烦。克林顿说，「中国总理说得对，这一切都起自美国，但这正对他的国家产生爆炸性影响。工厂关闭，曾生活在每年两位数经济成长环境中的人们怎么办？他们留在城市如何生存？回到乡村也没有工作可做…中国会有一大堆问题。」

克林顿在与WEF执行主席史瓦布（Klaus Schwab）的对谈中说，美国的负债已太严重，总统奥巴马所提的819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要靠其它国家买美国国债才有可能支撑。


伍凡：克林顿说，要让美国经济走出危机，「不能没有中国等依赖出口、现金充裕但也受到伤害的国家支持」。「他们必须支持我们…使我们复原到有能力再度买他们的出口货物。」


他强调，这场经济危机证明，今天全球的互相依赖至为重要，「我们离不开彼此，分手不是一个选项」。


克林顿充分表达了美国的想法。对中美两国而言，只有在首先解决两国经济苏复的大环境下来解决中共当局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草庵：中共当局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靠中国自己，首先要改变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其次要真正提高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尤其是农民的收入，真正创造一个持久发展的、强有力的内需市场。无论是产品销售和资金流通主要靠中国本身内需市场，到那时也就不存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了。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進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否则将一事无成。今天讨论到此吧，再见。



伍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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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经济会有多糟糕？

独立评论(319): 2009年中国经济会有多糟糕？

新唐人电视 www.ntdtv.com

2009-2-11 13:07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春节过了，在总结08年经济发展状况时却没有太多能营造节日气氛的好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是否能起到切实作用？何时能起到作用？对此各界专家观点不一。

草庵：我对中国政府讲的话一直没有信心。也不会百分之百的相信他，能相信百分之五十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为甚么？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例子。中国有个商人，叫马云，他开了一家大陆最大的网上商城。但他在云南商务厅举办的一个演讲会上讲："我从来没有在淘宝网上买过东西，因为我怕受骗"各位想一想，一个老板对自己的企业都不信任，谁还敢信任他的企业？温家宝和胡锦涛前一段时间将投资四万亿人民币救经济，结果现在发现是个骗局，成为了国家玩笑。中国政府先讲中国不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要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力量，挽救美国及国际其他国家，结果最近经济数据出来了，中国经济下滑成为世界第一，成了需要别人挽救的国家。


伍凡：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最新召开的总结08年国民经济运转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原本试图能营造一些节日气氛。然而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9%，是7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仍将这一数字视为积极的结果："12月份的销售需求，就是以社会消费平均零售总额带给的消费实际增长在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出现反弹。進出口业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的苗头。

草庵：在回答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的提问时，马建堂总结了过去6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状况，并表示，中国上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6.8%。而去年7月到9月之间，这个数字还在9%左右。马建堂表示："说2008年难，我想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金融危机冲击的迅速蔓延和扩散。金融危机特别是進入10月份以后，迅速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型企业。从出口部门蔓延到其他部门，从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地区。我想，难，这是最难之处

伍凡：因为正是在内陆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着绝大多数中国人。这些人的收入极其微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问题专家黄亚生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更多出资，而是应该让经济更加自由化。比如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在农村地区成立信贷社，可以为小型农村企业提供贷款。农民需要的是资本。这比在上海或是北京再盖一些高楼大厦重要得多。不过，目前我们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局势下，没有太多时间進行相关讨论。所以，我想，我们将会看到一股政府投资的高潮。但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草庵：黄教授的观点在中国经济界不能获得共识。许多专家认为，国家出台的耗资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是会起到实效的。比如，上海国际银行金融学院副院长霍尔斯特.勒谢尔表示："我已经接到两家中国银行的电话，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有关基础设施贷款业务的培训，因为这涉及到非常重要而且耗资巨大的项目，比如建造机场，道路，医院等。这些项目将为成千上万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由此看来，中国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至少能够部份抵挡经济危机的影响。

伍凡：问题是，这一计划要多久之后才能发挥作用？中国政府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率在8%。据说，这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底线。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本.欣普芬多费尔以及其他一些专家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只能增长5%："中国的出口已经呈走低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出口甚至可能减少15%。由于经济危机，消费减弱。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也将减少。中国政府在今年下半年的投资也只能在年底才能对经济发展有所推动。

