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越感 - 傷人

別讓優越感傷了人



任何一席談話，你將可觀察到，由於優越感的驅使，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話題，也能引發最具傷害力的敵意。傷人的程度或許不同，不過造成的傷害卻是一樣的。例如，妳的好友興沖沖地打電話給妳，她用折價券到批發店買到許多便宜的保養品，而妳竟說：「噢！我只敢在有品牌的專櫃買，雖然價錢貴一點，可是對我來說還是值得的。」又如，別人有一隻土狗養的好好的，而你卻對他說，「我覺得，沒有血統證明的雜種狗不值得養。」這豈不是罵人不帶髒子嗎？諸類苛薄損人的話，比在廁所裡深呼吸還令人難受；不如早點敬而遠之，免得自食惡果。看看下面的故事，你將有所領悟。

有個婦人去看醫生：「你身體不舒服幾天了？」醫生問。

「已經五天了，起初我在對面的藥店買藥來吃，吃了四天，但是還沒好。」婦人回答。

這位醫生對那一家藥店的老闆不懷好意，他認為打擊這家藥店的機會來了，於是他神氣十足地說道：「你聽那一家藥店的話，一定會倒楣的，他什麼都不懂，只會胡亂瞎掰。」醫生話還沒說完，婦人就匆匆的要走了。

「太太，我還沒給你診斷，為什麼就要回去了呢？」

「因為我來這裡看病，是那家藥店老闆介紹的。」

伏爾泰也有相同的經驗，有一次他對一位朋友極力讚揚某作家。可是那位朋友聽了，卻說：「很奇怪，你把他說得這麼好，可是他卻說你是一個走江湖的騙子。」伏爾泰聽了，就說：「哦，我想也許我們兩個人都可能犯錯。」

你沒有必要在別人落榜當天，告訴他你金榜題名的喜悅。

誠懇的藝術，就是在正確的時機，向正確的人，說出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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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优越感

时间：2005-09-04

优越感一向被认为是强者的特权。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作为单独的理性个人，弱者流露出优越感或许被视为荒唐的“精神胜利法”，但在文明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这种景象就往往使人降低到群体无意识的程度，并往往伴随着灾难性的后果。

一、土耳其的轻蔑

1756年，正在持续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国被法国大使告知：法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法国大使得到的是一个傲慢的答复：帝国政府“对一头猪和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

考虑到1683年从维也纳城下败退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在欧洲文明面前开始了其衰亡崩坏的过程，并在不久后的19世纪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病夫，土耳其当时的回答不但是草率、傲慢和对自身不利的，同时甚至是自取灭亡的。

这一回答是同7世纪以来一千年内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优势之上的。甚至在这个回答一百年后、欧洲的军事优势变得如此明显之时，中东的穆斯林仍不肯承认自己相对于西方已经丧失优越感。后来曾任普鲁士元帅的老毛奇1835年在君士坦丁堡时观察到：“在俄罗斯，外国人可能遭人嫉恨；在土耳其，外国人却被人瞧不起。土耳其人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气力等方面都比他们的民族强，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法兰克人就会因此而把自己摆在同穆斯林同等的地位。”

这种姿态乍一看似乎费解，的确，很多民族在面对外族优势军事、力量时，可以表现出由衷的赞赏甚至钦佩，但这并不代表对异质文明的完全认同；在有的情况下，这反而激起一种混杂着自尊心、反感、内省的自我优越感，并促使他们反过来蔑视这种优势所代表的物质力量。

土耳其的以下反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由造炮和地形学转到知识和思想，我们发现在后两种领域中受到西方的影响要少得多，因为，正式在这两方面，穆斯林曾经最卓有成效地拒绝了基督教以及一切来自基督教的东西。尽管欧洲人在制造枪炮、钟表和印刷机等一类有用的东西上面，他们的手是很巧的，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不开化的、野蛮的异教徒，如果他们的历史、哲学、科学与文学确实存在的话，这些对于具有世界意义的那个伊斯兰帝国的人民来说，却也都是毫无价值的。”（Bernard Lewis《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二、弱者的回应

土耳其人的反应之所以具备典型意义，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文明中心面对异质文明的优势时的典型困境，其傲慢的反应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17世纪中国优势逐渐丧失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全球通史》的作者忍不住评价：“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1840年后，面对西方的军事优势，清朝士大夫开始的反应是认为洋人不过是“船坚炮利”、奇技淫巧而已，不是王道，不但君子不为，还会坏人心智。后来终于承认其军事优势，但仍认为西方可学的也只是这些技术而已，须“洋为中用”，论道德心智，不逮儒家文明远甚。严复的生平就是那个时代生动的写照：这个一度留学、译介西洋学术的先驱，晚年深入研究儒家，自觉与孔教的仁义王道相比，欧洲文明直是禽兽一般。

桑原骘藏《黄祸论》中曾引用一个故事：晚清时，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曾会见一个中国高官（此人曾驻英国多年），被问及：阁下在中国已近三十年，通晓中国典籍，请问，中国与西洋比，何者为真正的文明之邦？理雅各答：抱歉，我认为是西方。对方解释，他指的不是军舰、铁道、轮船的多少，而是精神方面特别是道德方面的优劣。理雅各答：当然还是西方。对方问：道德如此高尚的贵国人，为何要将毒品鸦片强加于我？

