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绪论
　　
　　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
　　
　　辛亥革命之后，大家发现：西方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陈独秀们认为：这是因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根本还是整个东西文化不同的问题，因此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导致的风气变化，导致连最注重政治问题的梁启超都弃掉了政治生涯，开始研究学术思想的改革。
　　
　　不解决文化问题，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
　　
　　李大钊先生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同》认为东方文明的根本精神在静，而西方文明在动。所以，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到了东方，就有了以下的基本变化：1）想要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2）想要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3）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而这样做必至大家都归于粉碎。
　　
　　我们历年不能使西方的政治制度安设在我们国家的缘故，在于中国一般国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而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相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
　　
　　我们的痛苦全在于此。
　　
　　当今世界的文化-民主和科学，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那么，东方文化能否也发扬，变成一种世界文化呢？
　　
　　二、如何是东方化？如何使西方化？（上）
　　
　　在曾国藩眼里，西方化是坚船利炮；在康有为眼里，西方化是政治制度；在杜威眼里，西方化是征服自然；在George William Knox眼里，西方化是科学和自由；在陈独秀眼里，西方化是民主和科学。
　　
　　我（梁漱溟）觉得：西方化的特长是：1）科学的方法；2）人的个性伸展，同时社会性发达。
　　
　　文化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
生活又是什么？就是没有满足的意欲和不断的满足和不满足罢了。所以，要寻文化的不同，先要看东西方生活中意欲的不同。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这种精神产生了科学和民主两大西方文化的异彩。
　　
　　西方一切根据科学，绝不仅凭个人的智慧去做。它有许多分门别类的学问，而不是单靠师傅的心传。
　　
　　要求一个客观公认的确切知识、追求因果、要去检查实验、要明白确定的，便是科学；全然蔑视客观准则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
　　
　　科学求公理证明，所以前人有的今人都有，今人要做出成果，只能是发明新的东西，所以大家创新。因此逐步前进，今胜于古。艺术在于天才秘技，后人如果不知道，便赶不上，所以大家叹今不如古。
　　
　　在东方，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着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比如有园艺，没有植物学，有中医，没有病理学、生理学、解剖学。既然没有科学可以准据，所以遇事只好取决于自己一时的见解罢了，小事大事多是如此。政治这样办，就自然而然地是人治了。
　　
　　东方的哲学总是囫囵吞枣似地看一个东西，有所指但没有确定的观念。而如果最后用阴阳消长进行解说，便是玄学。而科学是求确实的。
　　
　　不检验证实就相信，就是非科学。
　　
　　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从家人父子到国家世界，就是伦理。
　　
　　而宗教，即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
　　
　　关于民主，我们的传统看了其实是惊诧的。这样以来，天下岂不闹哄了，谁来管呢？没有人管怎么不会闹哄呢？这是东方人从未想象的。
　　
　　我们其实在骨子里相信尊卑有别。因为：如果没有尊卑，那便谁也不能管谁，天下不就乱了吗？
　　
　　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这严尊卑与尙平等是中西方两异的精神。
　　
　　尊卑只是一个名分，实质是权利不平等。权利的有无，大家比照着看，就是平等和不平等；而只看某一个人，便是自由和不自由。所以在中国的语境里，结果就是大家不平等，个人不自由。
　　
　　有时候你感觉自由得很，那只是因为他没管，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权利。
　　
　　如果将”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划分开来，必将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彻底无权。
　　
　　权利、自由，很多民众至今仍旧是不了解的。权，在东方人的眼里，是威权的权。而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人权的权，指的是个人的权利。具体来说人权又分两层：1）公众的事大家都有权做主；2）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过问。
　　
　　西方式的人权在中国大致是人们所放弃了的。中国人不当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所以他不要自由。
　　
　　所以，要西方化，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所以”个性的伸展“，是西方化的一个根本。
　　
　　但西方的社会不能只看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要看其人的社会化发达的一面。从帝制独裁改为立宪共和，难道就是自己出头做主？不是，还是要大家来组织国家，共谋向前过活才行。这种组织的能力，共谋的方法，就是人的社会性的发达。
　　
　　个性伸展的时候，如果社会化不发达，新路还是走不上去，就只能再循老路走，又回到从前各自在家、各自不相往来的样子，个性的伸展就又不见了。所以要个性不失，同时组织起来，协调统一，这样一变，社会上才全然改观。
　　
　　个性伸展的一个后果，就是家族要解散了。因为三纲五常干不下去了啊。大家都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而不是隐藏在某个家族，某个单位后面，参与国家。这时候，就会带来一个趋势，那就是：公德心。现在中国人讲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将人与人怎么相处。这是私德。为什么大家没有公德？个性没有伸展还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学西方，必须从西方化是怎么走出来的根子里学起。那就是科学精神、”人“的观念、个性的伸展、和社会化的发达。
　　
　　三、如何是东方化？如何使西方化？（下）
　　
　　西方化的本源我们找到了，那西方化为什么成功呢？李大钊先生提醒我留意客观的原因，即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经济状态变迁的。但我却认为，人类不是被动的，所以，这里面有别的原因。
　　