草庵：奥巴马政府的财长提名人盖特纳22日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称将敦促中国在设定人民币汇率方面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就在盖特纳此番言论发表后不久，外汇市场就出现了美国国债被大量抛售的局面。盖特纳22日在回答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书面质询时表示，"在大量经济学家的结论支持下，总统奥巴马相信中国正操控汇率。"他还说："奥巴马承诺 ,作为总统,他将积极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伍凡：美国财长的这个讲话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的大了。本来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困境，美国再在汇率上施加压力，那么中国的未来就极为悲观了。中国一向依赖低汇率出口产品来占领市场。一但产品出口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复苏就成为幻想，根本就无法实现。百分之七十的经济靠出口，而中国国内消费占百分之三十，目前经济出口下滑百分之三十，这就相当于中国内需要增长百分之二十才能弥补，二者百分之二十就相当于目前国内消费要增加百分之七十。这个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草庵：中共对美国的反应也很特别，先是政府及官方不理睬，通过各种控制的媒体和御用文人放话。然后是试图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及减持美国国债来试探美国。但问题是，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太多，没有人能在目前的状况下接盘，这就造成了中国政府一旦大量减持美国国债，中国损失就会更加严重，全面危及中国海外资产，所以，中共一方面试探美国，一方面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台，说甚么历届美国总统上台，中美都会有摩擦，以后会好转。但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伍凡：中国在20009年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经济上的衰退是一定的，海外有些专家及经济看机构已经非常不看好中国，甚至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超过百分之六。甚至只有百分之五。实际上，情况也会如此。几千万人的失业，就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这些人需要生活，没有工作，他们自能向政府寻求解决。但政府又没有社会福利及救济制度，这就是政治和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草庵：社会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引起，出口的衰退是过于依赖海外市场，但国内市场内需不足是根本原因。而内需不足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过度掠夺，百姓没有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百姓没有消费能力内需市场就无法展开。中国经济就会处于恶性循环。中共目前的政策是再次捡起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扩张的经济政策主要用于政府垄断企业，二公布四万亿投资几乎有两万亿需要在2010年才能投放。这些经济措施看似很好，实际对2009年的中国经济没有根本上的帮助。只能更加提高垄断的政府企业和权贵的收益。成为另一次即得利益获得者的盛宴。

伍凡：国际社会不看好中国，国内市场又没有办法振兴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改善经济的政策又是偏向计划经济及政府权贵，这就更无法使得中国市场公平有序的发展，百姓的消费更加萎缩，这样的中国经济怎么能好？经济不是喊口号就能搞好的，不是靠爱国主义就能解决的。政府官员高喊消费就是爱国，买房就是爱国，但问题是，百姓没有钱怎么去爱国？与此相反的是，2009年一开始，大量的政府官员及富商纷纷逃离中国，这些人带走了大量的中国财富，又削弱了中国经济振兴的希望和能力。所以在2009年，中国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而不会振兴。想扭转中国的危局，只有采取政治改革，彻底实行私有化，采取公平、透明的司法制度和民选的政府。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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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2008-08-12 |
郎咸平：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一个最国际化，一个最受世界瞩目的越南经济，轰然垮塌。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它的股票市场增长率还高于中国，大量引进外资，股价涨了10倍，楼价翻了几番，到了最后结果呢？经济危机，正在摧毁这个国家。
　　
　　亚洲各国中，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遇到过金融危机，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1997年其他亚洲国家，今年的越南。似乎只有中国可以幸免于难，原因何在？
　　
　　流动性过剩并非通胀根源
　　
　 　简单的开放市场，简单的国际化，就能让越南富强吗？结果充分证明，这么多年的越南经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 是什么？民营企业，市场化，民主，自由，宪法，这些都不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个规则，一个严刑峻法保障规则的制度叫做市场经济。只有建立了规则之后， 你的经济发展，你的改革，你的民营化，你的自由经济才能创造价值，否则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大家先想一下，通货膨胀怎么来的？目前政府的说法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钱太多了，买楼房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造成股市泡沫，买产品就造成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我觉得这个判断很好笑。
　　
　 　上个礼拜我在上海想吃樱桃，一问多少钱，50元一斤，我的胆子还比较大，都被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不买了，改买两个柳丁回家吃。回家越想越 不对，郎教授你混得还可以，连50元都出不起吗？不是出不起，太离谱了，我上次来还是12元一斤。50元还只是山东出产的樱桃，我还问了，美国进口的卖 138块一斤。
　　
　　为什么樱桃的进口价格是138块一斤，因为国际通货膨胀。按照我们的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那就是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需求小于供给，价格就会下跌，没错吧？但是，现在国际炒家一介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想一想，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买什么东西，什么价格就上升，对不对？所以对于炒期货的国际金融炒家而言，他要炒期货，一定要稳赚不赔，中国买什么 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一定要上升，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因此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抢在中国政府买任何东西之前先买。假设把价格从100块拉到300 块，让我们这样去买，他才卖给我们，就造成严重的进口通货膨胀。他们就赌这个，你买什么，我们就事先买什么，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智慧之所在。
　　
　　要设立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
　　
　　亚洲国家惟一能保全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绝缘体，那就是我们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我们又没有期货市场，我们又是固定汇率的国家，这种传统、古老的制度保护了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97年开始幸免于难。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极左极右的政策都会给中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极左中国已经经历过了，越南正在经历极右，也很惨。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游戏规则，引入市 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欢迎自由竞争，欢迎民营化，欢迎外来资本，但是我们要设立一个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游戏规则，一 定是走向菲律宾，走向越南，而不会走向美国，因为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不是很多人通常所理解的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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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是否发生了经济危机？

中国现在是否发生了经济危机？

独立评论(266): 2008-08-09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不久前，国际社会极为关注越南，因为越南股市大跌了百分之五十，国际经济界一致认为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有消息称越南领导人前往中国求救。但中国经济状况如何呢？是否也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今天我们就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草庵：从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看，如果以国际惯例看，中国毫无疑问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中国股市已经在半年中跌去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十几万亿资产蒸发掉了。连续一年的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企业倒闭率，二亿以上人口的失业，这都毫不留情地显示着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共独裁控制下的媒体中，中国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而且经济状况非常良好，是处于中国千年盛世之中。

