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三國食貨志

陶世龍：編余感言
　
　陶世龍：

從三國的戶口想到的三國中，西蜀疆域最小，然以一隅之地，始終不屈于北魏，諸葛亮揮師北伐，六出祁山，魏方也只有招架之功；每以為這是諸葛才智超群，編完先父《三國食貨志》“戶口”這一篇後，這才明白，不僅於此，當時北魏雖已占據中原，幅員廣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強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鄧艾受蜀降，此時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萬馀戶，而蜀有二十八萬戶。也就是說魏的疆域雖比蜀大幾倍，人口則只有蜀的一倍多；它還得防備南邊的吳，北邊的烏桓、鮮卑，和用于內部統治，能用來對付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優勢了。

　　北魏所占據的本是中國精華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但這時不過擁有四百多萬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親把它歸納為殺戮、饑餓、疾疫；如果僅就中原地區而言，還可加上一條：逃亡。而綜觀這幾條，其根本原因是戰爭，也就是打內戰。《三國食貨志》中引述的史料，說明充分。

　　為什么要打內戰，中央政權腐敗，大權旁落，各路諸侯均可問鼎中原了。所以中國人總是希望，有個真命天子統一起來就好了；統一了至少不會打內仗。但這內仗卻又總是為了統一才打的。無論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好，劉備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也好，說穿了，還是為了自己或自己的兒子當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從龍”的部下，也想得個“封妻蔭子”。這從諸葛亮對劉備再不當漢中王和稱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團的爭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勝者為王，建立起聽命于一人的集權統治，而因集權產生的腐敗，使這代王朝最后瓦解，於是又展開新一輪的爭斗。

　　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

　　在說不上是漢朝極盛時代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國全國還能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時間過去幾十年，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還要少得多，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今天，無論如何應該找到一種辦法，走出這中國歷史的怪圈。辦法其實許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就是企圖以此使爭皇位者斷了念頭。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僅此一招是不夠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實，結果被袁世凱暗殺了。而後孫中山又“將‘建國’程序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為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一切自由權利的借口。”（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一文的注釋）孫中山的主張落空了。

　　毛澤東對國民黨遲遲不肯實行民主憲政作過批評，他說：“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劃分，原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但孫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沒有講三個時期了，那里講到中國要立即召開國民會議。可見孫先生的主張，在他自己，早就依據情勢，有了變動。現在在抗戰這種嚴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國慘禍，并把敵人打出去，必須快些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關于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中間，老百姓進步甚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經過六十三年，中國社會有了巨大的變化，老百姓的知識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條件加快實行民主憲政。而縱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人們總是期望社會的改革一個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視運用民主與法制，以為這不過是紙上談兵，無用。許多文藝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實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會的主張，而經過文化大革命，恐怕應該可以看的清楚應該怎樣做了。五柳村轉發的傅冰村先生傳來的《一個老共產黨人的真心話》，獲得很高的點擊量，我以為，就表明了大家對實行民主憲政的關心。

　　還是回到三國的戶口，我想，透過那些數字所體現的血淋淋的歷史，只能得出出一個結論，中國無論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內仗了。

　　陶世龍：解讀三國食貨志

文藝作品中的三國，似乎是一個英雄輩出，壯懷激烈的時代。然而《三國食貨志》用無可辯駁的史料，讓人們看到，真實的三國，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人民境遇特別悲慘，社會大倒退的黑暗時期。原因是中樞腐敗,社會貧富懸殊，妖人借機蠱惑人心，起兵作亂，軍閥趁勢割據，野心家爭當皇帝，打來打去，百姓大遭其殃。這里僅將自己在編讀中的感受隨記於此。

　　（一）看到了一個露骨吃人的時期

　　漢桓帝永壽三年（157），中國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復歸一統，經過一百二十三年，中國人口不僅沒孳長，而且減少了約4000萬，只有1616萬多人了。而此時蜀漢降魏已十六年，魏吳之間也未曾大戰，人口尚有所恢復；三國鼎立相峙時期的人口，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諸侯混戰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無有寧日。蓋強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弱者寧為雞口，不為牛后，都非通過武力解決不可。

　　袁曹官渡之戰，曹操一方斬首七萬馀級。殺人三千，自傷八百，那時是大刀長矛，常需短兵相接，曹軍傷亡，亦可想見。至于赤壁之戰，曹軍損折，更是數以萬計。不過如僅沙場殺戮，即使相互統統殺光，也不過減少一百多萬，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寧。

　　被殺掉的，更多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在《三國食貨志》中有這樣的記載：董卓派遣軍隊到老百姓正在趕會的陽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統統砍頭，駕著死者的車子和牛，將搶劫來婦女財物裝載上車，把砍下的頭顱也掛在車轅上，喊著萬歲的口號驅車回到洛陽，說是討賊獲得的戰利品，然后把這些頭顱燒掉，搶來的婦女被分配給這些士兵為婢妾。

