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2010-03-31 | 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 　　

　　任志强

　　任志强搜狐博客：http://renzhiqiang.blog.sohu.com/

　　房价的问题已争论多年了，2001年就有了泡沫与春东之争，而今年与2001年相比房价已上升了许多，这种泡沫与冬天的争论还在继续，房价也在叫骂声中依旧保持着上涨的趋势。

　　导致房价上升的原因有许多，导致房价下跌的原因也有许多，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中，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的因素在积极发挥着作用，而导致房价下跌的因素尚未成为主流，因此部长们得出了未来20年仍处于上涨的压力的结论：

　　我所观察的主要因素大约有如下几点，让中国的房价处于可持续上升的阶段：

　　一、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着住房高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让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并未合理的解决人口增长与居住的问题，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建国初期4.7平方米的水平。虽然改革的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每年的开复工总量都在扩大，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房地产泡沫中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在人口告诉增长中发生的呢？当人口增长下降且住房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压力，如现在的德国家庭总数少于住房总套数，房价自然也就难以上涨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决定着家庭分裂的速度。中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户下降到了2008年的2.96人/户，并在不断的下降中。正是因为70年代之后的高生育率决定的，80—90后的家庭分裂速度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会延续大约至少十年。

　　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约700多万户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户。而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大约只有500多万套，仅能满足不到一半新增家庭的需求。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中国的城市化需求。

　　中国正处于经济数十年持续的高增长中，这个增长中的贡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市化的需求。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中出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不实现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历史上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贫富差别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是重重工业而轻城市化的进程。世界上，特别是亚洲的多数国家都在二战之后迅速的用低成本完成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在人均1000美元GDP时实现了城市化率65—70%。而我国1949年时仅有城市132个，市区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7.3%。到1978年只有城市194个，城市化率仅为17.92%，处于城市缓慢发展的阶段。而1978—1995年期间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1995年已有城市64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29.04%。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30—70%的城市化率为加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70%的城市化率之后为稳定发展的阶段。而我国正处于这个高速和加快的城市化率阶段，1995年至今城市已达660个，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已达45%，虽然低于49%的世界水平，但仍以年均1.26%的速度在增长，最高年份达4.65%的增长率。

　　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2亿农民的进城问题，但还需解决4亿农民的进程问题。如果同样的速度将需要60年的时间，必须以成倍增长的速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时实现城市化率65—70%的水平。

　　中国现有存量住宅约145亿平方米，至少还要建设240亿平方米才能在不断拆旧与拆除中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的供给严重滞后，尚无法满足这个城市化率的需求。

　　从近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情况分析，外地非农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6.4%，外地农业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5.3%，两者合计约占用30%以上。不管这些房子是用什么方式提供的，至少应有这么多数量的住房，而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达到满足条件的，市场化的供给条件只能在其中择优录取了。这个竞争与选择的手段大约就是价格了。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中国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约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4%，而农村宅基地的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5%。如果拿出1%的国土面积来建设城市，则至少可以解决14亿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中国是不缺少土地的。

　　但中国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无法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宅基地产生集中的效应，并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变成进城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顾虑不得不出台严守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于是土地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多项选择中成为了资源极度稀缺的产品。

　　土地是再生的资源，但土地的用途则是多样性的。目前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7%，但实际的农田只剩了18亿亩多一点，其中约13—15亿亩用于粮食的生产，其余用于经济作物等。但从土地利用的变化看，变成只剩18亿亩耕地的原因与建设用地的增减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最大量的则是退耕还林的生态保护。

　　


　　而全国的建设用地中又有基础设施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多项。城市建设用地中又有商业、办公和住宅用地之分。住宅用地中还要分保障性住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等多类。结果最终的全部建设用地中房地产用地只剩了4.5%，而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得惊人了，于是土地的稀缺性就埋下了招拍挂中不断出现天价的种子。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

　　都在抱怨政府天价地太黑的同时，也许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地价与房价上，尤其是关注政府的地价收入上。其实政府的地价收入都多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土地之中，变成了房价上涨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正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之中，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改变城市的形象，不断的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投入。大量的城市在建高速铁路、公路、轻轨、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以及城市花园和改善城市面貌，因此许多地王的出现正在于公路、轻轨的作用；正在于城市花园的环境改变；正在于学校与医院提供了转项的需求。不但所供的土地被社会与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周边的房价也在市场中得到了价值的重新认定。

　　环境的改善让价值被重估本就是件合理的事情，而城市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又有哪个不是希望提高国民的财富与城市的价值呢？难道会有一个政府专门去想让国民的财富不断的贬值、让国民的财富越来越不值钱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也一定会很快被国民推翻的。而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国民财富价值是同样重要的事，要严厉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想用国民财富贬值来达到推翻政府执政目的的短视者。

　　而政府的大量投入和环境的改变难道不同时应提升房屋的价值吗？

　　五、价格的提升也是一种货币现象。

　　请问：除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因素之外，又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永远升值的呢？有的货币在对其他货币升值时，对本国的购买能力也许仍然是贬值的。既然货币是一种长期贬值状态，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就一定是货币的升值。

　　请问：三十年前十元钱能买多少东西，而今天能买多少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典型的货币现象。请问：三十年前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而今天又是多少呢？那么收入的增长基础除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之外，则一定是货币的贬值，因此才有了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

　　如果用银行存款来计算，所有人都会认为存款的货币是在贬值的，同样的钱办了不同样的事情，买不了同样多的东西了。那么对其他产品而言的贬值，在不动产上也同样存在。

　　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政府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

　　十、不可忽略的收入增长。

　　几乎全社会听到的都是中国高房价的怨声载道，更培育出了无数的泡沫梦幻。既有人用不正确的计算方式中的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的泡沫，也有人用房价租售比来证明这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却从来没有人承认房价的增长幅度与数倍远远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倍数。