伍凡：中共本身就是独裁的流氓，他从来就没有对人民讲过真话。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国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大家想 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 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 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原股价的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 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是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

草庵：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 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其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爱股,行情,资讯），外 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十、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 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的老百姓抽 签价格是16元，99％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十、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 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好几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 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伍凡：老百姓购买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几十倍，是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 卖，其它所有低价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高价购买的实际上是上市流通权。在所谓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虽然不合理，但 是至少没有形成一部分富人和外资对广大股民的公开掠夺。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国家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与老百姓的高 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富人和外资天天欢天喜地抛售股票（即所谓减持）， 由于他们手里的低价股超过市场总数的三分之二，随着富人和外资的抛售，股票价格就天天下跌，中国石油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七十，兴业银行已经跌去了近 60％，世界历史上的股灾也不过如此。由于这是老百姓单方面的股灾，富人和外资与此同时仍然在大发其财，价格48元的中国石油只要不跌破1元钱，价格70 元的兴业银行只要不跌破2元钱，外资就仍然在赚钱。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 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

草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 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股市是老百姓单方面赔钱，富人和外资都在赚，国家和企业都在赚，所以虽然老百姓赔 得血本无归、爹哭娘叫，仍然不算股灾，不算动荡，甚至仍然感觉是大牛市。

伍凡：最近建行老总在反驳贱卖银行股时就声称：虽然外资赚了，但是建行也赚了。建行老总却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和外资都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却赔了，并且赔得很惨，建行去年上市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股价 跌去近一半，目前已跌破……5元的国内发行价，最低达到6.35元，连最初那百分之二抽签买到的幸运者都已赔钱，可是距离不到一元钱的外资购买价仍然很 高，也就是说，在中国投资者已经亏损近一半的情况下，外资仍然拥有超过6倍的溢价盈利。

草庵：世界上有这样对待本国人民的上市公司吗？建 行是中国人民60年来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人的悬殊高价卖给中国人，以同样惊人的悬殊低价卖给外国人？让中国股市对外国人永远是牛 市，对中国人永远是熊市？面对近万亿元资金被建行套牢的那些国内投资者，建行老总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词地大谈低价卖给外资的合理性。大 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建行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发生在韩国又会怎么样？别的方面不敢说，至少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有人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坐在监狱 里解释这一切。

伍凡：美国龙星公司持有韩国外汇银行股票，十年赚了46亿元，便引起韩国一片哗然，迫使政府立案调查，拘留了包括美国龙星 公司在内的十多名参与的高管。可是建行让美国银行赚了1千多亿元，高管反倒站出来为美国人辩护，好像美国没有把整个建行拿走，中国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一 样。

伍凡：中共怎么能和韩国这个民主国家相比，中共本身就是一个贪污的利益集团，只要自己能搞到好处，只要能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就不可能去学习韩国，他们要学习的只有所谓的高薪，但养廉和专业治国及法制就不可能学了。股权分置改革，第一年不流通，第二年5%，第三年10%，就改三年，后来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政策计划性导致我们今天的现状，如果把股权分置改革和政策设置想清楚的话，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波形是非常清晰的，中国股市暴涨暴跌完全来自政府政策。

草庵：中国股市真的能够给中国股民带来投资收益吗？大家经过反思以后就会知道，中国股民整体性是不可能挣到钱的。虽然有阶段性挣钱，但是挣多少吐多 少，甚至连本带利往回吐。现在有四拨牛市了，挣到钱了吗？是谁割了韭菜，这些问题百姓都没有思考。有很多原因，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即使到全流通，中国股民不可能挣到钱。

伍凡：大小非不稳定，中国股市不稳定。大小非改革相当于把一个人拉到手术台，把肚子剖开，开始治病，把毒瘤拿出来，但是不给人缝上，这是要做补救的事情。大小非技术上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角度，但最核心的技术是做个气垫，所有大小非第一次到这个市场交易的时候。现在民间股很难控制，国家股国家应该出个政策，就 是转让价格必须超过市场平均价格20%到30%以上。在国际上所有大宗交易都要比市场价格高，微软公司开出价格收购雅虎，雅虎当时20多美元，微软 开出37。大宗交易的成本要比市场价格高，中国政府一定要确认这点，中国核心问题是大宗交易比市场价格低。只有规定这样一条，非流通股交易价格超过流通股市场 价格20%到30%以上，这样才行。

草庵：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国有资产流失都是20块钱股票，有人一块钱就卖给别人，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既然搞了全流通，要尊重市场价格，以后国有资产定价就在二级市 场上基础上加 20%到30%，这样大小非问题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有利于平稳过渡。当然还有技术性小的弥补的东西，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大宗交易要以二级市场为标准， 至少高20%到30%，这样就有一个气垫，不是向下吸引的方式，而是向上拉抬的方式。

伍凡：中国股市危机，房地产危机，企业生存和出口危机，这些都是事实，正如我们上面举的股市案例一样，这根本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视而不见，不是封锁消息不让人讲话就能解决。需要的是正视自己的问题，承认中国确实是发生了经济危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的摆脱经济危机，让中国百姓走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富强的道路。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2008-08-09 11:26:56
http://www.ntdtv.com/xtr/gb/2008/08/09/a182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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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提价宣告升值换通胀破产