即使是唯一一个摆脱了被殖民命运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这一点上的反应也是类似的。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迅速引进了西方文明，但同时也高喊“和魂洋才”，其反应在本质上是双重和矛盾的：

日本对欧洲的认识是双重的，日本一方面把欧洲作为“文明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欧洲看成利欲熏心的殖民主义者。……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将自己划归西洋。（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的军事、技术、经济等物质优势的同时，中国和日本一方面承认（开始也许不情愿，后来则是震惊），但另一面，又认为自己本身的文明具有相对的道德优势，而物质优势不过是形而下的工具，欧洲人不但利欲熏心，且是没有廉耻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导致两种看来顺理成章的推论：一、精神力量更强于物质；二、一旦我们具备这些物质力量，我们必然是比西方更完美的文明。

这种坚定的信念有时导致令人无法想象的狂热，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无法忽视的一点即是当时人普遍相信洋人伤天害理，而自己的精神足以克服洋人的物质优势。日本在二战中以劣势装备面对美苏军队的“英勇”表现，也含有这种精神至上的可悲信念，因此美军一名将领曾说：“Japanese is good fighter but poor soldier.”

此种精神在不久之前的中国也并不鲜见，我们虽没有贬称西方大国的联合是“猪和猪的联合”，但也将他们之间的争执说成是“狗咬狗”，断定西方文明已经烂到根底，不过是“垂而不死”罢了，革命（代表着一种精神信念）的最终胜利则必将是属于我们的。而西方的物质力量，即使发展到核武器，如***所说，也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罢了（吊诡的是，我们在战略上如此蔑视的这些物质力量如原子弹、卫星、导弹等，一旦自己拥有，却变得极其自豪）。我们的优越感一度竟达到这种程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需要我们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甚至在西方各大国之间，也时常表现出这种姿态。如美国在1894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德国等欧洲列强却长期忽视它的巨大战争潜力，认为这不过是文化落后的暴发户、无可救药杂种文明；二战前日本也认为美国人畏战怕死，精神上不堪一击，即使物质优势也不足以弥补。而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兴起更是视而不见，希特勒说，他只要在苏联的大门上踹一脚，“整座房子就会倒塌下来。”

三、优越感：自我平衡和保护

弱者的优越感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受，当然并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一个从乡下到城市的人，在眩惑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有时也会萌生出极度的反感。从《圣经》里犹太人对道德沦丧的巴比伦的诅咒，到乡土文学中对农村的尽情歌颂，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固然，有时弱者的优越感仅仅是因为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弱者，例如正在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国和清王朝。毕竟，人要进行自我解剖和承认自己的失败，是一件不但艰难而且痛苦的事。这种痛苦的被迫过程通常是漫长和渐进的：先承认物质力量（其中军事往往是最先被关注到的）、其次承认有学习的地方，最后才承认自己的文明出了问题。

这经常是人们的本能反应：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陌生群体，往往被我们界定为在道德上不如我们。这种物质发达及其派生出来的奢靡、浪费、狡猾、缺乏勇气、冷漠……种种现象，被断言是丑恶和没落的，也是我们纯洁精神的敌人——而“我们”的优越感正是建立在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上。

八世纪的突厥碑文上记载，突厥战败后，“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毫不奇怪，它将突厥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唐人狡猾”，腐蚀了游牧文明。汉人自居为“怀柔远人”的高度发达文明，在一些游牧民族看来，不但须加以蔑视，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金、元、清等异族王朝都曾屡次下令禁止女真、蒙古、满族习染汉族文化，因为以勇武精神为代表的非物质力量正是他们区别于被统治民族的优越感所在。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往往表现为对物质的高度排斥，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里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并不为物质的贫困而难过，相反，印度的哲学和文明，以及这种“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外在世界只有影响了内在世界的时候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在我看来，这种体验方式并不仅仅是印度的，而是全人类的，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这种优越感和排斥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对陌生集团的丑恶想象来维持。在诸多的科幻电影中，我们遭遇的外星人物大多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只要他们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地球上如入无人之境，灭绝所有人类。但他们也许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我们毫无争议地占有道德优势，他们不但相貌丑恶，而且常常道德沦丧、侵略成性……

“战略上蔑视”的优越感并不都是错误的。在一个弱势团体处于上升时期，这一点常常还是它最后战胜强敌的力量来源，甚至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例如苏联集团一旦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获胜产生了动摇，对制度的优越性不再坚信，社会的崩溃过程就开始了。

对于一个亚文化群体来说，这种优越感也是必要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当时比它强大的诸帝国如埃及、亚述等都将因道德沦丧而灭亡，恐怕早已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正是胜利，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因为优越性加上胜利，往往导致骄横和危机感的缺失，最终陷入败局。近代日本的命运和越战胜利后的越南，都是例子。1950年代，刘伯承主政军事学院时，请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教授坦克等现代军事，一个解放军指挥官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轻蔑：“当初我们小米步枪打赢了他们的坦克，这种军事理论有什么用？”——他的话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弱者的优越感虽然常常成为阻挠改革的顽固力量，但却也保留了一种必要的自尊心，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平衡作用，提高士气，以免一个集团对自身完全丧失信心。在一个弱势群体挣扎上升的时期，它的利弊将交互出现，贯穿整个痛苦的妊娠过程。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