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梧桐: 南洋华人白手兴家的奋斗典范

林梧桐---《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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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经常有人叫我把我的生平事迹与创业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我总是不大愿意。这可能是因为我向来不喜欢曝光，出风头。有些人甚至说我是个隐士。然而真正的原因是，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平静生活和做事，我最快活自在。

那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决定要写这本自传呢？我想，是一些多年来在我耳边重复了又重复的话吧：“你一定要写。有关云顶和你的帮故事并不只是属于你个人而已。这是马来西亚的成功故事的一部分。你有责任要说出来。你人生经验这么丰富，不与人分享可真浪费。”

然而动笔写了头几章后，我又三心两意，不知道是否要看到这本书付梓见世。接着，云顶在2000年庆祝35周年纪念。在这意义重大的时刻，我俯顺众意，发表了以图片为主的云顶历史。两年后，云顶就要庆祝它的40周年纪念了。我也八十多岁了。该是把整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了。

分享发展云顶经验

我要讲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功史，也不是足以给世人上一课的创业指南。我只觉得有义务在马来西亚的企业史上填补缺少的一章和分享我的经验，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的名字和云顶是分不开的。我的故事也肯定会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林梧桐是个怎样的人？一个怀着梦想、又愿意做牛做马的平凡人，如何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抓紧机会，闯出一片新天地？

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个所谓的传统华裔企业家，或说得粗俗一点，是个唐山阿伯型的商人。我不会讲英语，与人沟通时用祖籍的福建话，或从中国来到此地才学会的马来话、广东话和华语。需要时，我也会找个人给我作传译。虽然在语言上我似乎有不足之处，可是跟他人效时，沟通却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想我个人的某些特点或多或少有些帮助。

友善谦虚诚恳待人

在父母亲的华族传统教养下长大的我，懂得对人要谦虚、有礼和尊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摆架子。我可以跟高官巨贾亲密交往，也可以和小贩工人打成一片。

与人约会，我有守时的习惯，而且总是在约定时间前十分钟到达。对我来说，所有约会都是重要的。我不会因为对方是个普通人而找个借口爽约。

年轻时，我是个害臊、内向的人。蒙上天恩赐，在第二次南来马来亚的旅途上，我忽然开窍了，明白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进而努力克服它们。我以积极、友善和诚恳的态度主动跟人打交道，马上就有了新朋友。从那时候起，这种与人交往的方法从来就没有令我失望过。我的生活简朴，有规律。平时很早就起身，但睡觉则无定时。有时可能会因翻阅文件或思考一些问题而迟迟未眠。有时睡了还会半夜爬起来做笔记或画图。

我有个习惯，一想到什么东西就把它写在一张随身带着的纸上。这张纸也记录了当天的约会和要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别人提醒了。通常一到办事处，我就会把纸上记录的事项向秘书及有关的人员一一交代清楚。等到这些事情办妥后，又逐一加以删除。

同事及职员都知道，我在工作上是个说要就要的急性子。但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可以证实，我对自己跟对别人的要求一样苛刻。我相信，成功之道，除了有效率之外，还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好。商场如战场，什么事情都要分秒必争，反应敏锐。

读者会在我的故事里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八十年代某一天，当我们在吉隆坡和主要的旅行社开会时，他们投诉说我们酒店的收费太高，我当场就把收费率调低了。他们不习惯这种“就地正法”式的极速企业决策，一时间都愣住了。

有些人对我做事的作风觉得奇怪：为什么每个工程施工时我都会到场？我认为亲自在场监督、处理问题，有其好处，因为我可以确保所有的事情都妥当无误。

所谓心专穿石，当我作了一个决定，而且坚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会不顾胜算多寡，勇往直前去落实它。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我要发展云顶成为旅游胜地的决定。现在大家都知道，当我下了决心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顽固”。

商场作风按部就班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如何处理云顶新兴工业免税优惠的申请。云顶发展初期，我知道要让公司能够把盈利投资到基础建设上，就得争取免税的优惠。 所以，当别人告诉我，在现有的税务条例下，发展旅游胜地并不算是可以作为申请免税优惠的合格活动时，我不能接受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我相信，如果有个强有力的理由，我可以说服政府修改有关的条例。然而，对我的税务经理来说，尝试改变现有的条例是不可思议和行不通的。甚至在动身去和政府官员开会前，他还劝我不要浪费时间。我只对他微笑说：“别担心。尽管跟着来做我的传译吧。”当然，然后发生的事情，已是历史了。我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最终他们接受了，批准了我的申请。

在商场上，我的作风是按部就班，稳扎稳打。我较喜欢寻求开拓有潜能的业务，然后将它发展起来。这样做，除了可以得到把一个业务从幼苗栽培成树的满足感外，还可以避免因收购战而踩到别人的脚指头。由于我不喜欢向银行贷款和涉及高调的企业争夺战，许多人难免认为我过于保守。但我并不认为务实与稳重有什么不好，尤其是这种作风让我能够安然渡过8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及几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

事实上，讲到冒险，我绝对不是个典型的唐山阿伯。我在75岁高龄还大胆进军邮轮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深信，要取得突破，就要胆大心细。看准了目标，作了大胆的决策后，还是少不了要勤奋努力，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把事情做成功。投机取巧，使诈抄近路不是我走的路线。我坚信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许多人感到惊讶，一个不会讲英语、又没有上过现代管理课程的唐山阿伯如何能够建立和掌管像云顶这么大的企业机构。

在开始阶段，当一切还是比较简单的时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策是凭个人经验和判断，有时也凭直觉。可是当云顶的业务上了轨道并多元化时，一切都变得复杂了。我知道运筹帷幄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而决策也需要以客观的专业评价为依据。

我很庆幸身边有我的孩子和一个能干的班子，替我分担重要的基本工作，让我能够专心作宏观的策划与决策。事情一经决定，我会把具体的细节问题留给管理人员去处理落实。

携手走过漫长道路

在用人和下放责任及权力方面，我向来的政策是：不信不用，用就要信。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最宝忠资产就是它的人才资源。在云顶，我们很幸运的有一支能干、勤劳又有献身精神的工作队。其中好些人还是服务了好几十年的好拍档呢。

从当初开山辟路至今，云顶与我已携手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回首过去，我无怨无悔。在我人生的曲折道路上，许多际遇都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我要感谢清水祖师的庇佑，让我在发展云顶的过程中逢凶化吉，稳步前进。我也感谢上天的恩赐，让我子孙满堂，享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大家庭。看见大家在经常举行的周末家庭聚会中愉快地共享天伦之乐给我无限的欣慰，这是我年轻时因战乱而不能享有的。

拼搏一生，如今事业已经上了轨道，是否该是回家含饴弄孙、完全放手让我的接班人去掌管事业的时候呢？这是个人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但允许我暂时卖个关了，书里自有交代。

许多人士在本书的撰书与出版过程中给了我不少的协助，特别是协助我整理资料及撰写中文原稿的周少龙先生，以及负责撰写与修订本书最终英、中版本的张微笑女士，我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我也要感谢本书的协调人：Tan Sri Alwi Jantan、黄思正先生及陈秀聪女士。

第一章

早年

我于1918年出生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安溪县。提起安溪这个多山的地方，喜欢喝茶的人士都会马上想到它闻名世界的铁观音名茶。除了茶之外，这里也出产不少铁苗和煤炭。

在我孩童年代，安溪是个偏僻小乡，风景如画，处处都是青翠的茶山。乡民大多数以农为生，过着纯朴、安宁和满足的生活。

我的祖家在蓬莱，祖先很早就来到安溪，安居乐业，到我父亲的那一辈，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我的祖父是林美照，生下我父亲兄弟四人。父亲林石泉是老大，三个弟弟是林模梓、林模杏和林模瑾。像我祖父一样，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一生受人敬爱。

也许父亲过世比较早，留下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跟当时许多典型严父一样，他为人严肃，平时甚少和我们兄弟姐妹们热情倾谈，但他疼爱孩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他谆谆的教诲，刻骨铭心，使我一生受益不浅。

母亲吴万，虽非来自富家，然而颇识大体，是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和蔼可亲，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热爱家庭，十分注重孩子的教养。

平时，父亲在外忙着经营售卖菜种、兔子等的生意，而母亲则在家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虽然缠了脚，还得一手包办家中粗细的活儿，但是从没怨言。两口子配合无间，是中国旧社会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好榜样。由于母亲和我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留在我们心目中的慈母印象就自然更深刻了。

我一生敬爱父母亲，虽然自己现在已是个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但对他们依然念念不忘。特别是母亲，她的音容，更是时时活在我的心中。对我认识比较深的人都知道，我的办事处及睡房里都依然挂着我母亲的照片。

父母亲的教诲

从小父母亲就开始孜孜不倦地给我们灌输华人的传统美德。他们再三强调，不论做任何事情都得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或见异思迁。凡事只要集中精神、全力以赴、敢于面对问题、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持之以恒，就有成功的希望。

父母亲的循循善诱对我的影响至深，也让我学到许多做人处世应有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应该竭尽所能去完成它。这已成为我一生做事情的基本原则。

父母亲经常提醒我们做人要脚踏实地，说“小富由俭，大富由天”。所以从小我的脑子里就深深地烙上了这样的价值观：做事要走正途，勤奋努力，不投机取巧抄近路，以务实、稳步渐进的方式争取成果。

我也记得父母亲的劝诫，说“好心必有好报”。在我一生多次的经历中，这句话果然应验了。

现在想起来，父母亲当年的教诲，就是我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一生中有什么成就的话，我愿意把一切的荣誉献给他们。没有他们悉心的教诲就没有今日的我。

“梧桐”名字的由来

根据林氏的族谱，父亲属于“模”字辈，但偏偏他的名字中却没有“模”字。而我是属于“景”字辈的，名字中也同样没有“景”字。父亲的名字为何没有“模”字，我不得而知，可是对于我本身名字的来由，却略有所闻。

听长辈说，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据说外公独具慧眼，能断定一个人的性格，依此为对方取个配搭恰当的名字。他给我取名“梧桐”，主要是希望给我带来好运，因为梧桐是一种富贵吉祥的树。在中国南方有这样的说法：“种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我的兄弟姐妹

我在家中排行第五，上有哥哥景亚和三个姐姐：林庄、林宝、林昔，下有妹妹林美和弟弟景坤。

景亚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出生不久就到马来亚谋生，在吉隆坡茨厂街经营炒面的小贩生意。他前后南来三次，最后一次回乡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哥哥在马来亚的时候，曾经表示计划在我年纪稍长的时候带我过来协助他做生意。然而他的计划始终不能实现，他在1931年26岁时病逝，留下一男一女，男的是林海水，女的是林却。

我的童年

孙中山先生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久的帝王统治，也掀开了数十年动荡不安、军阀权力斗争时代的第一页。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然而战乱对乡下的冲击比较小，我和大多数当时的孩童一样，过着平凡的农村生活。

我有个愉快的童年。虽然家庭并不富裕，却充满欢乐温馨。6岁时开始在父亲的督促下念古书。课余时间，我经常跟着父亲在街边，或到永春卖菜种、茶叶和其他的物品。

我16岁那年，父亲不幸逝世，家庭生计顿时陷入困境，我被迫辍学。身为家中最大的男丁，我别无选择地挑起养活一家七口的重担。

熬过丧父的悲痛后，我接手经营父亲创办的小生意。还记得当时我得向亲友借两元充作购买菜种的本钱。一开始做生意便发现，跟在父亲背后是一回事，自己独当一面又是另一回事，困难重重。第一天到永春兜售，竟然连一单生意都做不成。当晚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时至今日，仍然忘不了当时那种啮啃内心的羞辱和挫折感。

夜阑人静，心情稍为缓和，我想起父亲的许多老顾客。“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帮帮忙呢？”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永春找上一位以前经常光顾父亲生意的老妇人，央求她给我介绍一些顾客。承蒙她热心帮助，当天就把菜种卖完了。算算钱，除了两元的本钱，还赚了二元八角。

卖菜种的生活是清苦的，一大早就摸黑出门叫卖，每天得走一段不短的路，有时还老远地走到永春做生意。苦干两年后，我存了百多元，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数目了。还清父亲生前欠下的72元，无债一身轻。

战乱之中，家乡闹土匪，市道不好，我决定放弃我的生意，改行做木匠，一做又是两年。

国内局势的发展，内忧外患，越来越令人担忧。人民除了饱受内战的痛苦，也担心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的侵略。面对生计日益艰难的情况，家乡不少人都萌生南下南洋谋生的念头。

堂兄景聪，即三叔林模杏的儿子，于1934年到达马来亚。受到他的行动的激励，我也毅然决定步他的后尘。

四叔林模瑾早已到吉隆坡从事建筑承包业务，在当时已经是个成功的A级建筑承包商。有一天，我知道他寄了200元给我母亲，充作弟弟的教育费，便马上和她商量。我说我想到马来亚闯一闯，问她是否可以把一部分的钱借给我作盘川。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第一章: 战乱返马来亚落地生根 林梧桐人生分水岭

一生最大的抉择



回乡后与家人亲友欢聚的7个月又7天，虽然是在战乱中度过，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温馨、最值得回忆的日子之一。可惜良辰苦短，急转直下的战局迫使我在衡量整个局势后，当机立断，作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抉择：重返马来亚。

这个抉择结果变成我人生的分水岭。我接下来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开始我新的人生之旅。

回顾那些波涛汹涌的日子，令我感叹人生无常，冥冥中很多东西好像都是天意的安排，只能随遇而安。

我离开安溪数天后，日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限制进出福建省的人流。

倘若我当时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肯定赶不上日军实施出入管制前最后一艘离开厦门的船，而永远扎根中国，那我一生的际遇也肯定会完全不同了。

性格内向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消极和自卑的人。甚至在19岁初来马来亚时，仍然十分害臊、内向和敏感，常常会无缘无故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懊恼。加上不善辞令，与人打交道时往往吃大亏。

第二次非我所愿的南渡，竟然也成了我性格的分水岭，给我一生带来极大的改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变得更乐观、积极，并在塑造自己的前途时更主动和有主见。可以说，这个苦难时代给我的最大体验和启示就是：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最后的告别

又是别离的时候了。1941年7月底的一个早上，母亲含泪把我送到码头。我紧握她的手，以同样热泪盈眶的双眼望着她痛惜告别。

我当时在蓬莱上船，取道安溪南下泉州。船开动了，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交织着对战乱的愤慨和无奈。今朝一别，不知何日能再相见。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和家人该是快快乐乐在一起的。如今只身远行，了无归期，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遭遇。面对茫茫的前途，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最遗憾的是，这次在码头与母亲告别，竟是我最后的一次。大约四年后，她便与世长辞。我连见她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命运可真残酷啊！

改造性格

去安溪的一个小时航程中，我回顾第一次到马来亚的情况。和四叔、四婶及堂兄景坤同住3年里，他们经常说我太害臊、太没自信，这对我不大好。我为此感到难过，但没有刻意想办法去改变自己。

思前想后当儿，我突然有所领悟：要有一番作为，我就得好好地修理修理自己。我不能永远躲在自作的茧里做个悲观的自卑人。我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地奋斗一番。既然已踏上征途，就一定要干出一番让母亲和家人引以为荣的事业。

我告诉自己：既然上天赋我思考、说话和行动的能力，只要好好运用这些能力，有什么不能成功的？

我决定从那时候起就改掉过去害臊自卑的性格，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抵达安溪后，有两个人上船。为了向自己证明要改造性格的决心，我鼓起勇气，趋前主动跟他们搭讪。自我介绍后，大家就寒暄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谈笑风生了。