成品油提价宣告升值换通胀破产

独立评论(269): 2008-08-09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们曾经多次谈到中共经济失策。特别是用升值换通胀的政策会失败，最近中共又通过了一些经济政策，这些政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谈一谈。

草庵：自从2005年7月汇改迄今已满3年，人民币兑美元由8.27 升至6.88，累计升值幅度达20%，近期升值呈现加速趋势。总体上看，该升值具有单向性、持续性，人为操控迹象明显。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形下，美国 国会、政府屡屡向中国施压，要求升值，中国屈从了。

伍凡：前经济学家吴敬琏隐居后整合许小年、陈志武、周小川等主流意见抛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形势较为严峻，是目前宏观经济的两个突出现象。这两个现象其实都出 自同一个根源，那就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作为出口导向模式配套的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如果这时候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盈余国 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平衡。”认为升值可以消除通胀，为央行的新政辩护。

草庵：尽管持续单边升值，但国内物价仍高位运行，CPI指数在8%以上，其中食品、钢铁、汽油等原材料、能源涨幅惊人。为收缩流动性，央行连续提高准备金率，达到创纪录的17.5%。6月19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自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而液化气、天然气价格不作调整。这个通知宣告了升值换通胀的破产。

伍凡：在快速升值与信贷紧缩的双重压力下，广东深圳、江浙、山东等地的出口企业面临大规模停产倒闭的危险境地。贸易顺差将快速减少，失业压力剧增。然而，国家外汇储备非但没有减少，却进一步增加，这表明资本项目顺差加大，外汇储备出现结构性变化，而这个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

草庵：资 本项目顺差的急剧增大在于国际游资热钱看中了人民币的单边连续升值以及高于美元的利差，可以获得无风险投机收益。央行被迫发行大量人民币外汇占款，大大抵 消了货币紧缩效果。这些投机热钱伺机而动，在楼市股市里兴风作浪，高抛低吸；或者放高利贷给资金饥渴的国内企业，大发横财。

伍凡：这次世界性的通胀，主要是由美国为了挽救其因次贷危机而频临崩溃的金融市场，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联手大幅注资降息，美元泛滥贬值引起的。美国在挺过了次贷危机后，通胀压力骤显，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由于汽油价格飞涨，一向奢侈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开始琢磨节俭，不买高油耗的SUV，每周4个 工作日，不一而足。但是，美国人与中国人聚居不同，他们分散在广阔的郊区，上班工作依靠公共交通不现实，高涨的汽油，让美国人变成了瘸子，行动迟缓，这是 无法忍受的。国会强烈要求调查原油期货是否投机资本操纵，损害国民利益。同时，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大宗商品是美元定价，多国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美元的持续贬值，给美国信誉造成很坏的影响，有损其长远利益。

草庵：所以，美国政府目前解决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通胀，急需治理，加息成为可能；另外美元的贬值使出口增加，贸易赤字有所改观，基本面好转。美元贬值有可能发生反转。 一旦这种情形出现，进入中国的游资会快速回流，抽逃外汇。这对已经形成游资依赖的国内经济形态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发生骨牌坍塌效应。越南已经发生了类似的小规模试演。

伍凡：参 加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１７日说当天上午的对话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和金融周期性波动问题，议题包括：中美两国如何处理经济和金 融市场出现的周期，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市场动荡和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造成这次周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政策对周期管理最有效；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对周期管理起到什么作用。

草庵：周小川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现在的经济和金融周期跟过去不一样。传统的商业周期主要是由于投资、产能过剩引起的，但现在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有一部分是由于政策缺陷或监管不足造成的。陈志武有次贷危机的长篇大论，指出不要以为美国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美国人活得很好，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现代金融衍生物链条太长。不愧师出同门，前言答后语。令人诧异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次贷危机的解释非常忌讳经济周期，如小川说即使有也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了。相反美国人倒对周期相当坦率，无须隐瞒，积极寻求治理办法，这种科学精神真让煞费苦心刻意遮羞的奴才们汗颜不已。

伍凡：美 国的次贷危机好比夏季上游泛滥的黄河，泥沙俱下，巨浪滔天，身在下游只能加固加高堤岸，而不是追究上游哪个不守规则的开闸放水。美国注资减息是加固加高堤 岸，防止金融系统崩溃，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加强监管不过是一项经常性措施，它不能应急，更不是治本之道。因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债务危机，根源是消费不足。美国的次贷危机暂告一段，但并没有彻底根除。黄河每年都有夏汛，河床逐年抬高，堤岸高耸，悬河日久。

草庵：美 国的金融业世界领先，惹得建行不远万里求管理真经，打折力邀美国银行做为战略投资者，渴望对其呆账如山的烂摊子点石成金，只可惜次贷危机让花旗银行、贝尔 斯登破产倒闭，惊醒了南柯一梦。依靠财政部的天量注资，建行成功圈钱，美国银行套现稳赚。所谓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过是掩盖媚外卖国的托辞。巴菲特懂得石 油开采？他只需要知道12-1=11就够了。