　　如果用价格与收入的同比计算，1998年房改货币化时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只有1854元/平方米，同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年，家庭平均为3.1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17143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9.5平方米，8年约购买74平方米的住房。全国1998年的住房中位数面积为62平方米，则房价收入比在1：7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1：6以下，少数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在1：8左右（因为收入合理应用中位数，房价也应用中位数价格，则全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都在1：6以下）。

　　今天2009年的全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平方米，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为2.96人/户，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一年的收入可以购买当年的商品房为11.44平方米，全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约为68平方米，则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91.5平方米的商品房，6年的收入正好购买68平方米。房价收入比都平均在1:6之内，换成中位数技术，则仍是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在1：6之下。

　　再看各自的增长情况，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4445元/平方米，增长了1.39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

　　问题只在于平均数中只反映了一种统计中的对比情况，实际的生活中则一部分人大大的高于平均收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大的低于平均收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更大的面积改善居住条件，而另一些人则只能靠政府的保障解决住房问题。恰恰是略低于活略高于平均收入的一群人，既不能纳入政府的保障范围之内，又没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任意的选择消费，但又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于是成了被美誉为夹心层的一群，也成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也要攻击房价与社会的主力。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商品房住房生产量每年仅有500万套上下，按城市现有家庭户数计算大约只占2.5%（城市人口约6.07亿，2亿多户），只能优先满足那些收入高于平均值的家庭，只有当供给量大量增长时，才能用不同的产品覆盖更大的受益群体。

　　因此在收入的增长中，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中，房价也就停不下上涨的脚步。试想能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停下收入增长的脚步吗？试想能在资产价格的增长中停下土地价格增长的脚步吗？除了扩大供给之外，缺少供求平衡的条件时，房价只好承担更多的上涨压力了。中国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只会提高民众收入增长的速度。

　　也许还能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说明房价必然上涨的原因，但只希望房价上涨的速度不要过快，不要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条件。

　　我同样可以举出许多房价会下跌的理由，但至少目前这些国际上曾经出现的让房价暴跌的理由尚未在中国出现。

　　如果经济的下滑、房贷中的高杠杆率（中国一次性付款购房的比重超过了50%，贷款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9%），人口的下降、家庭分裂速度的下降（这些大约都在2020年之后才开始），如果政府投入的减少、货币的高速升值（日本当年升值了4倍多），以及大量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城市化率的减速等等。

　　而当下降的因素尚未出现、上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必须正视这种目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用对症下药的方式解决供给量增加的问题，才有让房价平稳增长的可能。

　　用政策的强压硬将房价打下去的可能在中国是存在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强大到指挥经济运行轨迹的。但这种强压下的市场是政府的主导目的吗？会让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吗？

　　房价只有在正确的认识与分析中才会具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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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ted by a project with high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Better check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again.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 Cautionary Tale
Tempted by a project with high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Better check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again.

The McKinsey Quarterly, McKinsey & Co.

October 20, 2004

Maybe finance managers just enjoy living on the edge. What else would explain their weakness for using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to assess capital projects? For decades, finance textbooks and academics have warned that typical IRR calculations build in reinvestment assumptions that make bad projects look better and good ones look great. Yet as recently as 1999, academic research found that three-quarters of CFOs always or almost always use IRR when evaluating capital projects. (John Robert Graham and Campbell R. Harv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Duk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Our own research underlined this proclivity to risky behavior. In an informal survey of 30 executives at corporations, hedge funds,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we found only 6 who were fully aware of IRR's most critical deficiencies. Our next surprise came when we reanalyzed some two dozen actual investments that one company made on the basis of attractive internal rates of return. If the IRR calculated to justify these investment decisions had been corrected for the measure's natural flaws, management's prioritization of its projects, as well as its view of their overall attractiveness, would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So why do finance pros continue to do what they know they shouldn't? IRR does have its allure, offering what seems to be a straightforward comparison of, say, the 30 percent annual return of a specific project with the 8 or 18 percent rate that most people pay on their car loans or credit cards. That ease of comparison seems to outweigh what most managers view as largely technical deficiencies that create immaterial distortions in relatively isolated circumstances.

Admittedly, some of the measure's deficiencies are technical, even arcane, but the most dangerous problems with IRR are neither isolated nor immaterial, and they can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budget managers. When managers decide to finance only the projects with the highest IRRs, they may be looking at the most distorted calculations — and thereby destroying shareholder value by selecting the wrong projects altogether. Companies also risk creat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for themselves and for shareholders, potentially confusing invest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lating managerial rewards. (As a result of an arcane mathematical problem, IRR can generate two very different values for the same project when future cash flows switch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or positive to negative). Also, since IRR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it can make small projects appear more attractive than large ones, even though large projects with lower IRRs can be more attractive on an NPV basis than smaller projects with higher IRRs.)

We believe that managers must either avoid using IRR entirely or at least make adjustments for the measure's most dangerous assumption: that interim cash flows will be reinvested at the same high rates of return.

The Trouble with IRR
Practitioners often interpret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s the annual equivalent return on a given investment; this easy analogy is the source of its intuitive appeal. But in fact, IRR is a true indication of a project's annual return on investment only when the project generates no interim cash flows — or when those interim cash flows really can be invested at the actual IRR.

When the calculated IRR is higher than the true reinvestment rate for interim cash flows, the measure will overestimate — sometimes very significantly — the annual equivalent return from the project. The formula assumes that the company has additional projects, with equally attractive prospects, in which to invest the interim cash flows. In this case, the calculation implicitly takes credit for these additional projects. Calculations of net present value (NPV), by contrast, generally assume only that a company can earn its cost of capital on interim cash flows, leaving any future incremental project value with those future projects.