我很惊讶，一个友善的微笑、一点努力，竟然有这么神奇的破冰力量，轻易地就能把陌生人拉在一起。那两个人原来是安溪县的政府官员，7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们谈得很投契，船到达泉州时，我们已经像老朋友了。

友善寒暄赢得友情

在泉州码头，我又遇上另外五位商人，他们都是那两位安溪官员的朋友。我毫不害羞地上前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一席倾谈后，两位安溪官员还邀我和他们的朋友共进晚餐。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他们说没问题，于是我便顺手推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那一餐非常丰富，大家吃得不亦乐乎。

我终于体会到与人交往不害臊的好处。如果当时不动脑筋去想，不主动去结交他们，我就不会认识他们，也吃不成那餐丰富的晚餐了。

有了这个经验，我再也不觉得和别人打交道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我只要主动以友善的态度和对方寒暄几句，就能赢得友情而最终身受益。

这也让我觉悟，再好的主意，如果没有付诸行动，也是毫无用处。

从蓬莱到安溪的一个小时，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转捩点。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庆幸有缘在那短短的旅途上，碰上机会反省过去，找出自己的弱点，然后自我挑战，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性格，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待人要有礼貌诚恳

我也体会到做人的随和，待人要有礼貌、诚恳。那些政府官员和商人愿意和我这个乡下小子吃饭也使我觉得交友勿以贫贱作标准。

南来马来亚六十多年以来，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在我的工作和事业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与方便。

1941年8月底重返吉隆坡，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四叔和四婶问好请安，还热情地和他们倾谈。我的举动让他们惊喜不已，都说我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既会说话又懂得跟人打交道。

对我的改变，最高兴的莫过于四叔。他也称赞我做事比以前勤快、认真和积极。不久后，他就提升我作管工。

第二章:涉足商场

中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消息传来，日本除了在中国开辟战场外，也准备南侵东南亚。

为了监视日本战舰的行踪，马来亚的英殖民地政府决定在槟城海边兴建一座了望台。四叔标得这项工程，委派我负责承建了望台的任务。我马上北上槟城，部署一切。但工程还未开始，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胎死腹中。

未几，谣言满天飞，说日军很快就会攻打马来亚。我匆匆赶回吉隆坡，不久，日军果然打来了。马来亚沦陷后，接下来的是3年又8个月暗无天日的日治时代。

1942年正月中旬，日军攻陷吉隆坡。一时风声鹤唳，流传不少日军掠夺、强奸、殴打及屠杀的消息，市民都纷纷出逃避难。四叔、四婶和我躲到吉隆坡郊外安邦新村的一个橡胶园，而堂兄景聪则到安邦新村内一位姓柯老亲人的亚答屋去避风头。

过了3个星期，局势缓和下来后，我就去柯家找景聪。刚抵步，就赫然发现有二、三十个日军把整个村子包围起来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去告密，说这个村子里匿藏着许多抗日分子，这些日军就是为了肃清抗日分子而来的。

逃出鬼门关

当时我不知危险，贸贸然进了屋子，和景聪坐在一张桌子旁喝茶。一会儿，一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坐在我们对面，我立刻给他倒了杯茶。

他叽哩咕噜讲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但从他的动作语气，我想他的意思是要我先喝。我立刻就一口把我的那杯喝了。

这时候，一个手拿了十多本书的日本士兵押着柯先生走了出来。坐着的军官指了指书本，又指了指柯先生，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的。我猜他是问我书是否是柯先生的。我不会回答，就用中文写了几个字，表示我不知道。军官猛地用指节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转问柯先生书是否是他的。

在这关键时刻，柯先生点头承认书是他的，结果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军官命令把书顶在头上，由士兵在枪尖下推上军车载走。显然他是因为拥有那些书而被认定是抗日分子。

我那时24岁，长得健壮高大。军官打量了我一下，也认定我是个抗日分子。

毒打一顿后，我也被押了出去。当日军准备推我上军车时，我极力向他们解释。他们非但不理会，还开枪打死邻居一只狗，以示警告。

在紧要关头，我灵机一动，在纸上用中文写说我是从吉隆坡来的。一个士兵看了我的字条，明白我的意思，问邻居我是不是村子里的人。

幸亏村人仗义执言，说我是逃避战火而来的，结果日军把我释放了。我想那个士兵一定是个懂得中文的台湾人。

如果当日被推上军车载走，我肯定凶多吉少。日治时期，如此被日军载走而一去不回的大概有三、四千人之众。

二渡鬼门关

在日军还未登陆马来亚之前，中国的武汉合唱团曾到吉隆坡演出，筹款赈济灾民，作为抗日活动之一。有人为此印刷了不少抗日歌曲支持筹款。马来亚沦陷后，日军秋后算账，杀害了不少拥有这些印刷品的无辜者。

像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一样，四叔也曾经积极参与支持抗日活动，出钱出力。柯先生家里发生的事情，使我猛然想起四叔全家和我的危险处境，因为我很肯定四叔家里会留有一些与过去抗日活动有关的文件。万一日军来搜索怎么办？想到这里，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我和景聪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立刻采取行动，叫来四叔的儿子成发和女儿景平，一起搜索一番。结果搜出几大包与抗日活动有关的文件，然后一把火把它们烧光了。

翌日，果然有整30个日军前来把四叔的家重重包围，搜查了大约3、4个小时不果后才悻悻离去。

我松了一口气，庆幸第二次逃出鬼门关。这个经历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凡事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一旦发现有任何状况的征兆，就得当机立断，采取预防行动。优柔寡断，很可能就会大祸临头。

过后我们才发现，在匆忙的搜索过程中，我们遗漏了一箱藏在地板下的抗日文件。我们可真的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

活着的喜悦

日治时期的惊险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的整个人生观有了彻底的改变。我深切感觉到，我的命是很幸运捡回来的，因此我更要好好珍惜它。我勤奋的工作习惯，便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我积极投入工作，鲜少停下来休息和散心。

日军统治初期，我以种菜为业。农耕的生活不但清苦，而且很明显的没有前途。8个月后，我就另谋发展，转行做点小生意。

凭着以前在家乡做小买卖的经验，我开始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茶叶、万金油及其他货物，穿梭在吉隆坡一带，沿门逐户叫卖。生意虽不是很赚钱，但总比种菜来得好。

买卖废铁与五金

在雪隆一带奔走时，我认识了不少来自安溪，从事买卖旧五金生意的同乡，他们都似乎生财有道。我储蓄了一点钱后，也跟着投入他们的行列，兼做废铁和五金买卖的生意。这次总算走对了路。由于经营得法，生意蒸蒸日上，让我存了不少钱。



在巴生有一间由日本人开设的炼钢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该厂的日籍经理向我购买了大批的废铁，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账。在一次与抗日军枪战中，他受伤入院，不能行动，我也遭殃收不到钱。

未几，战事急转直下，看来日军投降，只是迟早的问题。我想：若日军战败撤离，那炼钢厂欠我的债，岂不是要变成烂账？那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岂不是都要化为乌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应该作未雨绸缪之计。于是，我请人代写了一封信给那经理，请他签名，证明我有大批未付账的废铁存放在他的厂里。

战后商机

和平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到来了。英军重返马来亚后，我凭着证件向有关当局成功取回我所有的货物。这些货物，价值达数10万元，正好为我战后的生意发展铺路。

英军重返马来亚时，带来了大批各种各样的机械，如吊机、推泥机、混凝土搅拌机等，用来重修国内的各项公共设施。3、4年后，当各种重建项目都相继完成时，这些机械就以投标的方式售卖给民间。

这时，战乱时期废弃的矿场和胶园也纷纷重开，尤其是锡矿场，对重型机械的需求殷切。我抓紧这个黄金机会，从英军军部买进了不少旧机械，然后把它们翻新、髹以新漆，再以两三倍的价格卖出去，利润非常丰厚。

出师报捷，使我对买卖二手机械生意的兴趣更加浓厚。凡是有招标售卖机械的场合都有我的踪影。不多久，我对市场及其运作都有了深刻的了解。

为了竞标机械五金，我得经常长途跋涉，大多数是去新加坡。购得的货物，大部分以火车运回吉隆坡，处理后再转售出去。

东奔西跑的生活是非常劳累的。很多时候我得披星戴月地赶路，但是我没有怨言。我深信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创办事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肯付出才能有成果。

第三章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在这里落户已超过65年了。跟许多为了逃避家乡战乱及贫困而南来的华人一样，我已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马来西亚是我的家，我的家园。对过去为扎根而挣扎的辛苦，我无怨无悔。我感谢上天恩赐我事业成功，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见钟情

令我深感欣慰的是如今我儿孙满堂，有6个子女和19个孙子。我开枝散叶的故事，该从我和太太李金花相识说起。

日治时期，我在吉隆坡半山芭开了一间五金店。隔壁住了一个李姓人家。李家有女初长成，15、6岁已亭亭玉立。不知怎么的，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她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家是邻居，经常都有机会见面说话，很快地我们就开始恋爱了。3个月后，我就壮着胆子向她的父母亲提亲。

虽然她的父亲原则上答应了，但是认为女儿年纪尚小，不宜这么快结婚，若先订婚，再过一、两年后才结婚就更理想了。可是后来又觉得在动荡的局势中女儿不安全，就答应了我和金花的婚事。我们在1944年成亲，我当时26岁，比16岁的太太年长10年。

在治安不靖、物资短缺的动乱时代，许多人都是在毫不铺张的情况下草草成婚，我也不例外。说来汗颜，我当时所谓的婚宴，只不过是在吉隆坡半山芭的金陵酒家摆3桌酒席，款待至亲而已。

梦兆

婚后第二年四月某一晚，我太太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母亲批评她烧的菜不好吃，没味道。第二天一早，太太就问我：“你母亲的样子是不是长得白白净净，脸型稍瘦，看来像观音娘娘那样？”

我太太从没见过我母亲一面，也没看过她的照片，却能准确地描绘出她的样子，真不可思议。除了觉得迷惑之外，我当时没想到这个梦可能是个凶兆。

儿孙满堂 家庭幸福美满

事过半年，我接到家乡来信说母亲已在同年四月病逝了。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我曾答应母亲会回去看她，但还未能履行我的诺言，她就已经走了。悲痛之余，我想起太太的怪梦。我相信，母亲入梦是她在天之灵，仍然惦念着她在异乡的孩子，而尝试与他取得联系。

未能在母亲逝世前见她最后一面是我心口永远的痛，也使我一直感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歉疚。为了悼念母亲，我把她的一张照片放大，摆放在我的卧室和云顶大厦的办公室内。

温馨的家庭

老天爷对我不薄，让我有幸有个爱我、关怀我的慈母，还有个贤慧、体贴的太太，与我在漫长的岁月中同甘共苦。

初婚时期，我们的生活状况并不好。我冒着战乱的危险，每天在外为生活拼膊。太太主内，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我无后顾之忧，能够把全副精神放在创业上。

40年代中期，我经常为生意出远门。太太除了烧菜、煮饭、洗衣和照顾孩子外，还得为在外的我操心。那段日子，她可真的是含辛茹苦。

我们的大女儿秀丽，在1945年9月出生。其他的孩子：秀莲、秀琼、致强、国泰和致华，也接踵而来。

小儿子致华在1954年出世时，我们一家八口住在新街场一间租来的小房子。尽管房子是那么的龌龊，生活也不富裕，我们还是过得很愉快。

太太节俭持家，让我在外拼搏回来时有个温馨、舒适的地方，可以把一切外界的烦恼抛在脑后，憩息和享受天伦之乐。她最了解我，从来不干涉我在外的一切事情，只专心把家庭照顾好。可是当我面对生意和钱财上的问题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地和我分忧。给我鼓舞及支持。因此，我们之间很少发生争执，一路来我都能安享宁静、快乐的家庭生活。

就算在创业期间最忙碌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抽出宝贵的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我认为一个人的事业固然重要，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更重要。

泥机交易

1951年，我向新山空军机场和新加坡空军机场购入两批旧泥机。据我所知，新山的那批泥机，11辆是油屎车，1辆是汽油车。我以11万元的价格中标。可是过后一位与该军部有联系的姓陈的朋友告诉我，第二标的价格只是6万元，叫我上诉要求减价。

我立刻向当局提出上诉，要求把泥机的标价减至7万元，理由是下标时，我误会所有12辆泥机都是油屎车，到后来才发觉原来只有一辆是油屎车，其余11辆都是汽油车。由于我上诉的7万元价格比新山军部所规定的10万元底价还低，有关当局无权作决定，必须将我的上诉呈上英国总部审批。英国总部花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才批准了我的上诉，这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因为它给了我更多时间去筹钱履行投标合约。

泥机运回吉隆坡後，我在3个月内就找到了买主。其中两辆是卖给一间由英国人经营的油厂，售价分别是5万0千元及3万5千元；另外两辆则以11万元卖给甘马挽的一间铁矿场。

稍后，新加坡樟宜机场亦有14辆旧泥机要招标。我当地的一些朋友因对旧泥机买卖都外行，所以叫我与新加坡五金商公会合作，以后者的名义进行投标。

得标价格比底价要低

我们以7万元的价格得标。但是这次与我在新山投标的情况有别，我们得标的价格比底价要低，所以军部也得将个案呈上英国总部审批，两个月后才获得批准。

成功得标后，新加坡五金商公会决定以拍卖方式把泥机脱手。主持拍卖的人是我的朋友，他帮我的忙吩咐其他五金行的朋友不要和我争。在没有真正竞争的情况下，我以廉宜的价格购得13辆。另1辆的卖主过后也同意以2千元的溢价转让给我。很快地我就把这14辆泥机中的8辆以30万元出售给八打灵一位承包商、一家锡矿场、一家铁矿场以及马来亚矿务公司。

建发

那时，五金商都喜欢用某某记或某某号作为他们公司的名字。圈内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隆记、金记、合记和泰和号。我也不例外，为自己的公司取名发记。这个名字后来在当时的旧五金业中也算是个响当当的字号。

然而有一天，一位同乡对这个名字却有不同的看法。据他的观察，采用某某记、某某号作宝号的通常都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小公司。发记这个名字虽然意头好，但是要在商场上大展拳脚，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公司，最好还是换一个比较适当的。

我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在1951年，我正式成立本身的家族工程公司时，就为它取名建发有限公司。在往后的日子里，建发崛起成为我国一家颇具声誉的建筑承包公司，所经手完成的大工程中，有不少都创下了记录，为同业所津津乐道。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英雄造时势。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管是战争或和平时期，都能够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加以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马来亚与新加坡的重建，给我带来了第一个突破的商机。

日军投降撤退后，英军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在战火中遭破坏的公共设施。为此，他们在重返马来亚时带来了大批各式各样的最新式机械如起重机、推泥机、混凝土搅拌机。



重建工作始于1946年，积极地进行了3、4年后，大部分工程都已完成。这时，他们开始将这些旧机械以投标的方式出售给民间。许多在战时废弃的锡矿与胶园也在这个时候纷纷重开，对重型机械的需求殷切。

在废铁与二手机械买卖生意中累积了不少经验和资本的我，喜见商机，积极地到英军部去投标收购，然后将这些旧机械翻新，髹上新漆，再以较高的价钱脱手，生意相当不错。我乘胜追击，不管在哪个角落有招标，都不辞劳苦前去投标。