伍凡：伴随市场经济周期的是副产品是巨额国债、货币贬值。为了挽救自由世界的经济，凯恩斯提出政府扩大支出，实施反周期操作。结果是陷入滞胀不能自拔，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则指责凯恩斯的随机，要按一定比例发行货币，这样就能避免通胀，因为通胀不过是钱发多了。
草庵：通胀的确是钱发多了，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多发钱？不多发钱的后果是什么？市 场经济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只有利润的积累才能持续发展，但利润 增长的同时是消费的相对不足。比如企业和居民两部门，企业贷款1万亿，购买原料，招 聘劳动力组织生产，结果企业的下级供应商获得4千亿利润，居民获得6千亿收入，该企业的产品期望价值1万两千亿，但实际上最终购买力只有6千亿，物价指数 为二分之一，这还是假设消费者储蓄率为零的情形下的状况。市场经济再生产过程中，伴随消费不足的是过剩资本和利润率下降。为了拉动经济，避免失业衰退，央 行降低利率，扩大信贷，增加货币供应，制造泡沫需求，博得一时经济繁荣，只是债务越积越多，最终消费不足日显，过剩资本四处游荡。过剩资本可以制造资产泡 沫，拉动楼市消费，股市投机，也可以绑架原材料、能源，牟取暴利，结果初级产品价格暴涨，企业成本大幅增加，而消费疲软，不可避免的走向减产倒闭，而随着 供应量的减少，物价上升，即陷入滞胀。

伍凡：国家统计局总师姚景源说中国的通胀是结构性通胀，因为有的物价上涨，比如粮食、猪肉、原油、铁矿石等，而家电、衣服、汽车则下降，并认为中国没有全面通胀。以吴敬琏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认为没听说过结构性通胀，不过是钱发多了，不要文过饰非。上面的分析说明结构性通胀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如此。

草庵：结构性通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见态势，而全面性通胀则多发生于非正常时期，主要原因在于无克制的滥发货币，生产的速度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与其生产不如囤积，于是生产者也倒戈加入抢购，引发全民性的恐慌。结构性通胀的一般经济后果是滞胀

伍凡：资源、能源、技术、劳动力、资本、制度安排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危机此起彼伏，资源、能源、技术、劳动力、资本都发生过 剩，市场机制已经无法将这些资源组织起来，核心是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根据木桶理论，每一块木板都是必要的，但要完成最基本的盛水任务，加长最短的木板成为 充要条件。市场经济周期在于消费不足，本质上是过剩商品价值无法实现，需要进行价值补偿。原则是创造宏观利润环境，降低社会成本。而目前以信贷原则建立的央行，依靠债务拉动经济增长，既制造泡沫，也催生通胀，更是社会债务的发源地，迫切需要重大革新。

草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央行货币发行的制度根源上做出革命性安排，即央行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批准，每年发行一定比例的货币，用于购买黄 金、顶级艺术品、重大研发专利技术、重大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矿产、粮食等。央行的货币发行为增量，是社会主权货币，不产生社会债务，它永久解决了制约 市场经济再生产价值实现的瓶颈。其中黄金、顶级艺术品等是社会最终财富的代表，而重大研发专利技术、重大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矿产等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最终财富永久储藏，可持续发展的中间物质动态储备，适时更替；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研发专利免费向社会开放，能源矿产微利。

伍凡：出 口需求、投资需求不能解决经济周期，并且产生大量的后遗症不可持续。目前不能再出台提高利率、准备金率等紧缩措施，而应该加大储备需求的实施力度。鉴于黄 金价格过高，可不予增加；我国科研投入多，产出少，根源在于管理体制低下，没有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通过设立专利股份交易所，加强利益激励，加 快转化现实生产力；对重大专利实施央行购买，社会免费使用。设立艺术品股份交易所，激励艺术文化的创新，对顶级艺术品实施央行购买，充实国家博物馆，对社 会公众免费开放。对丰收的粮棉油等实施动态储备。对畸高的储备商品抛售，加大生产供应量。

草庵：商业银行协同期货仓储物流业组建银行储备公司，在物价低迷、大宗物资亏本甩卖、企业大批倒闭之时买进可存储的原材料、基础消费品等，在物价高涨时抛出， 此举既可平抑物价，也可调控生产规模，慰平经济波动，同时也保证了币值稳定，消除了通胀。它的实施有其可行性，因为物价低迷时，恰恰是存贷差高涨之时，剩 余资本无处可去，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消费倾向下降，储蓄意愿上升，只好沉淀在银行。宏观调控需要改变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工具，利率不过是利润的副产品，好比是弹簧绳，可以被拉动，但不能起推动作用，不能由利率反要求利润回报。

伍凡：宏观调控需要改变微观的行政干预、窗口指导，应该使用储备需求这个有效工具，依据物价走势，遵循国家产业导向，利用数量价格优势，对市场进行整体调控。这项以储备为核心的需求可以替代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拉动，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不足，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同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困扰人类的经济问题得以解决。

草庵：我们自这里谈的热闹，道理也很简单，但问题是我们认为问题可以解决，但中共这几十年来走的路线局早已表明了他不会很好解决问题。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先谈到这里吧。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伍凡：再见。


2008-08-09 12:27:45
http://www.ntdtv.com/xtr/gb/2008/08/09/a182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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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热钱的袭击