IRR's assumptions about reinvestment can lead to major capital budget distortions. Consider a hypothetical assessment of two different, mutually exclusive projects, A and B, with identical cash flows, risk levels, and durations — as well as identical IRR values of 41 percent. Using IRR as the decision yardstick, an executive would feel confidence in being indifferent toward choosing between the two projects. However,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elect either project without examining the relevant reinvestment rate for interim cash flows. Suppose that Project B's interim cash flows could be redeployed only at a typical 8 percent cost of capital, while Project A's cash flows could be invested in an attractive follow-on project expected to generate a 41 percent annual return. In that case, Project A is unambiguously preferable.

Even if the interim cash flows really could be reinvested at the IRR, very few practitioners would argue that the value of future investments should be commingled with the value of the project being evaluated. Most practitioners would agree that a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 by definition, the return available elsewhere to its shareholders on a similarly risky investment — is a clearer and more logical rate to assume for reinvestments of interim project cash flows.



When the cost of capital is used, a project's true annual equivalent yield can fall significantly — again, especially so with projects that posted high initial IRRs. Of course, when executives review projects with IRRs that are close to a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 IRR is less distorted by the reinvestment-rate assumption. But when they evaluate projects that claim IRRs of 10 percent or more above their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se may well be significantly distorted. Ironically, unadjusted IRRs are particularly treacherous because the reinvestment-rate distortion is most egregious precisely when managers tend to think their projects are most attractive. And since this amplification is not felt evenly across all projects, managers can't simply correct for it by adjusting every IRR by a standard amount.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grows as a project's fundamental health improves, as measured by NPV, and it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unique timing of a project's cash flows.)

How large i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 flawed reinvestment-rate assumption? Managers at one large industrial company approved 23 major capital projects over five years on the basis of IRRs that averaged 77 percent. Recently, however, when we conducted an analysis with the reinvestment rate adjusted to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the true average return fell to just 16 percent. The order of the most attractive projects also changed considerably. The top-ranked project based on IRR dropped to the tenth-most-attractive project. Most striking, the company's highest-rated projects — showing IRRs of 800, 150, and 130 percent — dropped to just 15, 23, and 22 percent, respectively, once a realistic reinvestment rate was considered. Unfortunately, these investment decisions had already been made. Of course, IRRs this extreme are somewhat unusual. Yet even if a project's IRR drops from 25 percent to 15 percent, the impact is considerable.

What to Do?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way to avoid problems with IRR is to avoid it altogether. Yet given its widespread use, it is unlikely to be replaced easily. Executives should at the very least use a 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While not perfect, MIRR at least allows users to set more realistic interim reinvestment rates and therefore to calculate a true annual equivalent yield. Even then, we recommend that all executives who review projects claiming an attractive IRR should ask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assumed interim-reinvestment rate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an assumption that interim flows can be reinvested at high rates is at best overoptimistic and at worst flat wrong. Particularly when sponsors sell their projects as "unique" or "the opportunity of a lifetime," another opportunity of similar attractiveness probably does not exist; thus interim flows won't be reinvested at sufficiently high rates. For this reason, the best assumption — and one used by a proper discounted cash-flow analysis — is that interim flows can be reinvested at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2. Are interim cash flows biased toward the start or the end of the project? Unless the interim reinvestment rate is correct (in other words, a true reinvestment rate rather than the calculated IRR), the IRR distortion will be greater when interim cash flows occur sooner. This concept may seem counterintuitive, since typically we would prefer to have cash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The simpl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reinvestment rate and the assumed IRR exists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so the impact of the distortion accumulates. (Interestingly, given two projects with identical IRRs, a project with a single "bullet" cash flow at the end of the investment period would be preferable to a project with interim cash flows. The reason: a lack of interim cash flows completely immunizes a project from the reinvestment-rate risk.)

Despite flaws that can lead to poor investment decisions, IRR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be used widely during capital-budgeting discussions because of its strong intuitive appeal. Executives should at least cast a skeptical eye at IRR measures befor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authors, John C. Kelleher and Justin J. MacCormack, are consultants in McKinsey's Toronto office. They wish to thank Rob McNish for his assistance in developing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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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hine In The Rain

Bodies Without Organs "Sunshine In The Rain"


When I'm in Berlin you're off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Rome
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
As voices on the phone

Wishing we could be more telepathic
Tired of the nights I sleep alone
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we find ourselves a home

Can you feel the raindrops in the desert
Have you seen the sunrays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m not present
Standing by your side while miles apart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Even if we call the highest power
We can only do one town a time
Words are not enough action speaks louder
Second time around

Can you feel the raindrops in the desert
Have you seen the sunrays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m not present
Standing by your side while miles apart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Oh oh la la la
Oh oh la la la

When I'm in Berlin you're off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Rome
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
As voices on the phone

Can you feel the raindrops in the desert
Have you seen the sunrays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m not present
Standing by your side while miles apart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in the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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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 宁可错过一百个机会，也决不错投一个项目

创业课堂：听“巨人”史玉柱说创业戒律

时间：2009-02-07 10:29:35 来源：解放牛网 解放日报



　　记者有机会读到史玉柱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中的点评实录，发现有许多金玉良言。相比于其他几位嘉宾评委，史玉柱的经历更跌宕起伏，有过巨大的成功，也有过灭顶级的失败，屡次东山再起，很多点评来自他自己血的教训。正如他所说，“成功的时候作的报告，大部分是虚的，只有失败的教训才是深刻的，才有含金量”。另一方面，现在的史玉柱不再以企业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放豪言、博眼球，上节目时作秀的动机较少，说话也就更实在。因此，在征得巨人网络公司的同意并进行补充采访后，记者从中筛选总结了一些做企业的理念，供创业者参考。

