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Jun 2007
Do not envy other people; live our own life
Posted by Tan Kin Lian Friday, June 22, 2007
http://tankinlian.blogspot.com/2007/06/how-can-singaporeans-be-happy.html
COMMENT POSTED IN MY BLOG:
In my 9 years here, I've rarely met anyone who's happy about their job.
Everyone has grouses ... and why?
Mostly due to Money.
Let's all admit it, isn't this society driven by monetary excellence?
What else? High expectations has been drilled since we are young.
High expectations of your maid, the guy at the front bank desk, your colleagues.
Everything is speed, accuracy, and excellence. Would anyone dare fail?
What's this all boils down to?
Higher stress ---> Grouses??
Is this only happening in Singapore? I don't think so.
Maybe it's more evident here? Possibly?
So therefore, your statement may have to evolve to 'how can Singaporeans be happy?
'Mr. Tan sir, please share some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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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I like to invite other reader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Here are some of my suggestions:
* live within our income
* save 15% for our future needs
* do not spend unnecessary (to keep up with other people)
* avoid borrowing on credit card
* do not envy other people; live our own life
* look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inexpensive or free in Singapore; they are plenty
* do not waste our time doing the unnecessary work
* talk to friends and colleagues
* have an inexpensive hobby
* spend time to be nice to other people
* think of others; not just ourself
I hope to get more views from other people.
25 Jun 2007
四成利润被吃 开发商背后还有更黑团伙
四成利润被吃 开发商背后还有更黑团伙
随着国家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各部门联手调控房价等一系列调控措施浮出水面，房屋开发成本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近日，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这位姓蒋的房地产开发商自述了亲身经历的楼盘开发“灰色产业链”。
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
实际上，面积越是大的楼盘，建筑成本越低，因为建筑商减少了很多钢筋、水泥、窗框、管道等费用，售价昂贵不过是迎合人们贪大求全的消费心理。
我从1992年就开始从事商品房建筑行业。当年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价不过350元至400元，房价不过1000元/平方米至1500元/平方米，建筑成本占房价的1/4，加上土地出让金，房地产成本价格也不过是房价的1/2至1/3。如今建筑成本比原来只涨了100元至200元，房价却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房屋成本只占房价不到20%。
前些日子番禺包工头向媒体公布的商品房工程明细账，实际建筑成本是每平方米不过572元。这还是珠三角的价格，中西部省区的价格比这个更低，因为人工成本低很多。相比之下，中西部省区的人工费用只有珠三角的1/2至2/3，铁工为5元/平方米，木工是10至12元/平方米，泥工为3元/平方米，负责贴外墙瓷砖的人要20元/平方米。
南宁、贵阳、成都等地的房价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涨了近10倍，价格从600-700元/平方米，飙升到4000元/平方米至8000元/平方米，上万元的豪宅也为数不少。实际上，面积越是大的楼盘，建筑成本越低，因为建筑商减少了很多钢筋、水泥、窗框、管道等费用，售价昂贵不过是迎合人们贪大求全的消费心理。