矿业机缘

无意插柳柳成荫，在一个巧合的情况下，我和铁矿业结了缘。

1953年，我以5万3千元的价格把两辆泥机卖给株巴辖的一间铁矿公司。这间公司的四位股东都是新加坡人，其中一位是方燕山先生。方氏家族后来以经营亚洲摩多汽车行闻名一时。

刚巧在那个时候，铁矿公司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久久未能偿还账款。有一天，我上门收账时，一位叫郑有福的股东坦白向我表示，公司面对财务困难，无法还账。他献议我在公司投入一笔资金，成为股东。

我对这个献议相当有兴趣，于是就去矿场作了一个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它以前曾被日本人开采过。从矿场的地势和其他搜集到的资料，我估计它的铁苗蕴藏量仍然有500万吨。由于我觉得这个铁矿的潜能极佳，就投入了1万2千元成为股东。

可是我加股后不久，方先生就因与其他股东意见不合而要求退股。他开价10万元，并要求抽取10%的矿权费。其他3位股东，即郑有福、陈振昌和唐道依，有意买下他的股份，但资金不足，于是就飞来吉隆坡邀我与他们合资。我认为10万元的索价和百分之10的矿权费太高而拒绝了。我说方先生当初只是出了5万元，应该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售价。他们听了就委派我做代表去新加坡与方先生商谈。最后，方先生答应以6万5千元将股份卖给我，矿权费也减为5%。我当天就付了5千元给他作定金，并和他签了合约。

第二天，当我仔细再看这份合约时，发现里面并无规定什么时候需要把余款付清。我灵机一动，决定先到日本去看看是否能为铁苗找到出路。我的盘算是，如果此行找不到出路，我就宁可壮士断臂，舍弃那5千元定金，取消合约，减少损失。

第一次到日本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飞去日本，当时是35岁。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搭客告诉我，他是去日本找他的姐夫墨先生。说来真巧，到机场接他的墨先生也就是我要找的墨先生。墨先生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答应当我的通译员。

我去找一家日本铁矿公司。开始时，他们的总经理不肯见我。说华人不会做铁矿生意。我不气馁，每天到他的办事处去。最后他被我的诚意打动，答应见我。他开出条件，要我接受他派四个铁矿工程师到我的铁矿去考察3个月，机票及他们每人每个月1千500元美金的工资由我负责。他也口头上答应给予我一笔4亿日元的贷款支持开采。

我对对方的慷慨口头承诺并不寄以厚望，因为我知道当时日本的外汇管理很严，4亿元贷款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提出反建议，要求他们先支付4个工程师的工资与机票，我则负责他们在马来亚的膳食。待签了买卖合约后，公司才付回给他们。最后我们成功达成协议。

我在日本逗留了48天，总算有了初步成果。那4个日本工程师来马勘查后，证实了铁矿有极丰富的铁苗蕴藏量。

被当傻子

日本回来后，我满怀信心，积极招募新股东以筹得充裕的资金，在矿业大展拳脚。招募的对象包括雪兰莪五金商公会的理事。在一次理事会会议过后，我向出席的人士提出我的建议。

我告诉他们有关铁矿的丰富蕴藏量及其盈利潜能。只需投资30万元，铁矿就能每年生产大约四十万吨的铁苗。以每吨10元的利润计算，公司每年可以赚取400万元。

在场的人士很明显地都对我的一番话表示怀疑。投资30万元就可以每年赚得400万元？如广东人说，哪有这么大的田鸡满街跳！下楼离开五金公会时，我听到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我心里想：“他们说得对，我就是喜欢做‘傻事’。”

组织马来亚矿务公司

找不到新股东的支持，我决定和其他的股东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尝试游说方先生不要退股。我献议取消我们之间的合约，组织一间名叫马来亚矿务公司的新公司，由他出任主席。经过一番游说，他终于接受了我的计划。

在重组的公司里，我的投资增加到七万元，包括先前投入的1万2千元现金，由泥机欠款转为股份的5万3千元及方先生退回给我的5千元定金。较后，我把投资额再提高到11万元而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方先生也随后把他的股份从5万元增加到9万元而成为第二大股东。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承购公司30万股的新加坡米商。但是他开的条件是：他在董事部里占两个席位，即财政与董事：他投资中的20万元须由一间银行担保。他的条件遭到方先生的反对。为了此事，他恫言退出，但其他股东不接受，最后方先生才让步。米商终于加入了，不是单独一人，而是连同31个其他的股东，每人认购数千元，凑足30万元。

重组后，公司共拥有80万元资金，8位董事，我则出任总经理，月薪25元。一切准备就绪后，开采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在这时候，方燕山和陈有福董事一起飞去日本和买家洽商铁苗的买卖合约。两人因意见不合，竟在日本人面前发生龃龉，无功而返。为此，我得亲自飞往日本两次才成功把合约签下来。

首次出货出状况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顺顺利利当儿，我们第一次出货时却出了状况。当船从日本抵达装运第一批7千吨铁沙时，我们因没足够的运载设备而无法准时下货，导致船在码头空等。一些董事提议叫船先开回日本，我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会让日本人对我们失去信心。更好的处理方法，是就船运的延误向对方提出合理的赔偿献议。最终，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我们只耽误了5天，就把7千吨的铁沙下完了。

这个铁矿果然为我们赚了不少钱。头两年，每年的盈利都超过300万元。随后的盈利都保持在4、500万元之间，比当初估计的还要多。总账结算下来，我们总共赚了5千多万元，比我预期的3千500万元来得高。那些当时怀疑我和叫我傻子的人都没话好说了。

旗开得胜，使我对铁矿业的投资更有信心。大约在1962年的时候，我拥有两个规模宠大的铁矿场，一个在柔佛的武吉堆，另一个在柔佛的昔加末。像第一个铁矿一样，它们在一九六七年开采完毕时，总共为我带来了千万元以上的收益。这些资金在我进军其他商业领域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开采锡矿

开采锡矿的机缘，也是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遇上的。在我矿业有成后，有一位朋友向我献议，他出一块矿地，由我筹借一笔资金，一起联营开采锡矿。开始的时候，我的反应并不热烈。可是随后而来的一个形势发展，却把我推向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去接受他的献议。

在五金买卖中，我碰巧买进了一批旧的铁船配备。经过一番维修后发现它们仍可使用。我灵机一动，找来一群帮手，花了不少功夫，把这些配备改装成一艘铁船。这艘铁船顺理成章地成为我进军锡矿业的开路先锋。

我国的华裔矿家，传统上几乎全采用沙泵开采的方法来经营锡矿，而铁船的经营者则绝大多数为财雄势大的外国集团。我和朋友成立的承基铁船公司，在投入生产后，业务蒸蒸日上。在最高峰的时期，拥有三艘铁船，规模可观，是我国少数最早由华人经营的铁船公司之一。它的崛起，在某个程度上，打破了外国人垄断我国铁船业的局面。

吉兰丹甘姆布水利灌溉计划，是我国第2大的水利工程，仅次于吉打慕达水利灌溉计划。工程是农业部在世界银行的3千万零吉贷款下兴建的，目的是让吉兰丹农民能够在4万7千英亩稻田中进行1年两造的耕作。

建发以5千4百万零吉的标价标得工程，与第3标的6千4百万零吉标价相差了足足1千万零吉。



开标结果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连我本身都怀疑自己是否把数字给弄错了。不过我仍然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

很多同行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对待我，并预言我做下去一定血本无归。我丝毫没有退缩之意。我要把他们的嘲弄变成一股力量，把工程做成功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这工程庞大复杂，需要建造大小相连、纵横交错、总长度达5百70多公里的灌溉运河，挖掘超过九百万立方码的泥土以及制造2千座钢骨水泥，用来把水引入稻田的分水闸。此外，我们还得建造大、小两百多座的桥梁。建桥所用的大型混凝土管总长度达2万多英尺，每节直径3尺到6尺。

我估计整个工程会给我带来3百万零吉的收益。如果我的如意算盘打得响的话，这正好用来投资在云顶高原的开发计划中。

英国工程师的致命错误

一天，在我回吉隆坡时，该英籍工程师自作主张，叫工人把沟内的木板支撑拆掉，结果酿成惨祸。在接着发生的土崩事件中，5个工人当场被压死，20多人受伤。我接到该工程师的电话后马上赶回工地善后。这宗意外使我感到特别难过，因为它根本不该发生。

事后，该工程师承认他错了，向我道歉，并保证往后一定以安全为重。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挖掘工程进行顺利，再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设计的木板支撑甚至可以承受炸岩层的震动，证明是非常安全和实用的。

水坝终于在1962年竣工。成功地把这始于1957年的工程做好，也算是我给独立后的马来亚的一份小礼物。

亚依淡水坝不但为槟城的居民解决了食水短缺的问题，也防止岛上的河流在雨季后泛滥成灾。我当时万万想不到这座水坝现在也成为了居民休闲和跑步的一个好去处。时至今日，我对它仍然有着一份不可言喻的感情和怀念。有机会去槟城，我都会抽空旧地重游。

到过亚依淡水坝的人都会从入口处一块石碑上的记录得知它是建发建造的。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建发是我的承包公司。

亚依淡水坝给我的另一个怀念，就是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已故的好友，丹斯里骆文秀。

丹斯里骆文秀

水坝施工期间，我经常从山脚附近的一个汽油站取得燃油供应。因为交易频繁，我就决定省却麻烦，预先开出一张5千零吉的支票，等这数额用完了，又再预付另一张5千零吉的支票。

一天，油站的经理来找我，说他的老板想约我见面。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老板很好奇，因为从来没遇过一个像我一样未取货先付钱的顾客。

见面那天，大家一见如故，倾谈甚欢。这位油站老板还尽了地主之谊，热情款款地请我吃了著名的槟城道地炒粿条。我们很快地就成为好朋友。这位油站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我国已故著名企业家丹斯里骆文秀。

后来，他邀我伙同刘蝶、陈升祺和林聪5人共同发起筹组槟城的第一家银行，即南方银行。银行的缴足资本为2百50万零吉，每人股份均等，各占5分之1。

银行的执照是由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兼财政部长已故敦陈修信签发的。我在南方银行的股份后来卖给我的大女婿，即陈升祺的儿子陈仲宪。在不久前的国内银行业整合后，南方银行已成为马来西亚的十大核心银行之一。

哥打峇鲁大桥

60年代是建发建筑工程承包业务的高峰期。乘着五十年代茁壮成长的势头，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蓬勃地发展。在头两年，除了完成槟城的水坝工程之外，它也完成了吉隆坡班底谷师训学院的主干建筑物、回教堂与宿舍。

1963年，建发受委承建吉兰丹哥打鲁大桥（The SultanYahya Putra Bridge, Kota Bahru）。该桥耗资5百20万零吉，全长2千8百尺，是当时我国最长的桥梁。兴建大桥的主要目的是把哥打鲁和巴西马连接起来，北通泰国，刺激当地及附近社区发展和促进马泰两国的关系。我在短短两年内就完成重任，有很大的满足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兴建该桥的前1年，彭亨淡马鲁一座由另一个承包商所承建的桥梁被洪水冲毁。这使政府在随后遴选所有重大工程的承包商时都采取更严格和谨慎的态度。建发能够在其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它的信心。

金马仑水利发电工程

1964年，建发又有机会和宾尼与伙伴工程顾问公司再次携手合作，兴建耗资2千万零吉的彭亨金马仑水力发电水坝。这项工程的主要承包商是西德的Hochtief Ag-Philip Houmann。像上一回一样，宾尼和伙计是工程顾问。建发是由于兴建槟城亚依淡水坝的时候有不凡的表现而被委为工程的二手承包商。

建发的任务是建造2座水坝和4个发电厂。有关水坝，一座在打巴七英里处，另一座则在打巴－－丹那拉打主干公路的17英里处。

工程的目的是满足吉隆坡日益增加的电流供应需求。

1968年工程竣工后，我便把大部分重型机械移往吉兰丹去兴建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讵料这工程一波三折，使我面对开业以来最大的危机，甚至一度濒临破产。

把嘲弄变成力量 皇天保佑绝处逢生

天灾人祸

工程于1968年8月1日签约后开工，由法国公司Sogreah担任工程顾问。

工程进行不久后，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征地手续一再拖延；工地器材不翼而飞；季候风吹袭，豪雨成灾；1969年5月13日爆发的种族暴乱，更使得整个工程雪上加霜，进度缓慢。

这一切天灾人祸带来的问题，使我在第1年的工程中亏损了500万零吉，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在濒临破产的边缘挣扎的时候，皇天保佑，得到当时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先生及时伸出援手，给予我大力支持。在危机的高峰期，我向盘谷银行透支了超过500万零吉。我感谢陈先生对我如此的信任。有他的鼎力支持，我才能绝处逢生。

信心危机

除了资金周围不灵的问题外，我还面对一个严峻的信心危机。

在种种问题的困扰下，工程的进度慢得在1年内，只完成了区区的百分之五。这样的情况，难免使公共工程局及工程顾问感到失望和不满，并对我失去信心。Sogreah总经理更是毫不讲理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不断地给我发出警告信，要我对工程的延误负责，同时恫言要采取行动终止我的合约。在1969年8月19日那天，我竟然同时收到29封挂号信。这些信的内容全都一样，说要起诉我，让我破产。我忍无可忍，决定反击。在我要求下，法国顾问的总工程师于8月22日上午10点召开了一次会议。我和我的经理黄容泽先生一起赴会。列席的还有工程顾问的法国总工程师、总经理、政府官员等十多人。

在会议上，我断然地告诉他们，发那些挂号信给我根本无济于事，我全都丢到废纸萝里去了。如果要终止合约，干脆就发律师信告我。而我在收到律师信的第2天就去环游世界，回来之后才向当局索取赔偿。

接着，我详尽地陈述了工程面对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土地征用问题。我指出，在16个地点，政府因居民的抗拒而未能如期将土地交出，导致我的机械及工人空等，不能开工。这不仅造成工程的延误，也使我蒙受财务上的巨大损失。这一切都有文件记录作证明。把工程延误的责任归咎于我，甚至说我30年也做不好，是极不公平的。我也强调，在那时候来追究谁是谁非于事无补，重要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要求他们再给我一个机会，宽容6个月，让我以成绩来证明实力。如果6个月后我的表现仍然没有起色，他们要告我破产我也没话说了。在我极力争取下，他们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修改设计

甘姆布计划的规格要求建造2千多个引导水流的分水闸。这些混凝土做的结构，大的重达80吨，小的也有20吨。

我认为这些庞然大物的设计是杀鸡用牛刀，因为它们只用来引导两尺深的水流。依我的估计，使用12吨和8吨的分水闸已经绰绰有余了。于是我向顾问工程师提出建议，同时也指出，改用较小的结构能够大大地节省成本与时间。

顾问工程师同意我的看法，批准了我的建议。我马上把需要的机器移到施工的地点，就地制造分水闸，然后用吊车吊入安装的位置，再也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动用到重型运输工具，从老远把那些庞然大物运来。

这么一来，施工程序就简单和快捷得多了，还替政府在材料成本上节省了4百万零吉。

在商界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有时会出人意表地做出一些别人认为是好笑、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事有12件之多，以下是几件印象比较深刻的。

1953年，我在游说别人加股支持我开采铁矿时，大胆地预测说这个投资可以每年赚取400万元。大家都以为我在说梦话。



1956年，我在吉隆坡接手承建一条阴沟的工程，人人都说我愚蠢，自讨苦吃，肯定没好结果，因为我之前的两个承包商，包括一家有名的英国公司，都落得失败收场。

1967年，我以比对手低了1千万零吉的标价标得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的合约。行家都说我疯了。