　　宁可错过一百个机会，也决不错投一个项目

　　史玉柱一再强调，公司的业务要简单再简单，要能用一句话，最好是不带标点符号的一句话，把公司的业务说清楚。不太了解的事不要做，要做你擅长的事、最喜欢做的事。对未来10年做一个大致清楚的规划，比如我将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据此规划，把与此目标不相关或关系不大的业务，该砍的砍，该甩的甩，集中精力攻克一点。认准一个行业，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专注于此，不要三心二意。

　　不能理想化，你看到的“商机”不一定存在

　　史玉柱说，搞互联网的人，99％都把未来想得很美好，可事实不一样。要成为1％那种冷静的人。

　　有一种理想化，是眼界不宽、调查不细、思考不远所致。有一个创业者要创建网上购物中心，他一口咬定马云不会去做B2C，实际上马云旗下的淘宝网已经推出了B2C模式的淘宝商城，电子商务专家也已分析指出，C2C模式在中国只能长期维持免费格局，拓展到B2C模式，是淘宝网加快赢利步伐的必然选择。这些信息，全国媒体不乏报道，作为一名“业内人士”不应该不知道，但他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象，B2C市场不可能一家独大，以马云的性格要做就做最大的，所以马云不会去涉足B2C。此时马云就坐在点评席上，大概是不会把这样一个创业者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了。

　　另一种理想化，是不善于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真正的规律。还是淘宝网的“潜在对手”，一名创业者的参赛项目是打造社区电子商务平台，把社区的商业服务资源整合在网站上，让居民坐在家里就能看病买药、叫外卖、缴纳物业费、申报维修等等。这位选手表示，他认为淘宝网发展缓慢，因为它的模式不对，互联网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百姓身边的现实世界，而淘宝网是个虚拟商店。其实，他的项目一点也不新鲜，10多年前因特网在中国还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记者就参观过类似的构建；10多年来，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率日益提高，宽带上网几乎取代了窄带拨号，类似的社区商业网计划也是屡见不鲜，有电信和有线电视这种直接进入终端用户的“牛”运营商，也有民营的，但从来没有成功先例。成功的，C2C例如从易趣到淘宝，是依靠一个最庞大的用户基数，满足“长尾”需求；B2C如当当网、卓越亚马逊，是依靠集中采购和配送来降低价格。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面向全国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最大限度发挥互联网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一个关键点恰恰是社区商业网无法拥有的，不幸的是，它却被一些人当作了缺点，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看上去非常大胆、超前的商业计划不一定都是错的，伟大的公司起步时往往是疯狂的、常人不理解的，但是，现在是经济紧缩阶段，风险投资商对投资极其慎重，一些需要大量资金的好计划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其实，就算是在红火时期，风投争抢的投资对象也只是那么几个而已，它们成功以后高调宣扬，结果给社会大众造成了错觉，以为风投都像电影《非诚勿扰》里的“范伟”那么人傻钱多好忽悠。所以，不要去吓唬投资人。

　　记者听一位朋友转述朋友的朋友的创业宏图——初出校门在大城市谋职的年轻白领，月收入不高，用于租房的资金预算显然难以满足他们对住房的要求，群租、合租还会牵连出无穷的麻烦，他从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中看到了商机，打算创立一个白领租房公司，在本市各区收集一批房源，统一装修、统一管理，价廉物美，相信能受欢迎。另一位有经验的朋友听后当即评点，这个商业计划的原型可能是MBA教材中的某个案例，现实需求确实是存在的，但为什么没有人做过呢？必定有原因。而且，房源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回收期又长，创业者如果没有自有资金和房源，哪里去找投资？

　　不要盯着大城市，二三级城市前景更广阔

　　史玉柱说，现在的国外公司，包括国内多数公司，都以为大中型城市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实际上那只是金字塔塔尖。中国真正的大市场是二三级城市，甚至是乡镇。许多人还没意识到，现在二三级城市的居民也已经富裕起来了，他们的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城市，而他们的娱乐消费还比较单一，一些产品只要送到他们眼前，他们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过，而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人们见得都快麻木了。所以二三级市场很容易打开，而且跨国企业进入的还不多，这可是国内商家难得的好机会。

　　当年，“脑白金”就是打开了二三级城市和农村市场，一炮而红。后来进入网络游戏行业，《征途》游戏也是如法炮制进行推广，全国2万人的团队，铺遍了1800个市、县、乡镇的网吧，史玉柱用军事术语来解释：“空军好比是做广告，陆军好比是做营销，配合好了才能做。”

　　找出你的“第一”，但不要提“成为第一”

　　也许是受网络经济所谓“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影响，年轻人创业总喜欢提出“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口号。史玉柱指出，提这样一个口号实际上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某种程度上不是好事。他也曾经提过“中国的IBM”的口号，结果摔得很惨。现在回头看，那都是虚的。一旦提了这样的口号，就会有一些不切实际、不必要的压力，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初创者先把眼前该做的事做好，比如科研、生产、销售等方面，做得比别人强，到时第一的地位自然是你的。而即使哪天你真的是第一了，也要让别人去说，自己心里坚决不能真把自己当第一。

　　但在营销宣传上，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才能让别人记住。

　　董事长要站得高看得远，但不能把自己架空

　　由于受到看上去很恶俗的“脑白金”广告的影响，记者曾对史玉柱此人怀有很深的成见，改变印象是这样发生的：偶然进入一个网络游戏论坛，看到一些玩家的评论，他们说之所以玩《征途》是因为史玉柱会亲自与玩家交流，回答玩家的问题，让客服第一时间处理问题，这种“高标准待遇”是其他网游运营公司所没有的。这些评论，让记者了解到，为什么《征途》遭到大量口诛笔伐，玩家数量却大幅增长，因为公司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握消费者的需求。

　　一些企业的董事长往往走两个极端，有的陷于琐碎事务不能自拔，无法进行战略思考；有的又把自己高高架在空中楼阁里，从不接触基层。脱离了消费者这个生存基础，一切市场计划都只是想象出来的罢了。