“招拍挂”：内行“懂门道”消化两成利润
实际上，土地“招拍挂”没有增加房屋成本，而“暗箱操作”成为房地产商降低成本的主要渠道。
土地价格、开发成本是不少房地产商向外宣称“价格上扬”的最大原因。实际上，土地“招拍挂”没有增加房屋成本，而“暗箱操作”成为房地产商降低成本的主要渠道。
“招拍挂”的项目一般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规模较小的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开发商可以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政府方面的土地价格“底线”、“上限”，与有可能参与的同行形成“价格同盟”。由一家公司竞拍下来后，其他公司共同建设，但楼盘销售价格参照周边楼盘价格抬高销售。一种是规模涉及几百亩土地的项目，土地连片开发就需要通过集体“围标”的方式来实现对土地的掌控，开发商往往事先做好评估部门、招投标审委会的“工作”，通过招投标“评估”方式，排挤一些外来的竞争者，通过打压对手、减少竞争压力来降低潜在的成本风险。还有一种是获得规划部门的“风声”，在未来的黄金地段抢先“圈地”的做法。如政府搬迁、城市发展规划等出台前夕，地方政府决策层尤其是“一把手”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成为开发商趋之若鹜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连夜“跑马圈地”，因为这时候土地价格最低廉。
要获得这些消息、“搞定”这些职能部门，就必须“有酒大家喝”，从楼盘开发中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包括评估、规划、拍卖、土地、政府等部门“分享”。我认真计算过，无论大中小型楼盘，要真正在当地站得住脚，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赠送“购物卡”、假期组团旅游、支付出国考察费等方式来“摆平”这些权力部门。
土地“招拍挂”不但没有增加房屋成本，反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抬升房价的重要借口。表面上看土地价格很高，但分摊到每平方米的价格就很少，原来建设20层高的楼盘可以建设到40层楼高，成本降低了一半，房价却涨了1倍。
改规划+乱测量+滥用料=高利润
修改规划、楼盘测量时与测评部门“互通有无”，施工中滥用材料，这些都是房开商牟取高额利润的关键环节。
修改规划和楼盘面积测量是实现楼盘后期“利润增值”的核心，这部分利润超过20%。只要有了前期到位的“工作”，规划建设部门不会对楼盘开发的层数、公摊面积、绿地面积进行认真测量，相关社会化的测量部门、评估部门因为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吃了一两顿饭之后，往往也对开发商房屋面积“跑冒滴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滥用料也是利润实现的重要手段。钢筋、水泥、板材、管线等，只要有出厂合格证，平时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这部分材料建筑商往往精打细算，恰到好处地在管线、窗框等不影响工程质量的环节上使用相对价格低廉的产品。这部分产品质检部门不像钢筋水泥等大宗商品那样高度关注。但由于数量巨大，所获得的利润也非常高。
四成利润为职权部门埋单
把余下40%的“灰色开销”降低下来，返还给购房者。这相当于开价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3000元/平方米至4000元/平方米就能够买下来了。
“吃得下，吞得掉，消化得了，没有后遗症。”这是开发商与诸多相关职能部门“合作”的重要前提。
我们当然害怕审计部门查账，但比起酒店、宾馆等行业来说，建筑行业也最容易开账出资，从进料源头、施工环节上，就能够将一大笔“费用”消化掉。“借用”身份证登记来冒充员工数量，用工资“冲抵”开销；把日常成本做大……这些都是开发商“化解”灰色产业链的主要手段。
我认真算过这样一笔账：一栋楼盘开发下来，成本只占房屋价格的20%，开发商能够拿到的利润占房屋价格40%，还有40%就是被各种“灰色开销”吞噬了。
我认真算过这样一笔账：一栋楼盘开发下来，成本只占房屋价格的20%，开发商能够拿到的利润占房屋价格40%，还有40%就是被各种“灰色开销”吞噬了。
其实，只要地方政府和相关职权部门认真履行中央的政策措施，监管部门强化监管细节，我们完全可以把余下40%的“灰色开销”降低下来，返还给购房者。这相当于开价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3000元/平方米至4000元/平方米就能够买下来。
快乐聊天
怎样让人乐意和你聊天
□一 花
你会聊天吗？
也许你会说：
聊天谁不会？闲扯呗！
功课这么紧，哪有工夫聊！
爸爸妈妈管得严，连聊天也不让！
我怕聊天，别人和我说话我就紧张！
……
不管你是上面的哪一个，你都需要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你会发现：
聊天其实不等于闲扯。
聊天和功课并不矛盾。
爸爸妈妈也需要学习和你聊天的方法。
只要懂得一些聊天技巧，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沟通高手。
……
最终，所有人都会发现，聊天对于我们是那么重要。
快乐聊天的8大技巧
配合对方的情绪