在这些事件里，我最终都以成绩证明我的眼光和判断是对的。我旧事重提，并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想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就不必理会他人的取笑或批评。

事实上，我当年决定要开发Genting Sempah这片位于雪兰莪与彭亨交界的荒山野岭时，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还记得当我向友人和同行透露有关的计划时，几乎每个人都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直载了当地说我是疯子。也难怪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在那时候，没人听过云顶这个名字，在一般的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我决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去把它发展成一个旅游胜地，很多人都认为我这样做好比愚公移山。

一个朋友好意劝我，如果我是做木材的，在乌鲁加里山搞伐木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至于要把云顶发展为一个旅游胜地，就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了。

当时令许多人费解的是，我在五金业、矿业和工程承包业都已上了轨道，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去开发一个荒山野岭呢？年近50，事业有成，很多人在这时候都准备退休，安享晚年，又何必再去冒险打拼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当时的脑子里从来就没出现过退休这念头。时至今日，我80多岁了，还是照常工作。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是创业的良机，尤其是那些无人问津的行业，比较没有竞争，如果能够成功，回报就丰厚了。

另一个省钱点子

工程的规格也要求建造200多座桥身厚7尺的桥梁。但该处并没有重型车辆来往，于是我向顾问工程师建议，把桥身的厚度减到3尺。

我的建议受到认同，并经法国的总公司批准后付诸实行。这个设计上的改变再次为政府节省了大约700万零吉。

有了这些变通后，工程的进展神速。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我已完成了超过3百20公里长的运河，1千多个分水闸及100多座桥，或整个工程的百分之六十。

1969年12月24日上午10点，我和经理黄容泽出席了一个他们召开的会议。会场有20多个人，包括Sogreah的总工程师及总经理，两位世界银行董事，农业部总监邱阳及政府官员。在其长达90分钟的讲话中，曾经一度对我没有信心、要终止我的合约的法国总工程师对我取得的工程进度感到惊讶并深表赞扬，甚至夸奖我说我的表现足以让国家引以为荣。

到我发言时，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若当时他们真的把我控上法庭，我会赤脚出庭，因为破产的人是不可以穿鞋子的。不过我会在庭上据理力争，让法官知道，政府未能及时征用土地，致使我不能如期开工。然后我会要求法官借电话打给我的律师。

法官一定会问我，这场官司你是赢定了，为何还要打电话给律师？我会说，就因为我是赢定了，所以才打电话给律师叫他替我买一双金鞋子给我穿着走出法庭！大家都哄堂大笑，给我鼓掌。

最终，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如期竣工。建发不仅转亏为盈，赚了400万零吉，而且还为政府节省了超过1千万零吉的成本。

令我感到自豪的是，这工程完全由马来西亚人承办，不需要外国人的协助。它也是我国有史以来能够如期在3年内完成的最大工程。

荒山我独行

开发云顶的计划，基本上符合我的理想：无人问津，也就是没有竞争。拿定主意后，我就不顾一切，勇往向前。现在回想起来，还大有“笑话由人，荒山我独行”的气概呢。

发展高原旅游胜地的概念，并非是我刻意寻求商机的结果，而是在1963年一个晚上，在我脑海中突然浮现的一个念头。

当时，我正在承建金马仑高原水力发电水坝的部分工程。这工程的主要承包商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公司。

那个晚上，我和德国公司的总经理、总工程师及其他9个人在金马仑共进晚餐。喝了好些酒后，我觉得闷热，就走到外面纳凉。

高原夜景尽收眼底

凭栏远眺，高原的迷人夜景尽收眼底。凉风习习，给我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凉感觉。我不禁闭起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宁神的空气，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宠爱。

这时候，脑子里忽然思潮起伏。首先想到的是，马来西亚终年皆夏，人人都喜欢登高避暑，这可以从金马仑广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事实看得到。可是从吉隆坡去金马仑得花上4、5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上山的道路狭窄弯曲不好走。如果能有个距离吉隆坡仅1、2个小时车程的高原度假胜地就好了。

我又想到马来西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准节节上升，越来越多人会享受登高原休闲和消遣的乐趣。

那为何不在吉隆坡附近发展一个高原旅游胜地呢？这念头使我马上兴奋得不得了。

但是在哪里呢？

在吉隆坡居住了多年的我，对它四周围的地形相当熟悉。我知道只有在东部的文冬一带的山区，才有可能找到一座适合发展成为旅游胜地的高山。

当晚辗转难眠，脑子里尽是如何去实现这梦想的思维。兴奋之余，恨不得立刻就有所行动。

回到吉隆坡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找来一张文冬一带的地势地图。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名叫云顶森芭(Genting Sempah)的地方。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可是念起来倒蛮顺口的。

那里有座叫乌鲁加里山(Gunung Ulu Kali)的高山，海拔1千8百公尺，距离吉隆坡仅58公里。这正是我要开发高原旅游胜地的理想地方。这个发现使我雀跃万分。

在短短几天内，我就组织了一支探山队伍，进行实地勘查。队员大约20人，包括跟了我超过35年的林联发；一位曾为寻找铁矿而随我几乎走遍全马的麻坡人拉曼，以及多个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员工。

攀上乌鲁加里山顶

在一个由拉曼、几个原住民和其他人员组成的先锋部队带领下，我们浩浩荡荡地踏上这个艰苦的征途。一路翻山越岭，穿过浓密的森林，也涉过许多溪涧河流，终于攀上了乌鲁加里山顶。

我们在深山中逗留了9天8夜，收集了不少有关那儿地势、河流分布、土质及其他的有用资料。

这些一手资料和我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体验在随后拟定云顶发展计划时有莫大的帮助。

在第一次的接触时，我就被山峰上纯朴的大自然的美和冷冽的高原气候深深地吸引住了。还记得抵达山顶那一刻，我因没有带备寒衣而冷得直打哆嗦。但我并无怨言，因为这样寒冷的气候，才能够吸引旅客到来。

虽然寒风刺骨，我的心头是热烘烘的。随身带来的白兰地，更给我的身体多添几分暖意。我起劲地工作，把有关的资料一一记录起来。对这片原始的荒地，我已一见倾心，誓言要把它变成我梦想中的旅游胜地。

在勘查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座鲜为人知的高山位于雪兰莪和彭亨州的交界处。究竟它归哪个州政府管辖呢？我要向哪个部门提呈项目申请呢？该从何做起呢？真是千头万绪啊！突然间，我了解到自己面对的是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申请土地

1963年较后时，我向彭亨州政府申请云顶森芭的土地，供开发旅游胜地的用途。文冬县县长叫我直接与联邦政府接洽，因为联邦政府已有计划要把有关的土地发展成旅游胜地。

在丹斯里哈芝诺的引荐下，我拜会了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会谈的气氛融洽。东姑耐心地聆听了有关把乌鲁加里山发展成旅游胜地的构想后，表示政府的确有意要发展乌鲁加里山，但碍于某些问题，不得不把计划暂时搁置。

问题之一，是首先必须从山脚兴建一条通往山顶的山路。这将是个艰巨的工程，根据公共工程局的初步估计，得花上整15年的时间。再者，马来西亚正好面对印尼的对抗，在这时候拨出巨款来推行度假胜地计划，肯定会给反对党机会借题发挥。因此，政府觉得最好是交由私人机构去推行这计划。对东姑来说，我的献议显然来得正合事宜，因此他叫我去准备一份有关的计划书。

我在短短的1个星期里就把计划书准备妥当。东姑过目后表示赞赏和认同，说我可以着手进行。

1965年4月27日，丹斯里哈芝诺和我成立了云顶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们分别向彭亨及雪兰莪州政府申请4千940公顷和1千110公顷的永久地契土地。

在荒山野岭建道路

在东姑的推荐与支持下，彭亨州政府很快地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可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却只同意批准99年的地契给我们。我去见拿督哈仑，向他解释为何我们需要永久地契。我说在荒山野岭兴建道路、酒店、雇员宿舍和水电等基本设施，起码需要3、40年时间和大量的投资。如果只给99年的地契，这意味在完成整个发展计划后不久，我们就得把一切奉送给政府。

我也表示，如果雪兰莪不答应给我们永久地契，我将别无选择，只好发展位于彭亨州那边的土地。这将让彭亨在金马仑、福隆港及南中国海沿岸许多美丽的海滩外，又多添了一个旅游胜地。到时候，只有摩立这个充满泥泞的海滨的雪兰莪，将会在旅游业方面被彭亨抛到更远的后头了。听了我一番解释后，拿督哈仑终于答应向州政府推荐批准我们的请求。

把计划认可及土地申请这两项重大课题解决之后，当初要发展一个高原旅游胜地的心愿，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个等待我去实现的具体目标。

1965年八月八日，我率领了一队技术人员和工人，展开筑路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拟出一个包括道路、酒店、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等的发展蓝图。云顶高原的发展终于上路了。

发展计划的首要任务，是从山脚兴建一条长20公里、通往乌鲁加里山山顶的道路。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6年内把路筑好。工程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这项任务，诚如东姑所言，是极为艰巨的。然而我毅然告诉自己，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直到山顶为止。

3年内须把路建好

同公共工程局官员多次接触中，我获悉政府在发展乌鲁加里山的原本计划中，打算在半山兴建一座电讯塔。我想，既然我建的路直达山顶，如果他们把电讯塔改建在上面，效果不就更好吗？于是我向政府提出建议。他们认为是个好主意，同意了，也答应在我完成山路后给我90万元的津贴，条件是我必须在3年内把路建好。

这是个难以想像的艰巨任务。从政府初步估计的15年，我已把筑路的时间减到6年了，他们竟然还要把它再缩短1半到3年！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日夜打拼

既然答应了把自己原本定下的6年施工期减半，我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员工分成两班，1天24小时、1星期7天不停地轮班工作。这样的密集式操作在现在并不稀奇，但是在60年代可不常见。

我将工作队伍分成2组，一组负责在前方进行测量，另一组则在后方砍树、推泥和筑路。从文冬旧路20英里处，我们先建直达半山的12公里路段。我们的策略是在半山建立一个中途站，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那里的丰富花岗岩作筑路石料的来源。从那里，我们再完成绕上乌鲁加里山山顶的其余八公里路段。

为了省时省力，我们在山林里建起临时宿舍。遇到工地附近有山洞，我们也不介意做穴居人。有需要时，我便和大夥儿在工地过夜。开山辟路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工人甚至还和老虎见过面呢！

除了全面投入工作外，我还动用了我家族公司，即建发实业私人有限公司的一切设备和资源，包括铲泥机、拖拉机、打风机、拉石机、卡车等等。这些重型机械替云顶的开发公司省下了不少资本开销。可是60年代的机械并不像现在的那么先进，加上山势险峻，工程的进度相当缓慢。

在筑路的工程中，我兼任总经理、工程师、司库、劳工等职位，并处理和解决一切突发的问题。一人做主的好处，就是在作决定时，我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同意，因此省下了不少时间，使工作进行得更顺畅。

我经常会在山林的工地上出现，头戴着竹叶做的笠帽，和工人一起干活，回家时总是脏兮兮的。佣人都觉得奇怪，问我太太，我到底是当老板还是当苦力，为什么每次出门都弄得满身泥浆回来？

日夜打拼的结果，我们终于在三年的期限内完成云顶的第一条公路，取得政府承诺的九十万零吉筑路津贴。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很可观的数目，对我们的工程有极大的帮助。这条公路的完成使我发展云顶高原的计划又跨前了一大步。

几经凶险

在开发云顶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亲力亲为地到场监督工程的进展。然而涉足危机四伏的工地，有它的一定危险性。在兴建云顶山路及其后来的修建过程中，我曾经遭遇过6次的意外事件，几乎丢了性命。能够活着重述当时惊险的经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第1次的意外事件，是发生在云顶山路2英里半处。当时大家都在忙着，有的在测量，有的在砍树，我也在一旁帮忙。

忽然间，一棵被砍下的大树从山坡上滑落下来，差几寸就把我撞个正着。我很幸运地逃过这一劫，只肩部蒙受轻伤。

第2次的意外事件则发生在云顶山路五英里处。当时我正驾着一辆吉普车沿着山路视察工程的进展。讵料到了一个山崖斜处，车子竟然失控后退，幸好车头顶住，可是两个后轮已吊在山崖边。我赶快从车里爬出来逃命。

第3次意外事件发生在云顶山路的7英里处。我当时也是驾着车子要爬上一个斜坡。正要转换低档的时候，煞车器一时失灵，整辆车子急速倒退。在危急关头，我及时摆动驾驶盘，把车子撞向山壁煞住了，才不致掉落3、400尺的山崖下。

第4次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云顶直升机场旧址。当时已夜幕低垂，我们还在忙着。忽然间，我和6个工人及一架推泥机的所在地方发生土崩。眼看脚下的泥土急速移动，我唯有顺势奋力向横跳开。回头一看，其他人也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假若当时我们反应得不够快，肯定会随着泥崩冲泻到8、90尺深的山谷下被活埋了。

第5次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云顶山路六英里处的工地。当时一辆拖拉机正把一排竹树拉倒。忽然间一棵30多尺的竹树朝着我的方向倒下来。我闪避不及，被击中头壳。幸亏我戴着的是助手几天前才买给我的钢盔，而不是我一向在工地惯戴的笠帽，否则脑袋一定开花。虽然如此，猛烈的撞击力还是使我咬到舌头，流了不少血。

第6次意外事件也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附近。当时我在场监督修建山路。一架神手正在进行清理工作，没料到泥中有一条20多尺长的大木条，当神手的轮子碾到木条一端时，它的另一端就向我横扫过来，打中了我的腰部，所幸没打中我仅存的左肾（右肾早在10多年前因发现了一粒恶性瘤而被割除了），不然的话，我的命可能就不保了。

云顶平安发展

在云顶高原的高山峻岭施工建设，难度高，危险性也大。我本身就几经凶险。但值得庆幸的是，从1964年开辟山路到发展云顶设施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一个建筑工人意外失足从14楼坠下身亡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工地意外死亡的事件。我要感谢清水祖师的庇佑，让我平安地把云顶发展起来。

云顶本来是准备在1971年正月开始营业的，可是吉隆坡却在那时候发生百年来罕见的水灾。连绵大雨也导致云顶山路的180个地点发生土崩。我们化了3、4个月才把整条山路修好，使它能够真正安全通车。云顶稍后在5月8日正式开始营业。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有出没入的困境

开发云顶的7个年头，即1964年开始辟山路到1971年云顶开始营业，对我是个充满挑战的一段日子。在财务上，这是个只有付出而没有收入的困境。我不但把我在承包吉兰丹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所赚取的400万零吉悉数投入云顶的开发，而且也把位于柔佛昔加末一块两千英亩的树胶园变卖所得的250万零吉以及我之前在开采铁矿、承包水坝工程与五金行业所赚到的钱全部投入。这些日子也考验了我精力与体魄的极限。

1968年到71年是最严峻的时期。随着山路的完成，山顶设施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时候，我在吉兰丹的甘姆布水利灌溉计划工程也开工了。身为这两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得在吉隆坡与吉兰丹两地来回奔波，可谓没日没夜，连星期天和公共假期都赔上了还觉得时间不够用。步入5旬的我，虽然干劲充沛，有时也觉得有点儿吃不消。