　　对员工只认功劳不认苦劳，奖励现金比股权好

　　假设两组员工，一组取得了好成绩，一组非常辛苦但是还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该如何奖励？史玉柱的方法是，第一组要发给奖金，第二组可以请他们吃一顿饭，加以勉励，但不发奖金。只认功劳不认苦劳，因为苦劳对公司没有贡献，只有功劳才能使企业往前发展。

　　他不认同员工是纯为兴趣而工作的观点。一个员工来到一家公司，他追求的应该很多，但排到最前面的有两个，一个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一个是经济利益，即老板能给我多少钱。史玉柱说，1997年之前，他很注重前者，重新创业之后，则把经济利益排在了首位。作为一个好老板，应该更多地照顾员工的经济利益。别指望最基层的一线员工会跟老板一样怀抱雄心壮志，为了认同企业文化而留在这里工作。他失败的时候，曾经把全国分公司的经理召集到一个招待所里，闭门召开专门针对他的批判会，大家批了三天三夜，史玉柱觉得这些“责骂”非常有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这么多年来，你从不关心我们这些员工。

　　那么如何增加员工的经济利益呢？史玉柱的观点与流行的“股权激励”不同，他更赞同销售额提成加年终奖的方式。对企业来说，分配股权的成本最高，却也可能是员工最不满意的，因为股权和现金相比，不少人更喜欢后者。说实在的，股权兑现的最佳途径是企业上市，但不是每家企业都有希望上市的，不能兑现的股权在员工眼里未必有多大价值，不如老板持100％股份，给员工现金奖励。

　　再小的企业，一开始就要规范

　　企业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要建立严格制度，规范化运作，哪怕因此牺牲一些发展速度。史玉柱说，我公司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按上市公司的要求去做。这在起步阶段可能影响一点发展速度，但发展后劲足，会持久，而且机遇一旦来临，就能迅速扩张。

　　史玉柱说起亲身经历：“15年前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那时谁的胆子大谁就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那时胆子大的人，活到现在的有几个？我那时候也属胆子大的，可我不也是栽了吗？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规范了，机会也越来越均等了，不能再去靠胆大取胜。现在靠的是战略和人才。我建议通过制定英明战略和合理使用人才去取得企业发展，个人胆魄不那么重要！”强势的老板，也要注意靠制度来约束个人的作用，真心实意发挥团队的作用。巨人网络公司的团队开会确定，史玉柱本人作为董事长，只抓研发，不准他看企业的股票行情。有一次他还是憋不住偷看了，当场被总经理发现，总经理说：你再这样的话，公司是没有希望的。从那以后，史玉柱乖乖地抓研发，不再关注股票的短期波动。

　　史玉柱特别提醒一些才出校门就自主创业的人，依靠个人才华出众，企业是可以走到一定高度的，但当规模超过百人后，仅凭老板个人的能力和精力就不够了，公司管理可能进入危险爆发期。要当心发生众叛亲离的情况，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家逃不过的一劫，也只有经过这一劫，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正视自己，不要用狂傲来包装自卑

　　有个选手出口狂傲，称自己是天才，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只有本事。史玉柱却直截了当地打击了他：“我总觉得你只不过是用这套说辞来包装自己而已，其实你越包装，别人反而越感觉你是自卑。我觉得你是一个自信和自卑的矛盾体。”实际上没有天才，成功来自勤奋。

　　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人，可以梦想自己做一番大事业来改变世界，但真的创业了就必须正视现实，正视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一个企业领袖应该把自己的心胸打开，不管是两三人的微型企业还是发展成大公司，对于批评的声音，不应该内心抵触，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要接受。有多大胸怀就能做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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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干得好，才年入百万而已"

基金业日换一将 17名操盘手掀跳槽风暴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02日 02:24 21世纪经济报道
　　代星

　　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刚过去的2月份虽仅15个交易日，但已有多位基金经理做出职业生涯的新选择。

　　据记者统计，2月份共8家基金公司的17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离开工作岗位，与1月持平，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从基金公司角度看，南方基金是2月份发生基金经理变动最多的基金公司，旗下共有南方绩优、南方稳健、南方稳健贰号和南方全球4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

　　从基金经理的角度看，华夏基金明星基金经理孙建冬的离职让市场大感意外。据坊间传闻，孙建冬或转投私募。

　　根源仍在激励机制

　　根据海通证券(17.09,-0.09,-0.52%)的统计，2009年是基金经理变更数量最多的一年，共有199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包括154只股票方向基金和45只固定收益类基金，变更次数达249次。

　　2006-2008年，则分别有160只、188只和189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由此可见，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从基金经理的变更和市场的关系来看，股票方向基金的基金经理在牛市中变动更为频繁。以2月份为例，在15只更换基金经理的基金中，偏股型基金就占了13只。

　　对于基金经理频现离职的原因，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本原因在于公募基金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私募基金更追求绝对收益，没有仓位限制，也没有公募基金每天业绩排名的压力，基金经理操作的自主空间更大。”北京一名公募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管理差不多的钱，干一样的事情，私募可以提取业绩报酬，公募则要看领导和股东的脸色，不少同行心里都多少有些不平衡。”

　　就激励机制而言，私募相较公募有巨大优越性。目前，公募基金经理的收入由基本工资与奖金两部分组成，至于年终奖，则要全年业绩排名达到前多少名才能拿到，各家基金公司要求不一。

　　“不少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干得好，才年入百万而已，大型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平均下来也就在300万元左右。而以规模1亿元的私募基金为例，2009年按照80%的业绩算，给投资者带来8000万元收益，以20%的业绩提成计算，公司可以获得1600万元提成，就算对基金经理的报酬按20%来给，这名私募基金经理也能挣到320万元。而且，公募基金经理动辄管理数十亿元资金量，哪有这1个亿的基金好操作？”一位近期跳槽到私募的原公募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