我们都希望张嘴说的第一句话让人觉得妙不可言，睿智又有内涵。我们也希望听的人会立刻赞赏我们的机智。但是，即便你非常有见解，如果只是炫耀自己的见解而不顾别人的感受，就算你说得天花乱坠，也会适得其反。比如，当你无意中说了一句：“唉，我这次考得怎么这么差！”别人立马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你再认真些就不会这么差了。”对方精力充沛，夸夸其谈，对于全身疲惫的你那些话却无异于刺耳的噪音。
想一想，如果急于发表见解的人是你，别人会喜欢和你说话吗？
由此可见，想让别人乐意和你聊天，有时候重点不在于你的措辞或见解，而在于你的节奏。换句话说，不应该强行侵入对方的思绪。可以配合对方沉闷的情绪说：“嗯，没关系的，谁都有考差的时候。”然后说：“你想知道我对你考卷失误的分析吗？”等对方表示乐意听之后，再把你的分析说出来。
开口之前，先注意一下别人的表情和语气，以便了解他的情绪状态。是很愉快、很郁闷、还是很烦躁？如果你能注意到对方的情绪，并且配合他的情绪和语调，你们的聊天就会合拍了。
平凡的内容也能促进友谊
你担心自己的话不够酷而失去吸引力吗？别怕，80%的人对你的第一印象都和你说的话关系不大，而和你的态度有更大关系。无论你说的内容多么平板，只要你怀着平常心，一个积极的心态，热情地把话说出来，就可以引人如胜。
窍门就是：要让对方感到轻松，而且听起来真诚。
也许你很羡慕说话机智的同学，可是你也要知道，人不会总喜欢脑筋紧绷，一疏忽就会在别人哄堂大笑时，自己却像傻子一样无所适从。这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真诚而平常的话是多么可爱可亲了吧。
但要注意，以下两类就算是真诚和平常的话，也不要说——
抱怨和粗话：
如果你一开口就抱怨（尽管你是非常真诚的），人家就会把你贴上爱抱怨的标签。就算你是全天下最乐观的人，那又怎样？别人根本不知道。
如果一开口就粗话连篇（也许你觉得这样说话很平常），却很可能使不少同学感到讨厌。
记住：要想在聊天时说些知心话，最好让你们的对话在和风细雨中进行。
身上穿戴与众不同的东西
有时候，你可以不必具备任何聊天的技巧，只要勇气就够了。
你可以穿、戴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
穿戴标新立异的奇装异服，这个风险的确非常大，老师和家长通常都会反对的。不过，并不是只有染头发、钉耳钉这样的标新立异才叫与众不同，也许你会选择其他比较可以通融的方式，比如，手腕上戴一个造型别致的运动型腕表。总之，你的目的是，有一点别出心裁的物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为别人找你说话铺路。话题很可能从你的腕表开始，谈到了你喜欢的运动项目，谈到你以前的比赛成绩，谈到你得的一个有意义的奖品，谈到大家对你的赞誉……
这些比较奇特、异常或漂亮的东西，我们可以叫它“话题物品”，对于打开话匣子，这很有好处。而你也可以明察秋毫，找到别人身上的话题物品。找到以后，何不上前表示出你的兴趣呢？“我注意到你……”于是，你们的聊天就此开始了。
他身上没有特别的“话题物”，那该怎么办？
如果你已经认真审视过一个人，发现他从头到脚绝对平常，如果你找不到这方面可以做话题的东西，就使出另外一招——请周围人替你介绍。
不过，假使你不愿意让别人帮你介绍，也可以向别人问问关于他的事情，让你有话题上前打破僵局。当你知道了他喜欢打篮球，哈，话题不就来了吗？现在你可以朝他走过去，“嗨，你是某吧。刚刚某某告诉我你打篮球很棒，我也很爱打篮球。”——懂了吧。
偷听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和谁聊天，而你没有发现他身上任何可以成为话题的特征，而且也找不到愿意为你介绍的人，更糟糕的是，他似乎和一群朋友谈得很投入，看来你没希望了。
别担心，任何障碍都阻挡不了下定决心的你，这时候，你可以使出“偷听”这个技巧。
当然，偷听总给人“偷偷摸摸”的坏印象，但你的偷听显然不是为了阴暗的目的，你只是想和他交朋友。这时，走近你想渗透的那群人，等待一些关键字眼，听到稍微值得利用的借口就赶快插入。
“对不起，我恰好听到你说……”然后接上一些与当时有关的话题。比方说，“我刚好听到你们在说‘建博客’，我也想建一个，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他们会不会吓一跳？会，但只有一下子吧。
他们会不会很快就恢复过来？也是一下子吧。
你会不会加入他们的谈话？当然没问题。
这样不就打进这个圈子了吗？现在，你可以把话题转到你所希望的方向了。
仔细侦察话里的话
沟通高手都知道，每个念头一定自有来历。
你对一位同学说：“班里的某某真是个怪人，每次我和他说话他都爱搭不理的。”
这位同学这样说道：“很多同学都这么看他。”
注意！这位同学的言下之义很可能是，他有不同的看法。你当然可以忽略这个不寻常的细节，继续按你的思路说下去，但是你却很可能错过一个了解某某的机会，尤其是，让你面前的这位同学觉得你没什么见解，因而让接下来的谈话显得敷衍。
仔细注意对方提及的不寻常字眼：一切偏离主题的地点、时间、人名等等。朝这个方向来发问就对了，因为这些才是对方喜欢谈的。
鹦鹉学舌
现在你想休息一下，不想说很多话。但你又不想打消朋友的热情，这时该怎么办？
你可以像鹦鹉学舌一样，光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就足够让人着迷了。
比如：
“我看了宫崎峻的《千与千寻》。”
“《千与千寻》？”
“对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爸爸妈妈闯进了幽灵世界，结果爸爸妈妈全变成了猪！”
“变成了猪？！”
“嗯！你能想得到吗？后来……”
在交谈过程中，似乎有颗球在不停地来回弹跳。先是你说，接着对方说，然后你再说……就这么交替进行着。轮到你说话时，也许你头脑里会一片空白。别急，你不必绞尽脑汁回应对方打来的“球”，而只要重复他说的最后两三个字，像鹦鹉学舌一样。
不过，要说的有感情，像在问问题，让对方觉得你好奇，希望听他说下去。
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瑕疵
