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和势利

简·奥斯汀和势利

　　关于简·奥斯汀和势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英伦才子兼帅哥阿兰·德波顿，显然认为百年前的奥斯汀是反势利的先驱。他在《身份与焦虑》里，专门论及前辈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女作家的崇高愿望以及小说主人公芬妮的高尚品德大加赞赏。

　　那是怎样的一种优秀情操？

　　芬妮与抚养她长大的姨妈一家，属于差别迥异的两个阶层，因此难免受表姐们的轻视。她们处处暗示她与她们不同，连最慷慨慈爱的姨夫托马斯爵士都说：“我们应该让她记住，她不是一位伯伦特小姐。我会很高兴地看到芬妮和她的表姐们能够融洽地相处，但她们不能平等交往。她们的地位、财产、权利和前途永远都是大相径庭的。”

　　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的偏见。为了打破偏见，奥斯汀赋予芬妮以美德――她瞧不起那些只知道地位、名份、财富的上流人士，她以自己的宽容坚忍和高贵灵魂而卓然不群。

　　阿兰感慨：“在读完《曼斯菲尔德庄园》之后，我们从奥斯汀的小说世界中出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我们会像她在小说中所教的那样去待人接物，我们将学会辨认和避免贪婪、傲慢和狂妄，转而欣赏我们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的美德。”

　　而这，则是摆脱势利的关键。

　　可这个大才子似乎忘了，奥斯汀从来都对贫穷心怀恐惧；她不大看得起穷人――当然，她对他们充满同情；她一边讥讽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俗，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一边底气十足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贫穷一样摧毁人的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在另一种评价里，奥斯汀是个十足势利眼了。

　　倒也不假。女作家原本就生活在一个上流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顺便说一下，这真不是她的过错，非要扣上一个“阶级局限性”的大帽子，挺冤。你看看和她同时代的那些个作家，有几个出身贫寒阶层，或者心系普通大众？他们都属于金字塔尖的那一类，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受过好教育，有教养，有学识，不为生活发愁，然后在悠闲平和的环境里，从事写作。她对自己阶层的优点劣势明察秋毫，却难免受其影响，无法摆脱“局限”。

　　比如，受阿兰夸奖的芬妮，在迫不及待重归父母家时，就被那里的贫困无序吓了一跳。母亲的懒散麻木，父亲的粗鲁不合时宜，弟弟妹妹的无理缺少教养，都让她无比怀念高尚富裕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那里才是她应该呆的地方。幸好是省亲，仅有短短数周，不然，我们身体柔弱的女主角，非“客死家乡”不可。

　　还有爱玛，不是一直在鼓动自己的低地位女友哈里特攀高枝儿么？虽然最后失败了，可哈里特嫁的人，好歹也是品格高尚的牧师。至于爱玛自己，那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夫君，从哪方面而言，都无可挑剔。

　　这符合奥斯汀所有小说的核心思想，即女人一定得嫁给一个有地位，有财富、好人品的夫婿。小说里那些不可爱的妇人的可怜下场，皆因嫁得不好。

　　你能说她不势利吗？

　　不过，女作家是非常追求美德与高贵情情操的，并且，当她笔下的人物在身份地位上居于劣势时，像《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芬妮，《爱玛》中的简，她都给予她们美好的品格，从而使其配得上流阶层所强调的“高贵”。

　　这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他与奥斯汀这样的小女子差之千里，几乎没有可比性，除了一点――他希望他的某个小人物有力量时，他就给赋予他道德优势，让他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就别再批评贵族小姐奥斯汀了，势利或者嫌贫爱富，原本算不得她的错。就连她的晚辈，出身比她贫寒的夏洛蒂·勃朗特，也不认为贫困是什么好东西。

　　看看小简·爱怎么说？

　　医生劳艾德问她愿不愿意离开不待见她的舅母一家，投奔其他穷亲戚，小简·爱回答：“不，我可不愿做穷人。”