　　双轨制效果不明显

　　今年2月，除多只公募基金发生基金经理离职外，也有不少基金增聘了基金经理，采用多基金经理制减少单基金经理制中基金经理离职时带来的短期业绩波动和赎回风险，成为不少基金公司的选择。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2006-2009年，股票方向基金发生减少基金经理的基金数分别为97、86、59和29，同期增加基金经理的基金数分别为2、11、16和30。

　　同期，固定收益类基金发生减少基金经理的基金数分别为24、17、8和7，同期增加基金经理的基金数分别为3、6、6和16。可以看出，四年来，减少基金经理的基金逐步降低，而增加基金经理的基金数则在走高，

　　以今年2月份为例，就有长城、宝盈、申万巴黎和工银瑞信4家基金公司为旗下6只基金增聘基金经理。

　　尽管实行双基金经理制的基金比例不断上升，但并无权威数据显示双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业绩好于单独管理。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一些基金实行双基金经理制度，但一般还是由一个人主导决策，另一名基金经理实际还是助理角色，尤其是一些“一拖多”的基金经理，操作执行层面也需要辅助。

　　“基金经理调整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向外有其他家基金公司和私募的挖角，向内则是其他业务线和新基金需要有资历者担当。”好买基金研究员曾令华对记者表示，“从内部调整而言，新基金发行后，增聘新人，为公司投资团队增加新鲜血液，是不少基金公司的惯常选择。另外，由公募基金经理调任机构理财部也较常见。此类情况，基金经理并未离开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不影响公司整体投研实力。特别是公募基金之间的调整，旨在优化人员配置，增加公司投资方面的实力。”

　　“从基金经理的外部调整而言，近年来新基金密集发行，基金个数增加，对基金经理需求旺盛，基金经理人力储备相对不足，优秀基金经理更成为紧俏资源，此乃基金经理流动的外部诱因。一些有经验的老基金经理因个人发展、投资理念的原因弃公奔私，都可能造成基金经理辞职。”曾令华分析。

　　不过，曾令华表示：“基金经理的离职现象，并不能说是坏事。如果基金是指数型的被动管理基金，则基金经理离职一般不会对基金造成大影响；对于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要看接任基金经理是谁，是否具有管理经验，投资风格是否和基金相符。投资者不必恐慌，毕竟明星基金经理不是天生的。”

　　“总之，基金经理的离任，反映了目前基金行业从业人员的流动现状，随着基金行业竞争的加剧，这种流动还可能加剧。”曾令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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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Munger: A parable about how one nation came to financial ruin.

Basically, It's Over

A parable about how one nation came to financial ruin.

By Charles Munger

Updated Sunday, Feb. 21, 2010, at 3:30 P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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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arly 1700s, Europeans discovered in the Pacific Ocean a large, unpopulated island with a temperate climate, rich in all nature's bounty except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Reflecting its lack of civilization, they named this island "Basicland."

The Europeans rapidly repopulated Basicland, creating a new nation. They installed a system of government like that of the early United States. There was much encouragement of trade, and no internal tariff or other impediment to such trade. Property rights were greatly respected and strongly enforced. The banking system was simple. It adapted to a national ethos that sought to provide a sound currency, efficient trade, and ample loans for credit-worthy businesses while strongly discouraging loans to the incompetent or for ordinary daily purchases.

Moreover, almost no debt was used to purchase or carry securities or other investments, including real estate and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The one exception was the widespread presence of secured, high-down-payment, fully amortizing, fixed-rate loans on sound houses, other real estate, vehicles, and appliances, to be used by industrious persons who lived within their means. Speculation in Basicland's security and commodity markets was always rigorously discouraged and remained small. There was no trading in options on securities or in derivatives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commodity contracts cleared through responsible exchanges under laws that greatly limited use of financial leverage.

In its first 150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Basicland spent no more than 7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providing its citizens with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water, sewage and garbage removal, some education, defense forces, courts, and immigration control. A strong family-oriented culture emphasizing duty to relatives, plus considerable private charity, provided the only social safety net.

The tax system was also simple. In the early years, governmental revenues came almost entirely from import duties, and taxes received match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There was never much debt outstanding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bonds.

As Adam Smith would have expected, GDP per person grew steadily. Indeed, in the modern area it grew in real terms at 3 percent per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until Basicland led the world in GDP per person. As this happened, taxes on sales, income, property, and payrolls were introduced. Eventually total taxes, matched by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mounted to 35 percent of GDP. The revenue from increased taxes was spent on more government-run education and a substantial government-run social safety net, including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s.

A regular increase in such tax-financed government spending, under systems hard to "game" by the unworthy, was considered a moral imperative—a sort of egality-promoting national dividend—so long as growth of such spending was kept well below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ountry's GDP per person.

Basicland also sought to avoid trouble through a policy that kept imports and exports in near balance, with each amounting to about 25 percent of GDP. Some citizens were initially nervous because 60 percent of imports consisted of absolutely essential coal and oil. But, as the years rolled by with no terrible consequences from this dependency, such worry melted away.

Basicland was exceptionally creditworthy, with no significant deficit ever allowed.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large "off-book" promises to provide future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s appeared unlikely to cause problems, given Basicland's steady 3 percent growth in GDP per person and restraint in making unfunded promises. Basicland seemed to have a system that would long assure its felicity and long induce other nations to follow its example—thus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all humanity.

But even a country as cautious, sound, and generous as Basicland could come to ruin if it failed to address the dangers that can be caused by the ordinary accidents of life. These dangers were significant by 2012, when the extreme prosperity of Basicland had created a peculiar outcome: As their affluence and leisure time grew, Basicland's citizens more and more whiled away their time in the excitement of casino gambling. Most casino revenue now came from bets on security prices under a system used in the 1920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lled "the bucket shop system."