　　单为用而不求知，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不能产生科学。中国即是此例。要产生科学，倒要从容一点才行。
　　
　　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
　　
　　所以，我（梁漱溟）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按佛家的意思，生活就是“有情”“相续”，是对“此前的我”的一种延续。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将“以前的我”改变。
　　
　　生活中解决问题有三种方法：1）奋斗、改造局面；2）不奋斗、在当前境地上调和自己的意欲，求自己的满足，即随遇而安；3）根本取消这个问题或要求，即宗教的“出世”。
　　
　　西方化的原因，即是西方人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向前”的精神。中国是第二种，印度的佛教是第三种。
　　
　　现代西方文化，来自“文艺复兴”的开辟。而“文艺复兴”，就是西方人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西方人的生活，当古希腊罗马时代，是第一种方法，中世纪时转入第三种方法，等文艺复兴时又恢复到第一种方法，于是产生西方现代文明。
　　
　　Frederick Robertson说希腊思想最重要的是：1）永不止息的奋斗；2）现世主义；3）对美的崇拜；4）对人神的崇拜。这不就是第一条路么。而希伯来思想是出于东方的，反对现世幸福，而倾向于上帝、天国。这是第三条路。
　　
　　希腊罗马最后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只好借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即第三条路来挽救，但当宗教成为一切时，一切又都停滞了，于是文艺复兴起来。
　　
　　宗教改革，其实是人的觉醒。对无理的教训，他要自己判断；对腐朽的威权，他要反抗不受。此后，基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勉励鼓舞人们的生活。
　　
　　所以要引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他的面目，必须从西方人他的路数、他对待问题的态度入手。而科学方法、民主精神，只是结果。
　　
　　蒋梦麟在《新教育》上发表的《改变人生的态度》中说：文艺复兴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这个人类的新态度，把做人的方向改变了。
　　
　　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也说：人，不是神的罪人，不是教会的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这样才有哥白尼的太阳学说，哥伦布的美洲发现。
　　
　　希腊人之所以能产生科学是因为他们爱美、爱秩序、以优游现世的态度，研究自然，差不多拿它当一种玩意的。到英国人培根他们，又增加一个新意，就是知识就是力量，于是驾驭自然、利用自然的种种实验科学就兴起来了。科学就是这么来的。
　　
　　而民主，是从卢梭、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学说，加上人反抗宗教、国王的要求人类本性的精神来的。
　　
　　四、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
　　
　　西洋哲学的中心在知识，中国哲学的中心在人生。从这就可以知道两方精神生活之不同了。
　　
　　所谓宗教，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宗教，就是出世。
　　
　　中国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就是“调和”。
　　
　　孔子的人生哲学比较理想。他赞美“生”，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他完全听凭直觉。不计较利害，认为理智妨碍情感，导致自私。这是我们要继承的。
　　
　　孔子的宗教分为两条：1）孝悌；2）礼乐。这被后人生发为礼法，比较不幸。但孔子的原意还是符合人性的。
　　
　　五、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西方化经济之反人性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工人、中产阶级还是资本家，都要聚精会神地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降低，努力刻意谋求财富。时时算计，抑制活泼的情感。不敢高狂，不敢多情，不敢凭直觉而动。最后因为经济活动把自己的生机丧失，生活不自然，机械，枯燥乏味。管理没有情趣，没有情义。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没有创造性。个人只干其中一部分，又没有成功完成的成就感。等工作完后，找些乐子，又无非找些刺激性的娱乐活动。这可真惨啊。
　　
　　这样的话，东方的文化能不能来帮忙呢？这就是西方人最近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原因。
　　
　　孔子的学说是生命派的哲学。它只与直觉有关，能够抵消掉不必要的理智、是快乐、安闲的一种学说。
　　
　　注意：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和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这一点的了解对说服一个人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1）决不能走第三条路，不能“出世”；2）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注意它反人性的一面，改变其过分强调理智的态度；3）批评地继续中国原来的态度。
　　
　　东方文化的问题，可能只在于：它成熟太早，不合时宜。我们还没有抵抗天灾的能力，就不去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我”的观念，就开始“无我”；我们还没有个性伸展，就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还没从种种威权中解放出来；我们还没有能够理智地研究事物，就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不明，学术混乱。
　　
　　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完全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
　　
　　对提倡念佛的人，我不能不反对。我们没走第一条路而受的伤痛，从第三种态度能有所补救呢，还是要病上加病？
　　
　　我要做的，是孔子的所谓“刚”。即大家要向前动作，但最好发自直接的情感，而非欲望的计量。
　　
　　我想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欲望，处处的算账，有所为的而为，从里面发出来活气-罗素所谓创造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得到乐趣。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
　　
　　回顾我的思路历程，我先是确立的功利主义的人生思想，认为人生由欲望驱使。然后因为欲望的痛苦，变成要“出世”，信仰佛教。最后，我一诵读儒书，就感染一种恬淡、快乐，顿然忘苦，也忘记了欲望。我看出来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求其自然顺畅，避免矫揉造作。这样，我就从倾心佛法而崇尚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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