　　作家写道：“贫穷在成年人看来是可怕的，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就更加如此了。他们不大懂得什么是辛勤劳动、值得尊敬的贫穷。在他们脑子里，贫穷这个字眼，是只跟破烂的衣服、匮乏的食物、无火的炉子、粗暴的举止和卑劣的品行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看来，贫穷是堕落的同义语。”

　　“我不明白穷人怎么会待人好，何况还要学着像他们那样说话，养成他们那样的举止，变得没有教养，长大后成个穷女人……不，我还没有足够的英雄气概，宁愿降低身份去换取自由。”

　　看看吧，所谓的“阶级局限性”是如此分明，可女作家们却浑然不觉。她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到樊蓠，只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刻画那些充满细枝末节却鲜活生动的场景。

　　一旦她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分崩离析、悄然瓦解，金字塔尖上的那种优越从容也就荡然无存。

　　此时，更多的人会看到差别和局限，要么束手无措焦虑不安，要么试图改变填补沟壑。但是，后者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吗？当势利遭遇唾弃、赚贫爱富被鄙视，它们果真就荡然无存？

　　或许，最新的那本《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能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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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才是女孩堕落的真正祸首

色情业的发达与贫富差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贫富差距越大，色情业也越发达。相反，在一个贫富差距不甚明显的国度，愿意通过出卖肉体赚取金钱的女人也相对较少。因为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对卖淫赚钱的行当，都不是大张旗鼓地鼓励，至多只是默认而已。
女孩从事色情业，经常被一些正人君子或嫖客视作下贱，认为她们贪图享乐而不顾廉耻。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有少数女孩属于这种类型，不过在尚未从业之前，“享乐”肯定不是主要意图。当种种原因使她们不得不走进那个行业，“享乐”只不过是生理上偶尔出现的副产品罢了。真正让她们不愿意脱离那个行业的，是因为金钱的获取相对其他劳作要容易，并且比较轻松。缺少了金钱的支撑，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享乐。另外，贞操观念的丧失也是一个原因。她们认为，既然已经失去了贞洁的名声，也只能选择这条路。
对于绝大多数自愿和非自愿进入色情行业的女孩来说，她们基本上都是因为生活贫穷。他她们并非寡廉鲜耻，不知道卖淫对一个原本纯洁女孩意味着什么。贫穷使她们不顾一切。尊严算什么，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在指责她们走邪路，但很少有人问她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没钱给孩子看病。为了养活孩子，我什么都得做。因为我是母亲。”一位做了母亲的卖淫女人说，“我选择了这条路，但绝非甘心情愿。”媒体对大学生到色情场所赶场，给予强烈批评，说他们堕落。报纸报道个别女教师卖淫之后，引起了舆论的烈谴责……从表面上看，大学生、教师这样的高素质群体，从事卖淫活动，的确是一种耻辱。可是，静心想想，如果不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支付高额学费，她们怎么能迈出这一步呢？如果小学老师的待遇，足以养家糊口，她能那样做吗？
可以说，一个正常的女孩，没有一个骨子里想通过卖淫来打发自己的未来。只有贫穷，才是逼迫她们堕落的祸首。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卖淫女来自贫穷地区的农村，而生活在发达城市里的女孩，很少在吃饱了喝足了的时候，而想去卖淫。
尽管城市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薪酬相差27倍（最高33倍），但是，低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而不存在生存艰难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女孩想卖淫的问题。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根本不存在工资的问题。农民的收入是按年收入计算，工薪阶层是按月收入计算。许多农民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普通城里人一个月的收入。他们的孩子要上学，他们要养老，他们要治病，他们要盖房，没有钱怎么办？女孩子有的初中还没读完，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家用。因为没有文化，工作又不好找，即便找到了，也是一些血汗工厂，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工资却很低。在这种状况下，凡是有点姿色的女孩，往往经不住诱惑，便瞒着父母进了色情行业。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的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认识到，卖淫并不都总是与价值观丧失有关，而是因为缺少工作、选择、机会和教育。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认为，大多数妓女迫切希望帮助她们的家庭。
社会在无法阻止贫穷家庭的女孩避免走进色情行业的时候，对她们无奈的选择，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指责。让她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