The winnings of the casinos eventually amounted to 25 percent of Basicland's GDP, while 22 percent of all employee earnings in Basicland were paid to persons employed by the casinos (many of whom were engineers needed elsewhere). So much time was spent at casinos that it amounted to an average of five hours per day for every citizen of Basicland, including newborn babies and the comatose elderly. Many of the gamblers were highly talented engineers attracted partly by casino poker but mostly by bets available in the bucket shop systems, with the bets now called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ny people, particularly foreigners with savings to invest, regarded this situation as disgraceful. After all, they reasoned, it was just common sense for lenders to avoid gambling addicts. As a result, almost all foreigners avoided holding Basicland's currency or owning its bonds. They feared big trouble if the gambling-addicted citizens of Basicland were suddenly faced with hardship.

And then came the twin shocks. Hydrocarbon prices rose to new highs. And in Basicland's export markets there was a dramatic increase in low-cost competit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was soon obvious that the same exports that had formerly amounted to 25 percent of Basicland's GDP would now only amount to 10 percent. Meanwhile, hydrocarbon imports would amount to 30 percent of GDP, instead of 15 percent. Suddenly Basicland had to come up with 30 percent of its GDP every year, in foreign currency, to pay its creditors.

How was Basicland to adjust to this brutal new reality? This problem so stumped Basicland's politicians that they asked for advice from Benfranklin Leekwanyou Vokker, an old man who was considered so virtuous and wise that he was often called the "Good Father." Such consultations were rare. Politicians usually ignored the Good Father because he made no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mong the suggestions of the Good Father were the following. First, he suggested that Basicland change its laws. It should strongly discourage casino gambling, partly through a complete ban on the trading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it should encourage former casino employees—and former casino patrons—to produce and sell items that foreigners were willing to buy. Second, as this change was sure to be painful, he suggested that Basicland's citizens cheerfully embrace their fate. After all, he observed, a man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 is willing to quit smoking and undergo surgery because it is likely to prolong his life.

The views of the Good Father drew some approval, mostly from people who admired the fiscal virtue of the Romans during the Punic Wars. But others, including many of Basicland's prominent economists, had strong objections. These economists had intense faith that any outcome at all in a free market—even wild growth in casino gambling—is constructive. Indeed, these economists were so committed to their basic faith that they looked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Basicland would expand real securities trading, as a percentage of securities outstanding, by a factor of 100, so that it could match the speculation level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before onslaugh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that began in 2008.

The strong faith of these Basicland economists in the beneficence of hypergambling in both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stemmed from their utter rejection of the ideas of the great and long-dead economist who had known the most about hyperspeculation, John Maynard Keynes. Keynes had famously said, "When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s the byproduct of the operations of a casino, the job is likely to be ill done." It was easy for these economists to dismiss such a sentence because securities had been so long associated with respectable wealth,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seemed so similar to securities.

Basicland's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ers were hostile to change. Like the objecting economists, the bankers wanted change exactly opposite to change wanted by the Good Father. Such bankers provided constructive services to Basicland. But they had only moderate earnings, which they deeply resented because Basicland's casinos—which provided no such constructive services—reported immoderate earnings from their bucket-shop systems. Moreover, foreign investment bankers had also reported immoderate earnings after building their own bucket-shop systems—and carefully obscuring this fact with ingenious twaddle, including claims that rational risk-management systems were in place, supervised by perfect regulators. Naturally, the ambitious Basicland bankers desired to prosper like the foreign bankers. And so they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Good Father lacked any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and eternal causes of human progress that the bankers were trying to serve by creating more bucket shops in Basicland.

Of course, the most effe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change came from the gambling casinos themselves. This was not surprising, as at least one casino was located in each legislative district. The casinos resented being compared with cancer when they saw themselves as part of a long-established industry that provided harmless pleasure while improving the thinking skills of its customers.

As it worked out, the politicians ignored the Good Father one more time, and the Basicland banks were allowed to open bucket shops and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and carry of real securities with extreme financial leverage. A couple of economic messes followed, during which every constituency tried to avoid hardship by deflecting it to others. Much counterproductive governmental action was taken, and the country's credit was reduced to tatters. Basicland is now under new management, using a new governmental system. It also has a new nickname: Sorrow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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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Munger is vice chairman of Berkshire Hathaway.

Article URL: http://www.slate.com/id/224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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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语言

盘口语言,盘面语言(技术分析)




111 主动卖盘盘面可能预示下跌,将还有更低的买点,主动买盘预示可能即将拉升.

1111 主动卖盘盘面可能预示下跌,将还有更低的买点,主动买盘预示可能即将拉升,如果是在历史高位,此波段可能结束.

333 预示即将上涨,无论买卖盘

555 预示即将上涨,无论买卖盘 卖盘机构吸筹阶段,买盘有人愿意接盘

999 9999 本庄家筹码用完,下庄接手

888 都可

444 4444 恶庄, 不是疯买就是疯卖,特别是4444

168 如果高位,放大量卖出(配合成交量),小量不错

158 1558 1588 建仓初期, 中期出现

777 7777 248 一手一手庄家可能对碰,尤其是777 两个庄家都要买方 都在同一时间买

5858 可能出现慢牛

6868 在高位出现不好

123 顺利 尤其789

1414 可能打架,出现代码相同的股数,一般没有问题

248 碰上的都是恶人

4或6、8等3个以上数字重叠和连用，通常均为盘口语言，444或4444多表示强庄示警，表明此股已有机构坐庄；6、8重叠或与4连用如4466、4488等多表示主力态度或通知关系仓或锁仓机构，挂卖单表示将拉升，挂买单表示将打压；