偏偏在这时候，吉兰丹的工程一波三折，重重的问题导致我在头一年亏损了500万零吉，使我面临经商以来最严峻的财务危机。虽然问题后来都一一迎刃而解，然而个中的精神压力与熬煎，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好朋友对我发展云顶的计划都不以为然，他们担心我会被它搞跨了。所以当我邀他们入股时，他们不但婉转地拒绝了我，还好言奉劝我干脆把整个计划放弃。

1969年某天，我和一群朋友，包括丹斯里陈升祺、林水成先生和方燕山先生，在我们的私人俱乐部共进午餐。我趁机会向他们献议，邀他们加入成为云顶的股东和董事。当时云顶的缴足资本超过1千万零吉。我邀他们投资100万零吉以获取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可是没人表示有兴趣。

林水成先生认真地对我说，云顶在一个大山芭里，在经营上有很大的困难，不像他经营的万能万字票生意那么方便和轻松。他可以先向别人收取押金作周转，所以不需要很多本钱，而我则需要雇用很多员工和投资很多钱在设施上。

我不因别人泼冷水而气馁。明知山有虎，我就偏向虎山行，要做成功给他们看。

云顶业务蒸蒸日上

后来云顶业务蒸蒸日上，开始赚钱时，林水成先生向我表示有意加股。这时轮到我婉转地拒绝了他。

如今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当初他们拒绝了我的邀请。不错，我得孤军作战；可是没有其他股东的干预，我作决定时就可以当机立断，掌握先机了。如果当初有其他股东的介入，人多，意见也多，决策难免就会有诸多的拖延，云顶的开发肯定难以成功。


国父的一份厚礼

在我原来的构想中，云顶是个供一家老少前来避暑玩乐的旅游胜地。

在初步的阶段，云顶除了它的清新气候外并无什么特别吸引人的设备，所以我没奢想它能够吸引到大量的游客。依我保守的计划，是先建1间只有38间客房的小酒店。然而东姑几句令我鼓舞的话，马上使我对整个计划都改观了。

1969年3月11日那天，云顶风和日丽。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莅临云顶为它的第一间酒店，即高原酒店（现在的丽园酒店），主持奠基仪式。在演词中东姑表示，他对我在没有获得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开发了一个高原旅游胜地让马来西亚人民享用，同时也为我国的旅游业做出贡献，深受感动。为了推动云顶这个偏僻地区的旅游发展，他说政府会从优考虑让云顶开办赌场。

这无疑是国父给云顶的一份厚礼。我当机立断，马上改变计划，把酒店客房的数目提升到200间。

不久后，我和一位林姓朋友在燕美路的一间咖啡店喝茶聊天时，一伙年轻人走进来坐在另一个角落窃窃私语。他们鬼祟的举止引起了店里一位与我太太有亲戚关系的伙计的注意，于是假装招待客人伺机挪近，偷听到他们提及我和林姓朋友的名字，还有绑票的字眼。见情势不妙，他就马上通知我太太，叫我小心。我也赶紧通知了林姓朋友，但是他却不以为意。

那时候，我已有意去澳门和南韩跑一趟，考察当地赌场经营的方式和探讨邀请适当的伙伴人合作的可能性。为了暂避风头，我就把行程提前了。

1969年4月20日，我和助手哈芝阿都拉途经香港到澳门拜会经营当地赌场的何鸿。在晚宴上，我向他道明来意后，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连赌场的执照都还未拿到，哪有资格和他谈合作的事呢？

一回到吉隆坡，我就获悉林姓朋友被绑架了，心里既难过又震惊。然而我那时的当前急务是把赌场的执照申请到，什么坏消息都不会让我分心。

4月28日，也就是我返回吉隆坡的第2天，我通过东姑的私人秘书拿督聂哈山，向政府提呈赌场的申请书。刚巧当天下午内阁召开会议，我的申请书获得即席审理。到了下午，即呈上申请书的6个小时后，喜讯传来，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叫我前往领取有关的批准函件。就这样，云顶成为我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赌场执照拥有者。

事后我获悉，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中，东姑曾征询当时的内政部长敦依斯迈有关批准在云顶开设赌场的意见。敦依斯迈表示支持，认为国内有一家合法赌场可以打击非法赌博活动，促进治安的稳定及国家旅游业的发展。他也认为云顶上下只有一条山路，在山顶开设赌场在保安方面比较容易控制。在没有阁员反对的情况下，赌场的执照便顺利地批下来了。

过了不久，就爆发了513事件。我相信，如果在办理申请手续的过程中稍有怠慢，我就不会在该事件发生后的政治敏感情况下获得赌场执照了。随后一位人士提呈的赌场执照申请果然被拒绝了，这印证了政府的政策，不会再发出赌场执照。

我把获得执照的消息告诉了何先生，并把批准公文电传给他。两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飞往香港与他洽谈经营赌场的合作问题。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获得政府的批文，他感到不可思议，说我是全世界最快拿到执照的人。然而基于基些原因，我们最终未能就合作的事宜达致协议。

两年后，我和汉城唯一的赌场经营者钟达望先生成功地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约，由韩国人协助管理云顶赌场。可惜我们的合作只维持了9个月就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从此云顶独自经营有关的业务，从中学习，渐渐地掌握了管理的技巧。

与敦陈修信的会议

还记得在1970年正月某日，我应邀到财政部长敦陈修信的办公室和他举行会议。会议的一个主要课题是云顶赌场执照的有效期。

陈部长告诉我，赌场的执照费得在执照颁发前及随后更新前预付。云顶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资金运作，因此我恳请他允许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可观的执照费。

为了减轻云顶在资金周转上的负担，陈部长建议把执照的有效期减为3个月，这实质上就是让每年的执照费分4期摊还。我坦白告诉他，3个月的执照有效期实在短得令人难安。他叫我不必担心，只要云顶循规蹈矩，好好地遵守执照条件，政府就会让执照自动更新。他还以银行、百货商场及咖啡店为例，说这些行业的执照都得每年更新一次，可是这些业者之中，不曾有任何人在没有违反执照条件的情况下，在更新执照时遇到麻烦。有了他这样的保证，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以季度的方式发出赌场执照。

新兴工业地位

云顶开业不久，也就是首相敦拉萨接任初期，我就向财政部申请为期五年的新兴工业地位。虽然我已事先得知云顶的营业性质并不符合申请新兴工业地位的条件，但我还是坚持去争取，因为我相信获得免税的优惠，不但对云顶初步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长远来说，对政府也有好处。

在审批的过程中，我们获得安排，与来自4个政府部门，即国库、内陆税收局、总检察署及贸工部的六位高级官员举行对话。

赴会之前，我的一位高级执行人员还劝我打消尝试改变条规的念头。我笑着对他说：“别担心，尽管跟着来做我的传译吧。”

对话一开始，一位官员就告诉我，云顶的开发活动基本上不属于任何工业，因此云顶也不符合享有新兴工业税务优惠的条件。不单止这样，像世界其他国家的赌场经营者一样，云顶应该缴付比一般企业来得高的税务。

在现有条例下，该官员的观点的确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信，一个国家的法律应有动力与时并进，迎合时代的需求。因此赴会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一套强有力的辩词，以比较分析来证明，政府给予云顶新兴工业地位，最终是划得来的。

我说，以每年盈利200万零吉计算，云顶1年应缴的所得税是80万零吉（当时的公司所得税率是百分之四十），5年的总赋税额是400万零吉。这个数目在国家整体税收来说是九牛一毛，可是对正需要大量资金来发展基础设施的云顶来说，这笔钱是举足轻重的。若能免税5年，云顶将能够把盈利完全再投资在建设酒店与其他旅游设备上，包括人造湖、缆车系统、高尔夫球场和清水祖师庙。落成之后，过些设备将吸引大量游客，使云顶的收入增加好几倍。免税期过后的缴税额也肯定会比政府在免税期间歉收的税额来得高。更重要的是，政府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把一头会生金蛋的鹅养得更肥壮，更会下蛋。给予云顶新兴工业地位，就好像给予它一笔贷款，政府肯定会连本带利唱丰收。

在场的官员都觉得我言之有理，值得支持。在他们的推荐下，云顶终于获颁五年的新兴工业地位，由1971年5月8日开始，免税五年。1967年，政府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把云顶的免税期延长多1年。

我衷心感激政府在云顶起步阶段给予免税的大力支持，让它能够迅速茁壮成长。事实证明这是个双赢的局面。政府随后所获得的税收比当初豁免的税额远远来得高。

登山通道的完成给我很大的欣慰和成就感。然而我心里明白，前面的路决不会比后面的易走。事实上，打从拟定云顶高原发展蓝图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意识到为整个地区提供现代化的设施，特别是水和电，是个巨大的挑战。

食水供应

云顶位于乌鲁加里山1千800公尺的山顶上，若要从别的地方直接把食水引过来，肯定工程浩大，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必须在食水供应上自给自足。我想，云顶的高原地带，溪流遍布，肯定会有适当的水原。凭着地图和我第一次登山勘查所得的资料，我圈定了有潜能的地区，然后动员作实地勘查。

我们在乌鲁加里山的一边找到了一处理想的水源。在考虑到排污的需要后，我们决定把山峰的另一边辟为排污区。这么一来，水源供应和排污系统界线分明，就可以避免发生水源受到污染的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水供系统，就是建造一个集水站，从最靠近山峰的溪涧集水储存，经过净化处理后，用水泵抽送到山顶的酒店，然后再输往其他分布点。来自山涧的水都非常清澈干净，只需要简单的净化程序就可以饮用了。

生水泵上山顶才净化

随着酒店与游客数目的增加，一个水供系统已经不能应付与日俱增的需求。我们的侦察队伍在乌鲁加里山较低的一个山谷找到了另一个重要水原。这次，我们的水供系统采用了与第一个系统倒反的做法，把生水泵上山顶后才净化。这个系统比较昂贵，因为我们必须设立4个集水站、4个水泵站及多台发电机，可是容量就大得多了。在山顶上，我们设有多个每小时可生产6万加仑的滤水设备。经过处理的食水被存在一个容量160万加仑的蓄水池里，然后再分送出去。

我们也未雨绸缪，在第二个水泵站设立了容量更大的第二个滤水设备和蓄水池。

半山区的水供，开始时是从山顶通过一条直径两寸的水管和一个大水槽直接供应。随着该区蓬勃的发展，原来的系统已不能应付需求。于是我们在那里设立了另外的水供设施直接为当地供水。

随后，我们也在斯里拉央建设了1个每小时可以生产4万5千加仑食水的滤水设备以及一个可储存100万加仑的大型蓄水池。

为了应付拥有6千300间客房的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的水供需求，我们特别建造了一个储存量达8千万加仑的蓄水池及另一个滤水厂。到目前为止，云顶共有6个滤水厂和14个蓄水池，以满足每天400万加仑食水的需求。

为了确保能够源源不绝地为云顶提供高素质的食水供应，我们保留了大片的森林作为集水区，并尽量让他们远离发展区以避免水源受到污染。

电流供应

开始的时候，我们使用12架大型的发电机，通过一个中央发电系统为整个云顶高原提供电流。但是，随着云顶的迅速发展，这种方法很快就行不通了。70年代后期，我们要求国家电气局为我们提供电流供应，但是被拒绝了，原因是云顶距离山脚的国家电力网有20公里，要翻山越岭地衔接电缆不但困难重重，而且费用庞大。

政府既然帮不上忙，我们只好又自掏腰包，把云顶本身的电流供应系统和国家电力网衔接起来。整个工程建设，包括沿途设立电缆铁塔和电流输送分站，耗资2千多万零吉。

这个工程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在覆盖着浓密森林的山坡上施工的物流困难。由于沿途的工地绝大多数都无路可走，我们不能用罗里和四轮驱动车子载送器材和人员。

解决的办法，是出动直升机把器材和组件吊送到工地，而工作人员则需要每天徒步穿过密林去干活。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工程的进度相当缓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到了1984年4月，整个云顶高原都享有由国家电力网直接供应的电流便利。

为了确保云顶不会因政府电供故障而停电，我们不惜再耗巨资，保留及提升本身原有的发电设备，充作后备。

消防设备

消防安全对任何大型酒店建筑群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云顶来说，这更加不必说了，因为它坐落在高山上，远离大城市，一旦发生火患，远水不能救近火，就只能靠本身的能力灌救了。在消防局的训练协助下，我们设立了本身的消防队。一座设有电讯警报系统与全套灌救设备的5层楼高消防大厦也在1982年落成。

为了加强安全措施，我们也在山顶挖掘了一个1.6公顷的人造湖，一方面供游客泛舟作乐，同时也充作后备消防水源。

1997年2月21日，在首相马哈迪医生的见证下，云顶集团将易名为名胜世界消防局的云顶高原消防与救援局正式移交给政府。同年8月，名胜世界有限公司赠送了总值820万零吉的2辆德国消防车与特殊的高山灭火消防配备给该消防局，使它成为全马来西亚设备最好的消防局之一。

环境保护

我向来都非常重视大自然的保护。在整个发展云顶高原的计划中，环保总是优先的考量。在发展云顶的初期，曾有许多木材商献议用大量的金钱来换取这地区的伐木权。但都被我断然谢绝了。

事实上，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允许砍伐树木的。在设计上，我多数选择建设高楼，既能节省土地，也可以减少砍伐森林。这些年来，云顶高原的发展只用去了175公顷或我们所拥有的土地的4%，其余96%的土地仍旧是原始森林。在开发了的地方，我们也不惜大量的花费，长期展开植树和推广园艺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云顶已拨出700公顷的土地作为政府森林保留地。

我们多年来在环保方面所作的努力已受到国际的肯定。1999年7月，国际稀有鸟类生活俱乐部就因慕名云顶阿娃娜酒店周围的自然环境而在那里举行了世界大会，吸引了超过百名的鸟类爱护者，包括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约旦的诺尔皇后。我很荣幸地在这次盛会中受邀成为英国国际稀有鸟类生活俱乐部的第一个马来西亚会员。

政府在2002年10月15日公布了有关管制开发高原的严厉条例，我欢迎这些条例。我向来都重视环保，认为应该严厉防止环境受污染、土崩、侵蚀及其他原因伤害。

初步构思外的发展

我当初构思中的云顶，只是一个拥有38间客房及基本旅游设施的高贵度假村。我知道它有很好的发展潜能，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它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

1971年，云顶有限公司成历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身为大股东的我，在家人与专业管理员的协助下，继续掌管公司。

云顶的业务蓬勃发展并多元化，除了原来的旅游与休闲活动外，还进军种植业、房地产及其他领域。为了使其个别业务能够更妥善地集中管理，我决定进行业务重组。

1989年，我们成立了名胜世界有限公司，集中经营云顶旗下所有的旅游活动。这是个重要的行动。同年年尾，名胜世界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以每股马币2.30的价钱公开发售1亿9千万股股票，其中30%保留供土著认购。

接手负责云顶的旅游业务后，名胜世界马上着手推行耗资20亿零吉的五年（1990至1995年）发展计划，大力提升云顶高原的旅游设施。增添的顶目包括兴建拥有821间客房的名胜酒店、313间客房的阿娃娜酒店及888间客房的高原酒店；室内游乐场、3座雇员宿舍、两座停车场、污水处理厂及环保的垃圾焚化炉。