草庵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共多少年来一直进行开放引资工作，最近及年遭遇到了大量海外热钱的袭击。我们在这里也谈论过几次，但最近中国经济越来越糟，危险越来越大。中共接连出台了很多政策堵塞热钱外流，今天我们就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草庵：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进入中国的热钱已经超过851亿美元，而去年一年流入的热钱是1170亿美元，一季度流入的热钱累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70%。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加速了热钱流入的速度，这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监管部门的关注。7月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决定自本月14日起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
　
伍凡：中共号称中央监管部门已经打响反热钱战，但无孔不入的热钱会放弃进入中国吗？实际上现在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已经成为热钱流入境内的途径之一。因为很难从银行庞大的存贷款业务中甄别出哪些是热钱。

草庵：通常的做法都是境外投资者首先将一笔美元存入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然后由该外资银行的中国大陆分行以上述美元存款为抵押，为外国投资机构在中国的关联机构提供人民币贷款，也就是所谓的『地下钱庄』做法。按照这样的说法，在目前中共中央几个部委已经联合对企业出口预收货款加强登记管理和监管之际，相对容易的银行系“地下钱庄”或将成为热钱另辟的一条流入渠道。

伍凡：银行本身就是公开的钱庄，为什么政府要说外资银行暗做“地下钱庄”？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是什么原因逼得中共政府这样对待外资银行？

草庵：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热钱得以栖身的场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就在6月初，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局地方分局发布了有关报送非居民人民币账户数据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对非居民人民币账户余额及变动情况进行申 报和补报。消息一出，专业人士便指出，这样的措施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掌握非居民账户变动的情况，为下一步出台具体政策做好准备。意外的 是，这样严格的防范措施在专家的眼中却不能对银行“地下钱庄”业务的发展起到抑制的作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博士张明在其撰写的《当前热钱流入中 国的规模与渠道》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境外投资者美元存入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还是外资银行中国大陆分行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国内的关联机构提供相 应金额的人民币贷款，都很难被甄别出来，“因为热钱都隐藏在外资银行庞大的存贷款业务中”。

伍凡：不少银行业人士认为，即便监管层要出台具体的整治政策，也还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观察期”。商业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积极投身“地下钱庄”业务无非是由于可以获得稳定的存贷款利差。相较于内资的商业银行，“经验老到”的外资银行首当其 冲成为了热钱瞄准的渠道，原因就在于其“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和国内相对较小的业务规模，这些因素都使得外资银行不得不借助热钱扩展业务以求得发展。

草庵：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除了借道银行系“地下钱庄”涌入的热钱外，更多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银行后则原地不动地趴着。这笔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的热钱只要趴在银行里就可以获得升值利益。以 美元为例，仅2007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就升值了10%，这也就是说，即便热钱流入中国不做任何投资，每年也能获得15%左右的稳定收益。如果热线现在突然撤离，毫无疑问会对国内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后果也难以估量。

伍凡：问题是中共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情况下如何监管，中共多少年来一直不懂经济，更不懂金融，完全是凭空想象，所有的政策都是照猫画虎，随机应变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战略及应对政策，更何况长远目标及法律。所以目前的外资银行问题是一个难以监控的盲点。首先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文本。

草庵：在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新一季《中国经济季报》中，仅2008年前几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就创造了新纪录，经常账户盈余规模达到了3720亿美 元，占2007年GDP的11.3%，而其中，单单资本账户一项，盈余就高达90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2007年全年GDP的2.7%。

伍凡：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指出，今年前4个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增幅为23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游资的涌入，也正是这些游资的流 入，致使商品和资产的价格突飞猛涨。佩蒂斯特别提出，这些资金中，约有一半的热钱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进入中国的，另有约五分之一的热钱是通 过进口少开具发票或者出口超额开具发票的方式流入的。

草庵：这也就刚好解释了三部委联合核查热钱的原因，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将规范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流入和流出，解决出口与其收结汇背离的问题。前有6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局地方分局有关报送非居民人民币账户数据的通知，后有三部委联手核查热钱，业内人士认为，这两项强有力的措施成了一把遏制热钱的双刃剑。然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有关部门手持双刃剑，但仍有一些流入的途径得以避过剑锋。

伍凡：大部分的外资公司内部就有很多的账户，一般来说，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财务流动是根本没办法监控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有公司利用这个途径，热钱流进来是很方便的，而且很难被监测到。同样，在江浙一带打游击的热钱以及那些“救济”了地产商资金紧张危难的房地产信贷资金也难以实现即时的监控，“这部分的热钱流入流出根本没有具体的数据，更谈不上监测了”。


草庵：此外，借助于捐赠的方式进入境内也成为热钱绕道监管层的渠道之一，通过对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的无偿捐助要求当地政府提供流入的渠道。这些留在中国的热钱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1995年的日本就已经上演了一出热钱藏匿于银行带来的巨大危害。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如出一辙。“只有从源头严打热钱大幅的流入、流出，才可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伍凡：亚洲金融风暴是海外热钱的杰作，今天的中国同样也是热钱的炒作目标，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亚洲国家都缺乏合理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整个社会体系存在着大量的漏洞。