　　3个以上1重叠可能是压盘或洗盘信号，请关系仓协打压或保持股价；

　　跌停在卖二或卖三、卖四挂重叠8或间隔0，如808，请关系仓协助拉抬护盘；

　　3个以上3或9表示拉升或出货倒计时。其中末尾数字不定，可表示约定时间，如3336可能表示6分钟（或小时)后拉升，9则是出货信号；

　　7结尾表示下一步约定，与4或8结合挂卖单表示请关系仓协助打压，如4007挂卖二表示请关系仓压盘或在某一点位出货，807挂买单表示请合作机构拉抬到某一点位；

　　12345或54321以及其中的3位以上多表示操盘手与关系仓或新机构的交流，具体内容结合当时盘面的买卖大单等情况有所不同，可能是拉升或出货试盘信号，在得到对方回应后，开始拉升或出货；

　　其实机构交流的方式很多，通常操盘手都有自己的语言或约定的信号，甚至约定按照通用语言的“反信号”来操作，所谓通用语言一旦被破译也就没有意思了。因此，上面说的大可不必太认真，大家留心看，还能发现不少盘口语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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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从神州误导地球说先进制度的不济

从神州误导地球说先进制度的不济

2010-02-02 08: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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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二○○三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 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统计数字不容易作得准。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遇难，其后复苏之声时有所闻。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说日本真的复苏过。一位常访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访，回来后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楼价没有上升过。这可见统计数字的波动与大势的转变是两回事。

是的，金融事发到今天，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争议：中国。神州大地的国民收入增长保八可以不论，楼价急速地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甚或过之，而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销量远超于历来冠军但遇上不幸的美国。汽车的平均质量应该不及美国那么好，但加税后，同样汽车之价中国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欢采用的数据是厂房的租金，这些日子收复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现了。

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把老外吓破了胆，金融危机后，表现一枝独秀更使他们啧啧称奇。不幸的是他们指鹿为马，或误中副车，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够快是中国复苏得快的主要原因。他们是说，北京的四万亿行动证明着凯恩斯学派历来主张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给中国证实了是对的。没有疑问，金融风暴以还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支持的证据主要是中国。

神州误导地球也是没有疑问的。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金融危机起于毒资产的出现，而中国的毒资产不多：没有一家中资银行受到毒资产的威胁而近于倒闭。换言之，从金融那方面看，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小，但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二、中国的经济大为不妥出现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二。甲、新《劳动会同法》引进；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早就大声疾呼。暗渡陈仓，这两方面北京能及时处理，虽然我认为这些处理还不足够。换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经济本来就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处理得及时经济回升是理所当然的。


三、北京的四万亿政策不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派钱或乱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划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的全国性发展及上海虹桥的交通枢纽，类同的工程人类历史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不可能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早有预谋，遇到地球金融危机立刻加速，浪费的成分不多。北京的「独裁」本领，是加速加得快，快得有点离奇。
先进之邦不会有像中国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来，应该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谈何容易？先进难进，要通过的手续不知多少重，环保有几关，工会有几关，集资有几关，居民有几关，都要过，而就是全部过了，动工后压力团体可以把项目杀下马来。这里我不是说中国的制度比先进之邦的好，而是中国要快可以快。当然，快可以闯祸，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没有人提出过的：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花钱当然也要快，但在先进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钱的项目只限于没有足够的反对声浪的范畴。年多前美国决定拜凯氏为师，花钱救市，通过第一关的竟然包括安全套产出的补贴。

早有细心策划的花钱可能错，不需要征求民意的花钱可能错，要迎合利益团体的花钱也可能错——哪一类出错的机会最高读者猜猜吧。还有一点是，北京的本领不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从年多来我观察到的农业补贴的几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决定推出四万亿之际，因为新劳动法及其他原因，回乡归故里的工厂员工数以百万计。四万亿的推出有协助就业之效。今天工业的民工荒再现，证明着反对凯氏的财政政策的西方学者没有分析错：这政策有挤迫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劳动法惹来的祸，中国的四万亿推出会有更为明显的挤迫效应。


五、美国联储局大事放宽货币供应的约束，把银行向联储借钱的利率减至历史新低，但银行不愿意放宽贷款，购买房子及商业用途利率高企于五厘以上。这使银行赚大钱。某些机构及某些人士借钱买股票远为容易，导致那里的股市回升。中国呢？政府要挽救楼市，说借银行就借。楼价于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楼市。地区政府呢？不到两年前中过计，如惊弓之鸟，有抗衡的味道。楼价该为何上苍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国的银行借贷的决策显然与西方的有别。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见外资撤离神州，问我意见。我说外资会回头。果然，这些日子外资进入神州者众。在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情况下，中国是个避离所，而老外的光顾对中国的经济有助。


财政政策——不是指处理财政，而是指花钱刺激经济的那种——无疑起自凯恩斯，其无数弊端经济学者早就说得一清二楚。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经验说，在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制度下，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锚货币下，或小或大的错，货币政策不断地出现。这些经验，加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给我的启发，使我想到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持久地稳定着物价，完善地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货币政策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详尽的分析见拙作《货币战略论》）。


不用财政政策也不用货币政策，要用什么政策来处理或调控经济呢？用改善制度运作的政策。我认为，也坚信，中国的前途要集中在这后者。


人类历史有两大文化。其一是欧洲（这包括美国），其二是中国。回顾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所有繁华昌盛逾百年的时代都没有今天吵得热闹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持久的昌盛永远是基于制度上有可观的发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况下，用作货币本位的金或银之量不足，出现困境。然而，没有本位的困境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要想出另一种可以持久地稳定物价或币值之锚，作为间接的货币本位。


我不仅认为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认为这些政策扰乱了制度的运作。历史的经验说，最低工资、工会势力、压力团体、福利经济，等等，都是在有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下出现的。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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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

胡锦涛: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
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 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　习近平主持

2010年02月04日00:00 来源：人民网

胡锦涛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他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８点意见。


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


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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