虽然在1997年发生经济不景气，我们仍然决定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兴建耗资数10亿零吉的云顶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许多唱反调的人与抱怀疑态度的投资者曾质问，为何在经济萧条时还需要搞发展。我的回应是，在这时期，工资比较便宜，熟练技工也比较容易找，而且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兴土木有助于制造就业机会及刺激建筑业。

交通便利

本地的一位媒体评论员在2000年9月的一篇有关房地产的文章里说：“即使有全世界最好的旅游胜地，如果交通不方便，或没有完善的水电设施，就很难吸引到（像云顶）这样的游客数目。”

所以在发展云顶高原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向来是我的首要考量。在交通方面，我一直都不遗余力地想办法使游客能够更安全、更方便地到云顶高原游玩。早期时候，只有单车道的登山公路交通拥挤，上云顶的车程需要超过1个小时。我觉得有必要增辟多一条登山的道路。90年代初期，名胜世界与政府合作，从冬加里建造一条17公里长的公路通往云顶。这条公路使来自北马的游客可以缩短大约70公里车程。这条通道于1993年8月1日开始通车。

为了让上下云顶的游客更安全舒适，我们投下了将近1亿2千万零吉，把山脚到梧桐再也的十公里路段提升为四车道的摩登公路。我们也不惜再耗资1亿2千8百万零吉，建造了青云道缆车系统，为游客提供了多一个登山的交通选择。青云道起自半山的梧桐再也，长3.4公里，每小时可以运载2千名游客上下云顶，单程只需12分钟。这个东南亚最长和世界最快的缆车系统于1998年12月9日由首相马哈迪医生主持通车仪式后开始投入服务，它现在已成为一家大小喜爱乖坐兜风的热门玩意儿。我很高兴看到这发展项目广受欢迎，为游人带来许多欢乐。

现在，从吉隆坡到梧桐再也只需45分钟的车程。在那里转乖缆车登山，多12分钟就到了。这意味着，从吉隆坡到云顶，全程只需大约1个小时罢了。

梧桐再也

方便的交通，带动了云顶一带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云顶半山地区海拔3千英尺，气候清新宜人，更是居住和休闲的理想地方，因此吸引了不少私人发展的活动。

1993年，我的私人公司，云顶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把云顶高原七英里处一块面积81公顷的地皮发展成为一个市镇。这个市镇是在首相马哈迪医生献议在半山缆车站处发展屋业的情况下开始发展的。首相对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梧桐再也这个名称也是经他认同的。“再也”在马来语的意思是“成功”，是本地许多市镇普遍采用的一个名称。以我的名字梧桐取名是对我这个云顶垦荒人的一种纪念。

梧桐再也镇于1999年3月25日由彭亨州苏丹Sultan HajiAhmad Shah Al-Musta 'in Bil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Abu BakarRi' Ayatuddin Al-Mu' Adzam Shah殿下主持开幕。镇内设备齐全，除了公寓、酒店、商店和餐馆外，还有警察局、俱乐部、训练学院及一个具有多种运动及康乐设施的体育中心。

第一期的市镇发展已成功落实。我们建造了3层楼的店屋及3、4和18层楼的公寓。百分之七十五的单位已在“建造后出售”的概念下售出；其余的单位则在“附带购买选择权的租赁合约”下出售。


自1971年启业以来，云顶已脱胎换骨，突破了旅游及休闲业的局限。集团的业务多元化发展始于70年代后期，从种植业着手，然后延伸到房地产、造纸、发电、石油开采及邮轮业。在这过程中，集团在有关领域中创立了好些响亮的公司品牌，如亚地种植发展有限公司、云顶杉源和丽星邮轮。

种植业:亚地的历史



50年代末期，我在昔加末买下了2千英亩的土地，开始种植橡胶和油棕。后来为了开发云顶集资而不得不忍痛变卖了这些园丘。

然而种植业始终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1973年爆发的中东战争，给了我另一个进军种植业的机会。当时石油价格飞涨，股市暴跌，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迫使许多英国人控制的公司把它们在马来西亚的大型园丘廉价脱售。实力日渐雄厚的云顶集团趁此良机，在1974至1979年间，在市场上以低价累积了可观的种植公司的股票。

1977年，我们成立了亚地种植发展有限公司(Asiatic Development Berhad)，主导云顶的种植业投资。两年后，云顶献议收购在伦敦挂牌的金希望种植有限公司(Golden Hope Plantations PLC)。这项收购行动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轰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个大胆的出击。金希望的母公司惊震之余，马上着手改组金希望，同时发起争取其他股东支持的运动，使我们功败垂成。收购行动失败后，我们把手中的金希望股份全部转让给国家投资公司Pernas（现名PNS）。

虽然受到挫折，我们还是不断地寻求其他收购大型园丘的机会。1980年4月，我们成功地向香港嘉道理家族收购了橡胶信托集团，该集团在马来西亚拥有3万3千英亩的园丘。

隔年年杪，亚地又在柔佛购得2万5千英亩的园丘。收购的过程中有段深具意义的小插曲，令我难以忘怀。

圆满的解决方案

1981年6月，一位地产经纪来见我，献议我买下在柔佛的一个大园丘。我对这献议很有兴趣，于是就和幼儿致华及律师飞往新加坡与对方的律师吃晚餐商谈买卖事宜。晚餐后，对方的律师好意劝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与精神在这宗交易上。追问下，该律师终于透露，有关园丘的业主早已过世，把遗产留给了两位遗孀及12个儿孙。问题是，虽然死者有留下遗嘱，但受益人却对遗产的分配各持己见。最后，事情交由法庭处理，可是官司拖延了15年仍未获得解决。既然有关园丘牵涉到复杂的家庭纠纷，该律师认为这宗买卖不大可能谈得拢。

当个人挑战非达成不可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可是我并没有接受该律师的劝告而放弃。我把这项交易当成是个个人的挑战，非要把它达成不可。

第2天一早，我便去找一位拿督高吃肉骨茶，同时向他拿有关受益人的联络电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马不停蹄地登门拜访了每一位受益人，献议通过收购他们的园丘来协助解决他们长久以来的家庭争端。我建议先付出一笔现款，让他们按照应得的份额分配，不过他们得联合起来以卖方的身分和我洽谈交易。我甚至大方地提醒他们要团结一致，向我索取最好的价钱。

令我惊喜的是，他们真的团结起来和我讨价还价。在洽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之间的歧见已逐渐缩小。经过两周的奔波及多轮的洽商，我终于成功地和他们达成协议。在买卖合约签署仪式上，除了一位身在外国的受益人外，所有其他的都出席了，场面显得非常温馨。签署仪式过后，他们满脸笑容地以香槟庆祝交易的成功以及长久以来的家庭纠纷获得圆满解决。

然而最开心的是我。我不但以合理的价格购得一个好园丘，而且还在收购的过程中当了鲁仲连，替一个家族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纠纷。

亚地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

1982年8月，亚地种植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跻身我国10大种植业公司之列。3年后，亚地种植通过购买沙巴发展公司的油棕园，把业务扩展到东马。该公司在沙巴拥有一万英亩的油棕园。

在洽购的过程中，对方的经理索价5千5百万零吉，但我的经理则表示最高只能出到5千3百零吉。在双方坚持不下的情况下，对方的经理表示将会在隔天飞回沙巴。我获知情形后，于第2天一早去见该经理，直截了当地说我说愿意出价5千7百万零吉，但有两个附带条件：第一，买价分两年摊还；第二，该园丘现年的盈利归我所有。对方喜出望外，答应了我的条件，并立刻拟定了买卖合约。

事实证明，我多出的200万零吉是值得的。两年的摊还期就为我们节省了大约200万零吉的利息，年终结账时该园丘还带来额外的1千零50万零吉的收益，使我们实际的收购价少了大约1千万零吉。

时至今日，亚地种植累积的地库已超过十万英亩，其中的六万八千英亩在东马。但可能令你惊讶的是，自从卖掉昔加末的二千英亩园丘为发展云顶集资后，我就一直没有在私人的名义下拥有任何园丘了。

亚地进军房地产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长，国内房屋的需求也越来越殷切。对拥有可观地库的云顶集团来说，进军房地产业是顺理成章的多元化发展。

1993年杪，亚地种植成立了房地产发展膀臂，亚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在马六甲推行第一项房屋发展计划，发展占地135英亩的郑柏达纳花园。两年后，它又在吉打美农展开占地七百英亩柏迈布拉房屋发展计划。

1996年，亚地置地在柔佛古来展开它历来规模最庞大的发展计划，发展占地八千英亩的英达布拉综合城镇。这项耗资300亿元零吉的发展计划，预期在30年内分阶段完成。城镇里将有35万的人口和各种现代化的设施。配合这项计划，亚地置地收购了实迪亚马士私人有限公司，后者在英达布拉城镇比邻拥有一段1千118英亩的永久地契土地。

云顶杉源集团：造纸与包装、电力、石油与天然气业务1988年，我们成立了云顶杉源集团，主导云顶进军造纸、发电及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活动。1998年，我们进一步深化在造纸业的投资，把业务扩展到下游的波纹纸箱制造及包装方面。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综合纸料与波纹纸箱制造商，在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仅5分钟车程的雪兰莪瓜拉冷岳云顶杉源工业纸料综合厂设有两间大型的纸料制造厂及一间波纹纸箱厂；在槟城的Prai也设有一间新的波纹纸箱厂。纸厂以最新、最先进的再生科技，每年生产25万吨具国际水准的工业褐纸。

集团进军发电业始于收购云顶杉源电力私人有限公司百分之三十九的股权。杉源电力是马来西亚原有的五家独立发电厂商之一，在集团的瓜拉冷岳综合厂所拥有一间720兆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一路来是国家能源公司评分榜上名列前茅的电力供应商之一。集团已在2003年3月把它在杉源电力的股权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集团也通过云顶石油与天然气有限公司进行有关石油与天然气勘探的活动。

资讯科技

许多人对云顶能够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消闲娱乐城都惊叹不已。然而在人们看得到的建设后面，以同样速度进展的蜕变却鲜为人道。我说的是我们如何以资讯科技作为管理我们日益复杂业务的工具。

虽然我是个电脑门外汉，可是我对电脑作为高效率管理的现代工具的重要性却一点儿也不含糊。我们踏入资讯科技时代的第一步，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后期为吉隆坡总部购置的一台NCR会计机。我们这一台“电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台高级的商业计算机，不到几年就过时了，被接踵而来的速度更快、功能更强的机器取代了。

为云顶酒店业务电脑化

1980年，我们在资讯科技方面作了第一次的重大投资，以100万零吉买下了一台IBM34系列的中档电脑系统，为云顶的酒店业务进行电脑化。在当时，花这么多钱买一台电脑可算是大手笔。可是我们认为，在一个讲求高效率信息处理与管理的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这项投资是必须的。

在90年代，个人电脑和网际网络在马来西亚及本区域的渗透率急剧上涨。政府设立了多媒体超级走廊并呼吁私人机构努力提升以应付资讯时代的挑战。次儿国泰确认云顶有必要将其资讯科技水平提升到新的层面。

1999年3月，我们成立了云顶资讯（eGenting）进行战略性投资，不单只要把云顶变成休闲与娱乐业务界的资讯科技领导，还放眼未来，把资讯科技打造成集团业务多元化计划中的一环。

迄今，我们已在这方面投下了好几百万零吉，让我们对顾客有更好有的认识，更有效地向他们促销服务，让他们宾至如归，时常回头光顾。我们会继续进行资讯科技投资，使云顶的服务与管理更上层楼。其中的一项投资计划，就是耗资1千万零吉的云顶待客服务与产业管理系统，为客房数目即将增加到1万间的云顶酒店提供完善的管理。

云顶对旅游业的贡献

足以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把云顶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也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尤其是它的旅游业，做出贡献。在马来西亚不遗余力地把旅游业发展为服务业关键的一环的时候，云顶崛起成为一个数一数二的国际度假胜地可说正合时宜。

我在云顶完成的许多发展项目，如青云道缆车系统、清水祖师庙及最新的第一世界广场，现在都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

我充满信心，旅游业将会在马来西亚的经济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国家的服务业赚取正数的收入与外汇。云顶主要的业务是消闲与娱乐，与国家的旅游业唇齿相依，在过去与未来都会是这领域的一股强劲推动力。

数据显示，虽然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过去6年，到访马来西亚的游客人数增加了一倍，而游客消费也增长了4倍，从100亿零吉增加到超过400亿零吉。在同一个时期，到访云顶高原的游客人数（差不多一半的酒店登记住客是外国人），比到访马来西亚的游客人数始终都来得高，这证明了云顶对本地及外国人都深具吸引力。

我相信云顶广受欢迎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它气候宜人，交通方便。它处于海拔1千800米的高度，终年享有春天般清凉的气候，平均温度介于摄氏15至22度之间。从吉隆坡到山顶的绝大多数路段都是4车道的公路，只需1个小时的车程就可到达。为了保持它的“马来西亚最佳山路”美誉，我们每年在维修方面花费600万零吉。在过去超过30年里，云顶的山路从来没有关闭超过2个小时。

云顶高原的主题游乐场设施琳琅满目，前所未有的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让游客觉得再也不需要长途跋涉就可以享受最先进的娱乐设备了。

2002年7月26日，在云顶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开幕典礼上，首相马哈迪医生说：“云顶的成长反映马来西亚的成长。”

像马来西亚一样，云顶自60年代以来已从初生儿的阶段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在我国向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作最后冲刺的这个关键时刻，我深信云顶将能够通过在旅游基础设施上大量投资而继续在服务领域中对国家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发展云顶的漫长岁月中，我曾多次身历险境，几乎丢了性命。有几回是因为发生意外，其他时候是因为我的健康出了状况。

我很庆幸一路来都拥有健壮的体魄，相信那是因为我经常到工地劳动的结果。可是在过去20多年里，我有4次得与病魔展开生死搏斗。很幸运的，每一次都能逢凶化吉，逃过劫数。



健康危机

1981年初，我63岁时，彭亨苏丹出任最高元首。他登基前两个星期，我受邀参加了一个为祝贺他而设的晚宴。赴宴前，我先到联邦酒店吃了一碗粿条。

晚宴在吉隆坡安邦路的汶莱苏丹行宫举行。大约是10点钟的时候，我想是因为吃的粿条太油腻的缘故，忽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满身冷汗，支持不住，就请辞早退。

一回到家，就把邱医生请来帮我打针止痛，开了一些药。可是到了凌晨4、5点还是疼痛不已。医生为我再次打针才稍微好一点。

第2天，我赶紧到新加坡的一家政府医院详细的检验。诊断结果是胆结石，而胆石是生在胆与肝相连的地方，切除的手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当时，我正为投资的事宜而时常到澳洲去。在一次澳洲之行中，我在那里作了另一次的检验，结果和新加坡医生的相同。

过后，我又到香港的圣玛利医院去征询一位专科医生的意见。他是出了名的坏脾气，见他之前我甚至被忠告要小心。事有凑巧，他原来就是与我同时受封丹斯里勋衔的老朋友李医生。

在得出同样的诊断结果后，他献议为我动手术。我拒绝了他，还开玩笑地说我才不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交到他粗糙的手里。其实那时候，我已作了安排到美国罗切斯特的马耀医院(Mayo Clinic, Rochester)再作检查。

马耀医院的诊断结果与先前的不同：我的胆石并没有与肝连在一起，切除手术直截了当，可以在任何医院进行。我和太太商量后认为，既然只是普通的胆石问题，手术可延后或在马来西亚做，于是就先回国了。事后我又觉得应该尽快动手术，免除后患，于是在我的太太和孩子的陪同下，再将于5月31日飞往马耀医院。