　　反對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殺老百姓，曾經在泗水坑殺男女數萬口，尸體把河道都堵塞了。他進攻徐州被陶謙的軍隊阻擋，前進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幾個縣，把那里的居民都殺了，作到雞犬不留。

　　僅僅是殺，人口還減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餓死和病死了。

　　餓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兩次。一起兩起。按照《三國志》中董卓傳的記載：本來人口密集的關中地區，董卓造亂之始還有數十萬戶人家，后來由于戰亂，還加上旱蝗災害，沒有糧食可吃，人吃人，僅僅兩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強盜將人當作牲口一樣，用繩子穿過手心牽走。

　　這種吃人行為大概已司空見慣，無人譴責，曹操手下有員將官王忠，在關中當亭長時就吃過人，曹操的兒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時，竟叫隨從的小丑將荒墳中取來的死人頭骨系在王忠的馬鞍上取樂。

　　曹丕讀過不少書，詩文都寫的好，后來當了魏國的君主，他對吃人尚且不當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饑荒和戰爭，使得病的機會增加，而且常大面積地傳播，曹操赤壁之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過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無數；那些生活條件還算好的中上層人物，年紀輕輕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結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當時中國的心臟地區，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東北地區好一些，但本來人少，剩下的為數也不多了。東吳的領域包括從長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歸于一統時，才有230萬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剝削《三國食貨志》告訴我們，和漢代相比，中國總人口大大減少，不事生產的人口卻有增加。原因很簡單，原來只需要供奉一個皇帝，現在是三個。三個國家需要三支軍隊，三套官僚機器和三個為皇帝個人服務的宮廷。

　　首先是軍人數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簡單，因為各家都想吃掉對方，同時也怕被人吃掉，都把軍事擺到第一位。打仗時不用說，不打仗時也得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連養馬屯田修路這些活動，都得為攻打和防備對方作準備。蜀漢的人口不過百萬左右，軍隊卻超過十萬；東吳軍隊有二三十萬人，北魏有六七十萬。總算起來，當三國鼎峙時，全中國七百多萬人口中有一百多萬人在當兵。

　　“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孫皓投降時有吏三萬二千；處于西南一隅的蜀漢，自命正統，排場更不能小，投降時有吏四萬。處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隊伍當然更大。三家合計少說也有十幾萬人。

　　雖說都不過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還是要都擺天子的譜，曹操和他剛登上皇位的兒子曹丕，多少還知道節儉一點，到曹丕的兒子接位，大造宮室，侍奉皇帝的妃嬪、太監和歌舞藝人增加到分別數以千計。偏安江南的吳國末代皇帝孫皓也不甘落后，“后宮數千”，見到漂亮姑娘還要搶去；最后晉滅吳，晉武帝并沒有把這些宮女遣散，而是幾乎全鍋端了。西蜀宮室的規模小一點，可是由于人少，攤在每個百姓身上的負擔更重。而且那么多婦女被皇帝霸占了，還有那些權貴豪強占去的婦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單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難增加。

　　總算起來，三國時的中國人，每四個人就得供養一個士兵或官僚及宮女、太監等不事生產的人員。這些人不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別是打起仗來，還得消耗大量軍事裝備，和要許多勞動力去運送糧草。

　　這么點人要支付那樣大的開支，老百姓負擔之重可想而知。漢文帝時收稅，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種公田的，年收獲量的60%要交給朝廷；用自己的牛種公田，也得交50%。這時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為戰亂，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稱的要抑制豪強，現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變成了最大的豪強，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國的老百姓終究好說話，只要穩定在50%，就覺得不錯了。

　　勞動力本來不多，壯勞力當兵又去掉一百多萬，剩下干農活的人就實在太少。由于勞動力缺乏，七十歲的老頭和有殘疾的奴婢居然還可以在人市上賣錢，以致后來的研究者對這樣的記載不敢相信，然而這明明寫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國皇帝曹芳親自看見的，為此他下了詔書，還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無著的，由地方政府養起來。對此，父親說這是因為曹芳剛上臺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證執行下去。

　　要追溯起來，西漢時，人口還在買賣，奴隸到了高齡仍被迫從事艱辛的勞動文書還有留下的可以為證，但到東漢的光武帝劉秀，還知道“天地之性人為貴”，先是下令不許虐待奴婢，后來又立法禁止買賣人口。應該說這是一種進步。可是到了三國時期，倒退回去，買賣人口又盛行起來。他們被當成牲口一樣上市買賣，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個牛旁了。

　　“生口”的貨源不僅是漢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屬和戰俘，還有劫持綁架來的老百姓。漢人聚居地周邊的人，也是被掠奪為“生口”的對象，曹丕時，其將軍曹真，一次戰役就從胡人那里獲得十萬“生口”。南邊的吳，則以山區的山越人為捕捉對象，前前後後也是數以萬計，還曾把一些個子矮小的山民作為禮品送給外國。