草庵：中共目前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堵塞漏洞，但问题是他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还是在修补，实际上，目前中共拟采取的 《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对出口收结汇实行联网核查管理。将在防止热钱外流的同时也会对正常德贸易进行阻碍，至少会造成中国金融资金流动上的很多障碍，会延缓资金流动时间，造成资金上的浪费。从而影响更多的企业及竞争力。当然，其是否能阻挡或延缓热钱外流还不能轻易下判断，但根据以往中国政府条令的执行程度上看，这个办法能真正完整实施的可能性很小。

伍凡：中国的事情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特别是目前中央政府正逐渐失去对地方政府经济主动权的时候，中共面临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多，危机也将越来越大。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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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后果

草庵居士:分析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后果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经济界最近正在讨论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理解中国长期经济的高增长，她的现状和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题目。
　　
草庵：目前，在中国经济界讨论这个题目有三位教授的文章和演讲比较引人瞩目。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咸平先生。这三位教授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分成两派。

　　伍凡：2008-02-21秦晖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 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在文章中使用「中国奇迹」这个词汇来表达中国经济长期的高增长，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先生。他是从褒意的角度来分析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可是他完全忽视了和轻视了「奇迹」 的严重后果。

　　草庵：秦晖所讲的「中国奇迹」是「资本内逃」与「三顺差」。第一个顺差是贸易顺差，也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5年增加3倍，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 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 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2622亿(这是中国海关的统计，美国海关的统计不同于这个数字)。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　

　　伍凡：第二个顺差是外国资本直接投资FDI ---资本输入。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中国加入WTO之前，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着高于双顺差总额。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这就形成了第三个顺差。「三个顺差」是指大量商品输出，大量资本输入和「误差与遗漏」顺差。

　　草庵：是甚么原因造成上面所指出的三个顺差？在文章的开头，秦晖引用了邓小平的原话。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也就是说，「中国奇迹」的出现是在党的统治下形成的，只顾GDP的发展，不顾中国百姓的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从历史上来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极力剥削和压榨苏联农民，获得发展工业化的资金，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创造了「苏联奇迹」。但是这种「奇迹」没有保留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瓦解消失了。「奇迹」 有甚么用呢？我深信，「中国奇迹」 也不会保留下来，因为它的根基太浅，是泡沫化的「奇迹」。

　　伍凡：第二个原因在秦晖的文章中表明：「十五年来，中国藉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秦晖所欣赏的藉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出现了如下的景象：「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 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可见，中国工人的工资低下，掠夺农民的土地，无偿地破坏中国的生态环保。这就是秦辉所欣赏的优点，藉助铁腕体制强行霸占老百姓的利益，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也就是中国是在「低人权」、「低福利」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被秦晖称之为「北京共识」，具有难以模仿的优点。

　　草庵：而事实上，中国主导下的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成本。政府税收以每年30%的增长率在增加，超过了 GDP增长率的3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计，中国税收是4万9000亿元左右，行政收费大概1万6600多亿元，国土资源部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去年达到1万3000 亿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万2000亿元，烟草公司上交2000多亿元的利润，再加上卖彩票的收入，估计全部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 36%。中国是全世界花费成本最高的政府。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1,000亿美元，大约是GDP的5.8%。从表面上看，被看为「中国奇迹」的表面GDP长期增长，但实际上真正的、有效的、有功的、绿色的GDP也只是表面GDP的一半而己。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的「奇迹」，在秦晖的文章中是没有提到的。

　　伍凡：我们现在来看陈志武教授的观点。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和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有关。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份所致。特别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 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 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 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 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

　　草庵：实际上，从改革开放 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济发展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目前中国是现状正是落入了「后发劣势」的困境。

　　伍凡：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 1880年到 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拒绝加入世界潮流，强迫中国百姓过得一穷二白的日子。

　　草庵：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 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计算机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开放国门，推行「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伍凡：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 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 军队。这也就是为甚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 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草庵：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 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 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伍凡：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 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草庵：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甚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 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 是极少部份，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伍凡：最近对郎咸平教授作为一次演讲，他的演讲中提出一个事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国际市场，在整个国际生产的链条中，中国处于最末端的生产组装位置，这是中国「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引进外国的低档次技术和资本，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厂。「那就是你在整条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你被定位在了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我请在座各位，你千万不要再认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是个错误的思维。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谁？是美国。它只是把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里面价值最差的部份给我们中国人做，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干的事。我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去年和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贸易纠纷。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国市场沃尔玛9.99元美金芭比娃娃，中国的出厂价是多少？1元美金。」

　　草庵：那么剩下的9美金是谁创造的？就是产品设计、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大物流环境所创造的9块钱的价值。中国创造多少呢？创造1块钱价值。那就是产业链的定位。整条10块钱的产业链，1块钱是制造业、9块钱是产品设计等软环节，1块钱是硬环节。目前，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在全世界已生产联中间处一个最不利的地位，这也是「后发优势」 变成了「后发劣势」，是不愿意进行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所造成的结果。