只有7个月寿命

手术前，我忽然想起早年曾给我麻烦的盲肠，便要求医生一起把它切除。医生再检查我的X光照片时竟意外发现我的右肾中生了一粒肿瘤。进一步的检验证实肿瘤是恶性的，癌细胞就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那我就最多只有7个月的命。

经过紧急的讨论后，马耀的医生决定马上动手术切除我的右肾和胆囊，但暂时不动我的盲肠。我的太太和孩子担忧不已，然而我却出奇的冷静，被推进手术室时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感，因为我对那里的外科医生信心十足。

手术在6月3日早上9点开始，进行了4个半小时。当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第一眼就看到我太太在床边。我开口嗫嚅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活着！”

手术非常成功，我只留医了11天就出院，在家休养了3个月后就恢复正常工作。

心脏问题

我第2次健康出状况是16年后的事。那是1997年农历新年的前1个月，我感到胸口非常不适，便找新加坡的一位著名心脏专科医生检查。检查结果发现我3条心瓣管道中的两条操作不良。该医生认为我的病情非常危急，需要马上动手术，否则我的心脏恐怕连回吉隆坡的短程飞行都承受不了。

其实，早在1982年，马耀的医生已经告诉了我，在我这样的高龄，心瓣管道会逐步硬化，心瓣膜的状况也会恶化，但他们说我无需太过紧张，不过应该注意作定期检查，最好是每半年一次。

幸好我有自己心脏健康状况的知识，才没有给该医生的话吓倒。无论如何，他的警告也让我受益，那就是促使我提早前往马耀医院作我的例常检查。

从新加坡回来后，我上道华佳(Tawakal)医院征询了一位心脏专家的意见。他认为我的心瓣膜虽然操作欠佳，但还不需要立刻动手术。然而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内昏眩了两次后，我知道再不能够拖延下去。于是管不了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立即飞往美国。

在马耀医院的一系列测试证实我3条心瓣管道中的两条已失去了大部分功能，而且一条通往心脏的血管也阻塞了。他们认为不需要马上动手术，但最好在6个月内把心瓣膜更换。至于那条阻塞了的血管，他们认为不需要动手术。

我心想，既然已经来了，就干脆趁健康状况尚好把问题解决了。手术在新年前5天进行，更换的人造心瓣膜是以牛皮纤维做的，可耐用20年。动手术的前一晚，我惊喜地接到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电话。他说会为我隔天的手术成功祈祷。马哈迪对我的一片关怀，使我非常感动。

手术只花了1个小时，大年初一我就出院了。但由于身体状况尚不宜作长途飞行，便在附近的一间酒店休养。

为了让我的房间增添一点节日的气氛，我的手术医生送了一串气球给我。一个晚上，我在房里踱步时停下来抬头看在天花板下飘动的气球，突然间一阵昏眩，整个人就要倒向金属桌子。我大声喊救命。门外的助手马上冲进来，在我倒下之前一把扶住我。若我倒下时头撞到金属桌子，性命可能就不保了。

手术后的第11天我就回国，又一个11天后，我已能够上云顶陪同马哈迪医生出席了青云道缆车系统启用仪式。过后，我们一起乘坐缆车上云顶山顶。

及时治疗

1999年7月，我81岁的时候，我的健康忽然又出了状况。

我时常感到疲倦，不时发烧，体内红血球数量持续下降，屡医罔效，医生也无法找出问题的根源。我见情势不妙，就马上在家人的陪伴下，到马耀医院求医。

抵步时，那里的医生都被我的状况吓了一跳。检验后发现我的心脏内膜受到细菌感染。当时，我的红血球数量已降到危险的水平，人也陷入半昏迷状态。他们为我紧急输血抢救。后来我被告知，如果我迟到几天求医，很可能就无法获救了。

在马耀医院留医了整个月他们才让我回家。过后还休养了好一段时间才完全康复。这场病让我瘦掉了十多磅，身心都受尽折磨。

腹痛之迷

2001年11月尾，我发现自己开始有便秘的问题。某个星期六晚上，我腹部忽然绞痛难当，旋即被送入梳邦再也医药中心急诊部治疗。

入院时，除了严重的腹痛外，我已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检查结果，发现我血里的钠含量非常的低，这致使我神志不清。然而那里的医生始终无法找出我腹痛的原因。一位专科医生怀疑我肠出血。院方建议我家人把我送往新加坡或美国作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

为了让我尽快得到护里，我家人在星期天晚上就安排了救护车把我漏夜送去新加坡鹰阁医院。紧急的结肠内窥镜检查显示我并没有内出血。医生接着给我治疗血钠含量过低的症状。在这时候，我又得了肺炎并发症，在加护病房里昏迷了足足5天。

蒙上天保佑，我终于战胜病魔，逃过了一劫，在新加坡留医了两个星期后，完全康复回家。过后，我再没有受到这种病情的困扰。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当日送我去鬼门关兜一圈回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很幸运，在花了几乎半辈子把云顶高原这片荒山野岭开发成一个闻名国际的旅游胜地的过程中，一路来都得到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协助与鼓励。我尤其要感谢现任与过去的首相们所给予我的鼎力支持。

东姑



我首先要感谢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给我一个开发云顶的机会。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他对我的信心增强了我勇气与决心去排除万难，完成使命。

还记得他说，他想不到我会把山势险峻的乌鲁加里山发展得那么快。他认为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凭着苦干，终于成功地把这座高山征服了。

我永远忘不了东姑慈祥可亲的笑容及他给予我的大力支持。有人说我是云顶开发之父，可是如果没有马来西亚国父给我机会与支持，开发云顶的梦想永远也不会成真。开发云顶高原是东姑的、也是我的心愿，我成功地把这艰巨的任务完成也算是间接地实现了东姑的愿望。

敦拉萨

马来西亚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亦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75年第一次到访云顶的情景。那是一个风和日丽、天气清爽的早上，我很荣幸有机会带他四处参观。他当时戴着一顶帽子，手持拐杖，在我的陪同下快步走到蓄水槽的地点，即目前云顶酒店咖啡厅下面。

在该处，敦拉萨居高临下，吉隆坡、文冬及冬加里的风景尽收眼底。他迎着阵阵清爽的微风，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说：“美极了，就像瑞士一样！”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非常高兴。高兴之余，我也情不自禁地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一种最好的鼓励。使我把过去7年来的辛劳与焦虑全都忘掉了。

对旅游业贡献大

敦拉萨赞扬我一手把一片荒山发展成一个旅游胜地，对国家旅游业作出重大的贡献。我感谢他，说他的赞扬将使我当晚高兴得难以入眠。

敦拉萨云顶之行后不久，我就听到好消息，内阁已经同意他的建议，让国内所有高原旅游胜地的经营者享有6年的新兴工业地位，比原来的5年多了一年。这项优惠，使云顶在税务上节省了800万零吉，让它能够把这笔资金再投资到云顶的发展上。

敦胡先翁

我们的第三任首相敦胡先翁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云顶的支持。

1978年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敦胡先翁一行人到云顶阿娃娜高尔夫球场打球。打到第7洞时，他说球场的山坡太陡了很难打，就歇了。

过后，我们在附近缆车站谈起此事时，我说我已经聘请了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把球场重新设计，并将把它提升到18洞的现代化高尔夫球场。

谈话间，敦胡先翁告诉我政府很赏识我在发展云顶高原上对国家旅游业所作出的贡献，因此他准备向政府建议封赐丹斯里勋衔给我。

我感激他的一番好意，但说我不够条件受封丹斯里这个崇高的荣誉。我建议，政府若要封我丹斯里的勋衔，倒不如像敦拉萨过去那样，让云顶享有多一年的新兴工业地位，让我们有更多资金来提升道路的水平和推行其他的发展计划。

首相微笑着对我说，封赐丹斯里勋衔是政府对我个人对国家贡献的肯定，这是一种荣誉，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1979年6月6日我国最高元首诞辰那一天，我受封赐为丹斯里。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非常关注云顶高原的发展并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忠告。

在不少公开场合中，马哈迪都热诚地表达了他对云顶的支持和赞扬我对国家的旅游业及经济所作的贡献。1990年8月11日，马哈迪在出席云顶集团25周年纪念所设的晚宴上，说了以下关于我的一番话：

“云顶的故事其实就是丹斯里林梧桐的故事。马来西亚不乏成功人的成功史，但像他这样的成功史是前所未有的。”

“从丹斯里的成就，您可以看到，虽然一个人不在本地出世，他仍然可以在马来西亚把他建造商业王国的美梦落实。”

“他只受过几年的正规教育，不会讲英语，只能口操福建话及简单的国语，但却能在商场取得骄人的成就，真的不容易。”

首相这些话实在令我受之有愧。马哈迪医生的英明领导，为马来西亚带来政治与社会稳定、蓬勃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为国家在国际上打响了知名度。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云顶将能够继续成长茁壮。我谨此向首相致以衷心的谢意。

朋友的支持

在开发云顶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一些好友的大力支持。其中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位，就是与我有莫逆之交的已故丹斯里哈芝诺。

我是早年在柔佛株巴辖与人合股开采铁矿时认识丹斯里哈芝诺的。那时他是柔佛州议会的一名行政议员。过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及开发云顶高原的长期搭档。

60年代是大马时局动荡的时期。在这时期发生的事情包括马来西亚的成立、印尼的对抗及新加坡脱离大马。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我和丹斯里哈芝诺开始进行开发云顶高原的艰巨工作。

当许多朋友都给我泼冷水的时候，丹斯里哈芝诺始终坚定地与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没有他全程的鼎力支持，相信云顶高原的发展就很难成功了。我们合作无间的搭档关系，一直维持到他于1987年辞去公司执行董事的职位为止。

董事与职员

在云顶开发初期，我有缘在1970年得到陈群川先生加入公司服务。我们的相识始于1968年。当时内陆税收局和我的家族公司在估税上发生异议。我公司的秘书就把陈先生请来协助解决问题。

陈群川任总经理

在益梳（Esso）公司服务的陈先生一连4天在下班后就来详细审查账目与税务的计算。结果他发现，我不但不需要缴付政府追算的40万零吉所得税，而且还因为没有扣除孩子教育及开发新园丘的费用而多付了46万零吉的税务。多付的税额中，有16万零吉可以索回，其余的因为已超过追讨时限而不得不放弃了。陈先生替我进行追讨，在6个月内就获得了退款。

我发觉陈先生是个人才，就邀请他加入云顶。他于1970年加盟成为云顶的总经理，负责行政与管理的工作。当时云顶的开业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陈先生的加盟使我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不少。

但可惜他只服务了大约7年，就因接受了马华总会长拿督李三春的邀请出掌马化合作社以及决定参政而提出辞呈。过后，陈先生当选文冬国会议员和马华总会长。


还心愿建清水祖师庙 云顶增添旅游景点

收益增值效应



我很欣慰看到云顶在基础设施上的再投资为云顶一带的地区提供了基本设施、如水、电供应、排污系统、警察与消防局等等，让其他的经济活动能够蓬勃发展起来。除了梧桐再也之外，这种再投资的收益增值效应，也展现在云顶的现代化双向公路两旁不断出现的产业发展。

有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其他的生意亦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沿途冒了起来。一些半山的私人房屋也在供不应求的旺季为游客提供住宿。往日的荒山野岭，现在已变成一个充满经商与就业机会的地方。

清水祖师庙

讲发展云顶高原的故事，免不了要谈谈有关清水祖师庙及云顶名称的由来。这两个课题曾经引起不少臆测。我想借此机会作个交代以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

其实，在乌鲁加里半山腰建造清水祖师庙，一方面是依照发展蓝图为云顶高原增添一个旅游景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结心愿，实现我早年在开发云顶时所许下的一个诺言。

1966年，当云顶山路建到清水祖师庙地方时的某一个晚上，我和几位下属在一个山洞里过夜。由于日间工作劳累，那晚很快就睡着了。酣睡中我梦见了清水祖师，他很慈祥地对我说，这座大山你尽管放心去发展，以后会前途无量。

醒后，我对开发云顶更加信心十足，当下暗许诺言，如果发展云顶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一定要在那个地点建庙供奉清水祖师神像，让善信膜拜，以表达我对祖师显灵指引的谢意。

诚如清水祖师的预言，云顶发展顺利，很快地就成为一个热门的旅游胜地。为了实现我许下的诺言，我拨出一块28英亩的土地，并捐出一笔钱，兴建清水祖师庙。

1975年，我发起成立建庙理事会以推动建庙计划。由于我在安溪家乡时经常出入清水祖师庙，对庙的一切比较熟悉，所以清水祖师庙就由我费尽心思亲自设计，施工时也由我亲自监督，最后还专程从安溪带回一尊清水祖师的神像，安装在庙的大殿。

第一阶段建庙工程始于1976年，历时3年完成，耗资160万零吉。1979年9月20日，已故大慈善家丹斯里李延年受邀莅临主持清水祖师进殿仪式剪彩。

庙的第二阶段扩建工程包括增建一座九层高的万佛塔、一座雄伟的佛像及壁雕等，于1988年年中动工，并于1993年竣工。历时18载，耗资超过1千万零吉的清水祖师庙建设终于大功告成。1994年3月29日，我们恭请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莅临为清水祖师庙主持开幕仪式，出席观礼的还有众多社会贤达、工商俊彦，盛况空前。

完成后的清水祖师庙依山而建，气势雄伟，是云顶高原的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伸手就可触摸飘渺云儿 取名云顶弃用银顶

打从我决定开发云顶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寻思为这个地方取个适当的名称。在我心目中，这个名称除了悦耳动听外，还要童叟都能朗朗上口，这样才容易被人记住。

云顶森芭(Genting Sempah)这个原名本身其实就蛮顺耳的，我也很喜欢它。可是用来作为一家公司的旅游胜地的名称则稍嫌罗嗦了一点。于是我就把第二个字略掉，单取Genting为名。

英文名称的敲定与采用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名称的中文翻译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经过好一阵子的推敲才有了最后的定案。

开始的时候我在想，开发高原旅游胜地的念头是在金马仑高原萌生的，这两者的名称该有点关联。于是我灵机一动，把名称翻译成银顶，好让金马仑和银顶两个名称金银相配，取得富贵吉祥的好兆头。顶字的选择也非常贴切，因为我们的旅游胜地就设在山顶上。这个名称显然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我们终于找到完美的中文名称了。

可是刚刚启用不久，银顶这个名称就遭人非议。有人说它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山顶的意思。也有人说让穿金戴银可太俗气了。

这课题在我的同僚和朋友间引起了不少争议，意见也不少，不过始终没人能够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名称。最后，还是我鲜少参与意见的太太一言惊醒梦中人。她说：“Genting既然高高的处于山顶上，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四周飘游的云儿，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叫做云顶呢？”

这个既押韵，又极富诗情画意的名称马上得到广泛的赞同。我当然同意她的看法，因为我是最先站在云顶山峰上享受那种云海仙境的美妙感觉的几个人之一。

云顶这个名称就这样一直沿用迄今。我希望人们会永远记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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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与旅游业

1971年，我恳请政府给予云顶五年免税的优惠，让它能够把盈利再投资在基础设施上。我说，放长线钓大鱼，政府将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获得更多的税收。一番斟酌后，政府决定放长眼光，批准了我的请求。最终，云顶不仅享有五年的免税优惠，还获得多一年的优惠延长。