　　不僅是“生口”，那時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為主子干活賣命（孫策就是被許貢的客刺殺的），只不過對他們在勞動量上的要求，不像對奴婢那樣無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點，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隸屬于一定集團，是世襲的，他們的子女把他們的身份也繼承下來。士是職業兵，士的兒子還得當兵，士的女兒不能嫁給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頭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這個層次存在，在上面層次的人便會覺得，自己的處境還算不錯，同時還有希望爬上高一點的層次，譬如打仗賣命立了功。三國的爭斗，那么多將官士兵還真肯賣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還應為奴婢爭取人的尊嚴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國的人身依附和等級制的作用，在三國時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對中國普通人來說，無論給哪那個皇帝當子民，都是沒有自己的獨立與人格，而在這種體制下，而供養一個皇帝，總比供養多個皇帝負擔輕一點。我看這是人民總希望大一統的的一個重要原因。

　　說道這里，今天的我們會納悶。那時的人為什么不要求自由獨立呢？要知道在那時，你要沒有依靠到一個有勢力的集團，游歷在社會上，正是被掠奪去賣為奴婢的對象。投靠一個集團，好歹能有碗飯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這種人身依附的必要，不僅在三國時期，後世在也繼續下去。而人們也就習慣了。

　　（三）用暴力解決土地問題，代價太大了

　　富者田聯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是造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直至動亂的根本原因之一。東漢末年，就是這個矛盾尖銳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才會有黃巾的興起。《三國食貨志》讓我們看到，進入三國紛爭時期，耕地不是問題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發展農業，還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時在中原地區，大片土地荒蕪，連首都洛陽附近，也是樹木成林。而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簡單，地還是那些地，人少了。原來的地主大多已被消滅，大片土地自然成為官家所有。在受動亂影響較小，還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區，采取了將大戶過多的田地分給貧困農民的措施。

　　有一陣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義的基礎，但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按人頭分田地，還不許買賣，在封建時期的中國就已做過多次，但土地問題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新的豪強仍會出現，土地又向少數人集中，貧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輪動亂開始，再次殺人盈野，再次有了閑空的土地。因此這種作法，雖似乎可奏效于一時，但付出血的代價也太大了。《三國食貨志》提供的就是一個例證。

　　在《三國食貨志》中收有一條史料，劉備進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內的房屋和郊區的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而這些地是有主的，這樣辦，和清兵入關後，旗人跑馬圈地差不多了。虧得趙云向劉備進言，說不能這樣干，干了會失去人心。劉備還算明白，沒有實行。但當時能出現這樣的主意，說明這種作法在古時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視為自己的戰利品，在那時是被認為合理的。

　　《三國食貨志》中還記有一條何宴等人將魏國農墾部門桑田數百頃竊為私有的事。何宴作為“拖油瓶”成為曹操的義子，后來又當了曹操的女婿，他干這些事時據曹丕代漢不到20年，新貴們的腐敗也夠快了。他這一案被揭出來，是司馬懿奪權斗爭的需要，沒揭出來的應該還有，而在司馬氏當權，特別是三分歸一統，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穩後，權力和財富集中到豪門大族的腐敗行為發展的速度更快，晉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亂，晉朝成為中國歷史上開國也未能將政治清明維持多久的一個朝代。

　　（四）曹魏興修水利的教訓

　　三國中曹操最重視農業，曹魏墾荒的面積最廣，這對曹操統一北方和實力蓋過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糧食吃。在當時是了不起的事，袁紹的兵缺糧，不得不吃桑椹和棗子，袁術的兵則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勝負已不難看出了。

　　在中國,要繁榮農業,必修水利,三國中,曹魏興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國食貨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門吳塘諸，鄭陂，鄢汝新陂，小弋陽陂，戾陵堨，車箱渠，淮陽渠，百尺渠及穎水南北諸陂，成國渠，臨晉陂等水利設施。這里的陂就是水庫；堨則是攔水壩。
這些水利設施的建成，在當時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龍元年即公元233年，從今天的陜西寶雞到興平開渠道，修水庫，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頃鹽堿地，所獲使國庫充實。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糧食產量倍增，而且規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負面影響就顯示出來了，如所占土地面積廣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災；而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農田，人口增長起來后，這些地值錢了，因此到晉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庫挖開廢了。

　　對此，父親發了一通感慨：魏諸陂多遏流水造成，頗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堅，常虞潰決，故雖收一時之利，漸則民苦其害。又諸陂積水所封掩之地，面積至廣，在土曠人稀之時，自不患無馀地蓄水，而在戶口漸增之後，則諸陂之封淹廣土，資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歸咎於興治者之圖近志遠矣。”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但從事物的歷史變化中，看出了問題。

　　父親還發現，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遠，經住了歷史的考驗。李冰領導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個。所以西蜀沒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從都江堰繁榮獲得不小。魏時在安徽興建的幾個水庫，到宋朝還在發揮效用。歷史是一面鏡子，有些事，當時分不出優劣對錯，經過時間的考驗，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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