　　伍凡：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中国两会期间出台的一个「中国制造竞争力」的调查报告，已由一些中国媒体作了简单报导。54％接受调查的在华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相对与其它低工资国家正在丧失竞争力。因此，有约五分之一的在华跨国企业打算撤出中国，在今后几年内迁往印度、越南等地，而且这个数字达到了20％，。台湾企业和韩国企业等正在大举撤离中国大陆。现在，美国这个调查报告显示，美国、西欧和日本企业同样有这个动向。这些跨国企业之所以要告别中国，原因一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太强了，二是中国的工资成本在上升。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2月份的贸易盈余从去年2月的237亿美元下降到8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3%，是将近一年来的首次下跌。中国产品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受到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起的萧条的冲击会继续一段时间。所以，在这种时候，中国经济以后怎么样增长，就业水平怎么样保持不出现恶化，这些最后都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整个经济形势。可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势头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他不可能永远长期增长上去，受到世界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金融呆帐等等因素的制约，必将走下坡路。

　　草庵：上面我们对三位教授的的文章和讲话的简单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有一些成就，但却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严重的后果正在逐渐地扩大和加深，如果不改变「后发优势」 的观念，不进行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中国将永远处于落后的「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如果要说甚么「中国奇迹」的话，那就是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大多数百姓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严重的后果将在今年明年后年充分地暴露，将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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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不能拥有all of the following 3 items

(KL)

一个国家不能拥有all of the following 3 items:

1) Free currency movement

2) Indenpent currency policy (bank profit rate, currency totol amount...)

3) Fixed exchange rate

For China, it has 2) and 3) but no 1) For HongKong, it has 1) and 3) but no 2)

For Singpore, it is alike hongkong,

For Malaysia, it is alike China For US, it has 1) and 2), but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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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RMB进入"6时代" 股市会怎样?

叶檀:RMB进入"6时代" 股市会怎样?

《世界经济学人》ECONOMIST.ICXO.COM ( 日期：2008-04-11

人民币进入“6时代”。2008年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9920元。

人民币汇率上升对股市不会有太大影响。虽然这说明市场给出中国财富较高的定价，按照常理，中国资产价格应该水涨船高，破七当天，市场热炒的受益行业跃之报端。但显然属于过度炒作，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是本轮唱多的长期因素，早已严重透支。本次人民币汇率破七，不过给造纸等行业又一个价格急速窜升的临时理由。人民币汇率破七，是个心理关口，对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

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人民币汇率破七，是否意味着中国资产价格的定价权回到人民币手中。

恐怕不会。据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讯，破七只是人民币上升过程中的一步，在人民币汇率彻底市场化以前，中国资产的定价权将不会掌握在人民币持有者手中。

按理，H股市场是A股市场的影子市场，如周洛华先生所说，A股市场存在双重溢价：第一，H股是典型的融资性市场，购买H股的投资人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的，是因为他们将H股都视为获得某公司分红权利的凭证，即便有投资人将H股全部买下，他也不能对该上市公司行使重组和并购的行动，因此，H股就像是A股的影子，不能影响A股，A股估值理应比H股更高；第二，A股市场成为了投资性的市场，大多数公司发行的H股，只占总股本的10%至15%，其他均为A股，所以，任何人要对该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就非得控制其A股不可，这样A股就应该存在一个相对于H股的收购溢价。

用成熟市场的估价体系来看待A股市场有刻意低估A股市场之嫌，而用H股的估值体系则是本末倒置，完全是有意为之。相比而言，H股市场的估值体系更加混乱，比成熟市场更低。原因是H股市场存在货币折价。当美元投资者到中国香港市场投资时，存在汇率风险，他们要求获得货币汇兑风险的差价部分。港币在联系汇率下，作为美元的影子货币，根本不具备为资产价格尤其是大型上市公司上市价格的定价资格。并且，众所周知，由于中国香港市场受美国与内地市场的双重影响，其市场波动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因此，人民币资产在香港市场定价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定价权的丧失。

但是，目前的情形是，美元投资者通过中国香港市场与人民币汇率涨跌掌握了A股的定价权。通过香港市场，美元投资者可以将H股打压到一定低位，既能做多获利，也能通过在纽约与新加坡等地的期指获得做空收益，同时在将来有一天两地市场接轨时，一次性收获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的收益。

更关键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定价权也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国内市场不发达，导致无法形成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定价。按照目前海外市场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人民币兑美元价格来看，在6.3左右，人民币汇率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但这并非定论，很有可能人民币汇率继续推高，这种主导权的丧失使中国资产处处被动。其影响绝对不限于股市，已经渗透中国经济全局。

另一个与市场常识不合的现象是，在人民币升值、中国金融机构年报显示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金融股的价格却成为本轮股市挤泡的重灾区，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只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人民币价格面对金融机构彻底失灵，他们所获得的资产应该被大幅低估；或者这些金融机构存在的治理缺陷与中国经济的漏洞已经无法弥补，因此必须在估值上付出代价。

这两种解释显然并不通顺。目前国内外大资金仍在低价区进入金融股，同时，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中国股市不是一个庞氏骗局，“不能将其描述为一个正在破裂的泡沫”。按照2008年的一致收益预期衡量，基准的沪深300指数(CSI300)目前的市盈率为23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A股股价如此大幅下挫呢？显然是因为定价权不由内地投资者所掌握。

人民币进入“6时代”是一个征兆，希望预示着中国货币市场、人民币汇率尽快市场化，否则，A股市场就随时会异化为吃人的老虎机。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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