在当时，一些人认为我尝试改变税务条例来方便自己的做法，简直是鲁莽和异想天开。可是现在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有勇气果敢地走了这一步。我更要感激政府豁达大度，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接受了我的陈情。政府所牺牲的税收让云顶在起步阶段，能够通过再投资加快基础建设的步伐。

只30年的光景，云顶这只瘦小、会生金蛋的鹅果然飚长了500倍，每年可征税的盈利超过10亿零吉。从开始营业至今，云顶缴纳的总税额不少过80亿零吉，替国家赚取的外汇也高达70亿零吉。

今日的云顶，是一家营运资产超过100亿零吉的马来西亚大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总额高达50亿零吉的投资，云顶高原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综合酒店娱乐城。

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

2002年7月26日，首相马哈迪医生为云顶最新、及迄今最大单一投资的发展项目，云顶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主持开幕典礼。耗资12亿零吉、历时3年完成的第一阶段工程，包括拥有3千228间客房的第一大酒店（Fitst World Hotel）第一幢大楼和第一世界广场（First World Plaza）。当耗资超过10亿元的第二幢大楼在不久的将来落成后，该酒店的客房数目将增加3千间。到时，云顶高原将有大约1万间客房。加上大约4千间员工宿舍，届时整个云顶将会有超过1万4千个房间。

综合城的主要设施，包括面积10万6千方尺、可容纳6千人的云顶国际会议中心；马来西亚最大、内部无支柱的宴会厅；超过90家商店及饮食店和一座面积50万方尺、东南亚最大的室内游乐场。

游乐场里可说应有尽有，老少咸宜。喜欢刺激的可以乘坐欧洲特快过山车，或试试耗资1千万零吉的云顶空中历险机。这个玩意儿全世界仅有两个，在亚洲则是第一个。它让游客可以不必乘坐飞机就可以尝到跳伞的滋味。自命身手不凡的爬山客可以在马来西亚最高的世界级云顶征服攀墙上一试身手。那些渴望有个冬季假期的游人则可以到冰雪世界里去感受一下下雪的滋味或在平底雪橇上风驰电掣的刺激。

林梧桐满意继承人 林国泰有大将之风

80年代，次子国泰负责把我们家族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去。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就把那些业务搞得有声有色。在巴哈马，他设立了一家赌场、一个游艇中心及3间酒店。在澳洲，他设立了阿德雷赌场及柏斯的伯斯兀岛屿胜地，后者设有赌场、酒店、国际表演厅、会议中心、室内游乐场及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在开业的第一年，这些业务就取得高达1亿零吉的盈利。

可是经营了18个月后，他出乎意料地建议把酒店和赌场脱手。我问他为何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意，在开始赚钱时就把它放掉。他胸有成竹地告诉我他有更好的计划。

他说有家日本公司有意以高价收购我们的资产和业务。他认为这是个套现的好机会，因为所得的现金，就算存入银行，也能赚取一样多的利息收入。然而他作此决定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到当15年的赌场专利结束后，澳洲政府将会发出更多赌场执照，到时我们的业务就会面对激烈的竞争，盈利也将大受影响。



我觉得他的分析很有见地。在给予他毫无保留的支持之余，我也很欣慰地觉察到，国泰在企业的运筹帷幄中，已开始展露深谋远虑、眼光远大的大将之风。于是，我就全权让他与日本买家进行洽谈有关交易的事宜。交易在1年后完成。

其他海外投资

在国泰的主动与我的支持下，我们通过家族公司，建发，进行了其他有潜质的海外投资。其中一个好例子就是狐林赌场(Foxwoods Casino)的投资。

90年代初期，印第安部族之一的佩科特族人推行一个计划，要在他们的保留地兴建一间赌场而尝试获取一笔贷款。大约30家美国及外国银行都认为该计划的风险太高而一一拒绝了他们的贷款要求，原因是他们赤贫如洗，没有财务记录可循，而建议的地点又是康涅狄格州经济低落和偏僻的地方。然而国泰和我都没有因经济考量的顾虑而裹足不前。

相反的，我们在狐林的计划中看到巨大的商机。国泰作了实地考察，让我知道他们交易的条件。我们了解佩科特族人的困难与挑战，也和他们一样对该发展计划有着相同的憧憬。所以，虽然他们尚未从州及联邦政府获得赌场执照及其他必须的批准，国泰还是答应为他们提供一笔初期融资的贷款。很快地我们就和佩科特族人打成一片，而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让该计划能够迅速顺利落实。

狐林胜地世界最大赌场

现在，狐林胜地赌场是世界最大的胜地赌场，雇员超过1万1千人，是康涅狄格州最大的雇主，也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推动力。

在2002年底，国泰也为另一个名叫辛耐卡的美国印第安族人提供了财务援助，协助他们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地点兴建他们的赌场。

公司个人获奖无数 董事员工功不可没

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云顶的董事和全体员工致谢。

云顶有今日的成就，他们功不可没。他们这些日子来的默默耕耘与贡献，也在公司和我个人所获得的无数奖状与荣誉中得到肯定，其中包括：

1985年马来西亚企业家奖

1986年杰出经理奖

1994年企业家成就奖

1996年马来西亚十大卓越公司首奖

1996年最佳雇主奖

在管理方面，云顶也获得许多有名机构颁予的奖状，包括从1994至地2002年破纪录地连续九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常年评选200家亚洲公司中荣获马来西亚卓越公司总体第一名。

1999年，集团被亚洲金钱杂志（Asia Money）评选为亚洲第二最佳管理公司；两年后，再获选为马来西亚10年中最佳管理公司。亚洲商业（Asian Business）在2000年评选亚洲最受褒扬的公司时把云顶集团点名为马来西亚最佳公司。

云顶高原旅游胜地出色的表现也在多项颁奖中得到肯定。2001年，它荣获世界旅游奖状（World Travel Awards）颁予亚太区最佳赌场胜地奖；亚洲世界媒体（World Asia Media）颁予最佳五星级家庭与娱乐胜地奖。Diners' Club International会员因为它的“卓越顾客服务、货品素质、货物多样化及物有所值”而颁予它2000年最受欢迎胜地酒店奖。

政府为奖励我多年来在旅游业方面所作的努力，在1997年颁给我一项特别旅游奖。

1998年，马来亚红新月会为配合该会50周年纪念，颁发纪念日勋章予我。早在90年时，我亦获该会颁终身会员的最高荣誉奖章。

不久前，我也获得国际产业联盟（FIABCI,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ederation）颁予2002年产业风云人物奖，以表扬我在马来西亚产业界所作的贡献。

一点心意

华人认为，“取自社会，用之社会”是一种回馈社会的美德。本着这个信念，云顶集团属下的公司多年来在捐助慈善事业方面从来不落后人，而且总是低调进行。

1978年，我设立了一个家庭慈善基金，叫做林氏基金，长期捐助教育、医药、残障人士组织及老人院。我本身也经常以私人身份为许多教育与慈善机构慷慨解囊。

邮轮业大展拳脚 誓成为亚洲主要业者

进军邮轮业

出售在澳洲和巴哈马的酒店与赌场后，我们将汇回的资金一部分投资在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发电厂。这两家公司都经营得很成功，过后被云顶收购为旗下的单位。

我向国泰建议把资金再投资兴建一间5星级大酒店，但是他说对邮轮业更有兴趣，因为邮轮具流动性，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航行。

在早期一次造访巴哈马群岛的行程中，国泰建议我们参观以迈亚米为基地的当地邮轮业。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个行业的接触。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进军这个行业，一定要买最大、最好的邮轮，像那些在世界邮轮首都迈亚米运作的一样。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有声有色，成为亚洲的主要业者。7年之后，机会来了。

1993年8月，一位瑞典的业者因为无法付款而被银行没收了他的两艘新建的邮轮。这两艘瑞典建造的四万吨邮轮每艘可载客1千700人。该银行正与一家英国公司洽谈出售邮轮，索价1亿6千500万美元，但买方只肯出1亿6千万美元，双方为500万元的差距坚持不下。

当国泰提议买下邮轮时，我给他全力支持，并建议他出价1亿6千250万美元。我相信该银行会乐意接受我们这无条件的献议。结果不出我所料，这宗生意在不到两天的洽商后就顺利谈妥了。

这宗买卖成交后不久，该英国公司突然间献议以2千万美元的溢价向我们买下邮轮。这个诱惑虽然迷人，但我们终不为所动，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在邮轮业大展拳脚。


我的自传-林梧桐(完结篇)

完成交棒给林国泰 林梧桐安享晚年

国泰成功地把丽星推进到邮轮业的前列，使我对他更有信心。2002年11月27日，他继承我成为云顶有限公司及名胜世界有限公司的总裁兼总执行长。

今晨，当曙光出现在乌鲁加里山头时，我身体中那改不了的工作狂又再吵醒我说：“喂，起身啦。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干活去吧！”可是我只伸了个懒腰，说：“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当家的已经是国泰了吗？”

今天，2003年12月31日，在推出我的自传的同时，我也把云顶集团公司主席的职位移交给我的儿子，完成交棒的工作。我很乐意让国泰这个能干、深谋远虑、具有自己风格的企业家继续把我一生的事业发扬光大。我相信他会证明自己是我出色的接班人。



究竟是什么终于说服了我，该是引退的时候了？

或许是两个月前，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顺利从敦马哈迪医生手中接过首相职位，给了我启示，让我终于抛开“自己还行，应该再多干几年”的宿念。

见证我国领导交棒

上天对我真的是不薄。健康出了这么多次状况，想不到还能活着见证我国最近的领导交棒，并有幸和5位首相合作。

我很庆幸，能够生活在一个各民族和睦共处、政府领导英明的安稳国家。在过去20年里，我国欣欣向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长与现代化。敦马哈迪医生高瞻远瞩，大胆地为我国立下了宏愿，要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现在，这个目标已指日可待。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与进步对休闲与待客的行业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能够享受休闲作乐的奢侈。

拿督斯里阿都拉把敦马哈迪医生喻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对刚卸任的首相来说，这真是实至名归。我谨此祝敦马哈迪医生和他的太太敦茜蒂哈斯玛医生有个愉快、满足的荣休。

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接任以来，人民对他的信心在口碑和舆论中一览无遗。对国家来说，这是个好兆头。我深信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马来西亚将会继续繁荣，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知道明天早晨醒来时，我身体内的老兄会对我说：“放心吧，一切都有能手在打点。”带着这种感觉退休，实在是美妙极了。

投资亚洲邮轮业 正确合时宜行动

在没人看好全球邮轮业的时候我进军这个行业，很多人都瞠目皱眉。其实在整个计划中，国泰才是真正的策划人，我只是从旁提供意见而已。

亚洲先驱无人竞争

当然，我也不是盲目地支持他的。我看到，我们将是亚洲的先驱，没人和我们竞争。在生活日渐富裕、消费能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亚洲人应该会很乐意把服务好、价钱又不很昂贵的海上游弋当成一种休闲和旅游活动。再者，这里不乏可与加勒比海及地中海比美的美丽岛屿和海域，而且亚洲风情多姿多彩，能为游客提供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

90年代曾被喻为亚洲的时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够抓紧随着本区域经济起飞而来的商机。我深信投资在亚洲的邮轮业是个既正确、又合时宜的行动。

我们的构想是把邮轮变成设备齐全、让一家大小都能各得其所的海上5星级度假村。这跟云顶的“合家统请欢乐游”经营理念是一致的。

丽星邮轮有限公司于1993年9月注册成立。同年12月，我们的第一艘邮轮宝瓶星号抵达新加坡。在新闻发布会上，许多国内外的记者说，在亚洲没有邮轮业，乘船度假玩乐的概念对普通亚洲人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质疑我在这时候引进巨型豪华邮轮是否是明智之举。

一位外国记者甚至预言丽星邮轮将会在经营不到8个月后寿终正寝。他的理由很简单：丽星旗下的邮轮每艘载客量高达1千700人，每次启航就得装满相等于5架747珍宝机的载客量，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乘客？

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我心平气和地说：“28年前，当我决定开发云顶高原时，很多人也一样说我是疯了，注定要失败。但我还是稳健地把云顶发展成为国际闻名的旅游胜地。至于邮轮业，迈亚米不是个成功的例子吗？西方人能做到的，我们亚洲人也同样可以做到。”这番话获得在场人士的喝彩。

收购挪威邮轮公司 丽星邮轮港交易所上市

2000年11月，丽星邮轮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在巅峰时候，它的总市值高达29亿美元，比云顶有限公司的还来得高！在扩充的计划下，丽星收购了挪威邮轮公司（NCL），收购行动已在2000年完成。今天，经营了十年的丽星邮轮已成长为全球第3大的邮轮公司，并继续是亚太区首屈一指及唯一的邮轮公司。其船队也扩增到20艘，舱位2万6千个，航线遍及全球，包括亚太、南北美洲、夏威夷、加勒比海、阿拉斯加、欧洲、地中海、百慕达及南极。

丽星富创意和卓越的品牌与服务以及高超的国际水准，使它在世界各地荣获许多奖状，包括破记录地在2002年连续第6次赢得Travel Trade Gazette Asia颁发的亚太最佳邮轮业者；在德国汉堡获颁声誉卓著的“Lloyd's List-SMM2002”奖；及在印度的外展旅游市场获颁最佳创意品牌奖。

在游客对旅游安全日益注重的当儿，丽星率先采取步骤，为乘客的安全提供额外的保障。除了装置机场式安全检查系统外，公司也雇用了前尼泊尔辜尔卡军事人员在邮轮上负责保安。2003年9月，白羊星号超级邮轮率先成为第一艘符合国际船只与港口设施准则的邮轮。到了2004年7月，所有邮轮必须符合此准则。符合这项准则意味着船上已拥有及推行一套经Det Norse Veritas船只分级协会鉴定与批准的安全系统。丽星预期旗下所有的邮轮将会在2003年年底获得这项鉴定的证书。

2002年11月13日，丽星邮轮狮子星号及白羊星号同时抵达上海，为中国缔造了历史。这两艘世界级邮轮并排停泊在高阳码头向政府官员、旅游界和媒体公开展示。狮子星号是驶过扬浦桥下最大的邮轮。它于2002年8月作了上海的处女航。

2003年2月，挪威早晨号成为第一艘以纽约为基地的邮轮，停泊处可清楚地看到自由神像及曼哈顿的摩天楼。美国国会在2003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80年来第一次修改了琼氏法令，让挪威邮轮旗下的3艘邮轮能够悬挂美国的方便旗。在买下美国号及独立号后，公司计划设立一个拥有5艘船的美国旗品牌。这将是美国的第一个。北美的邮轮业是个130亿美元的市场。丽星邮轮的成就确实比我所憧憬的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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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网消息：据马来西亚星洲互动消息，马来西亚著名华商、90岁的云顶集团创办人林梧桐10月23日早上在雪州梳邦再也专科医药中心病逝。

　　林梧桐1918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安溪。成年之后，1937年移居大马，曾做过小贩、收废铁,之后因城市建设开始发迹。

　　林梧桐身家有43亿美元，是云顶集团与属下名胜世界的创办人，并成为云顶主席一直到2003年才退休，由次子林国泰接掌其商业王国。

　　在林国泰的领导下，这家亚洲最大上市赌场的脚步越来越快，一次又一次参与区域赌场业务，成功夺下新加坡赌场度假村、参股澳门赌场等计划更是林国泰的代表作。

　　林梧桐是亚洲四大赌王之一，与何鸿燊、叶汉及田乐园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