很多人认为，如果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聊天，为了让对方觉得自己亲切可人，应该跟他分享一些小秘密——谈谈自己的隐私，或坦白过去的缺陷，比如小时候尿床、磨牙、吮大拇指或现在的一些健康小问题，应该可以拉近自己和别人的距离。
那要看情况了。有时候的确可以。有个研究显示，如果某人的身份地位比你高，他透露小小的弱点，可以让你觉得跟他比较接近。比如说，超级歌星想跟歌迷交朋友，可以透露自己当年抱着吉他挤火车的事。如果你在班里学习成绩很好，可以透露自己在以前犯的一些低级错误。但假如你不是这样的人，最好采取保守策略，慢一点再把自己的缺陷展示出来。等你和新朋友的关系更深入以后再搬出你的“丑事”，好好地自嘲一番。那时，你的自嘲就可以成为温暖的亲近感了。
聊天终结者
说教、刻板、傲慢是聊天三大恶症。如果谁患了这三个症状，乃至其中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聊天终结者，从此难以和别人的心联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前些天和一个少年朋友聊天，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和你就能说心里话，和妈妈就说不了。”其实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前她已经告诉我了，她的妈妈听她说不想去上学，心急火燎地问她：“你说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去上学，啊？你说啊！”面对妈妈这么急促的提问，女孩感到手足无措。她说：“本来想说什么来着，可是又突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到最后，脑袋里干脆一片空白。”
心底里一些柔软而细密的感受，是需要一个氛围才能说出来的。越急越说不出口，这大概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另一种注脚吧。
有的家长常常抱怨孩子不和自己说心里话，一般人们会说，这是缺乏沟通造成的。但是怎样才能沟通？沟通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是两个人正襟危坐，手扶膝上，上身笔直，面带严肃，说：“让我们说说心里话吧。”这样就能沟通吗？
说教的语气和体态会给沟通制造障碍。当然，最根本的障碍还是说教的思想。有说教思想的人，常常会强行叫别人实现他的愿望或想法，甚至于连沟通方式也不讲，思路粗率，言语乏味。
聊天是沟通心灵的最好的形式之一。因为聊天没有强烈的目的性，能够营造轻松、闲适、愉悦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心灵是开放的，就像花朵在和煦的阳光下开放，而在暴风骤雨中却只能萎谢凋零。
刻板的书呆子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读书精神诚然可贵，不过，如果因此而缺乏生活的趣味，也是一种损失。想一想，有多少同学愿意在课间时间总乐意谈论学习？如果你给同学们一个“书呆子”的印象，那很可能不会有多少同学喜欢和你聊天了。
最好不要做一个书呆子。要对大家关心的事有所了解，尽管有些你并不真的关心。比如听听时事新闻，超女的进展，到网上论坛里看看同学们的热帖等等，都可以找到大家关心的事。毕竟你是生活在一个集体里，毕竟我们的生活不能总是上课和写作业，聊天也许无益于考试成绩，但却可以成为思维的休闲和情绪的体操。
现在，人们普遍看重学习分数，对与学习无关的事，尤其是，对可能会对学习产生干扰的事，都是要求尽力杜绝的。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是这样的态度。虽然同学们不愿意成为考分的机器，但却无力反驳，只有感到无奈。唯分数论，是一种机械化的思想。这种思想，过分重视人的应用和务实的能力，却忽视人的内心生活和情感表达。
早在清代时，学者黄宗羲就提出：善于经营文章的人，除了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也就是说，兼采各种各样杂七杂八、不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而后下笔，更容易出彩。他说的虽是“经营文章”，可是也让我们联想到做人的道理。人生若要出彩，光是学识还不够，还要多关心些世事，懂得些生活常识，重视自己的郁闷和眼泪（因为有真情实感在里面）。作家沈从文也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他说的小书，是指课本；他说的大书，指的就是世事、常识和人情了。而这些，怎样去体验和获知呢？与人聊天不是惟一的方式，但肯定是比较重要的方式之一。
聊天，能够解放套在身上的盔甲，让人生活在一种自在的状态当中。这大概是“聊天”具有的深意吧。
傲慢的井底之蛙
和别人聊天时，假想你们之间有个巨型的旋转式聚光灯。你讲话的时候，聚光灯就照着你，朋友一开口，灯光就照着他。一般来说，聚光灯照你的时间越短，对方就会越觉得你有趣。这是为什么呢？
“每次我认识别人，问问他们的生活，总是有所学习。所以我总把聚光灯转到别人身上。”真正有自信的人，都是这种作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第七》）古人也早就有这种胸怀。他们知道，有时候，“听”比“说”更有风度。他们虚心聆听别人，表达了自己的敬人之意。他们有本事俘获说话人的心。
傲慢的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和这样的人聊天，只会被他滔滔不绝的言辞覆盖、遮蔽，这时，聊天已成为一个人的表演，和聊天的真义相去甚远。真正的聊天，应该为每个聊天参与者提供足够的空间，每个人都受到尊重，处在平等的地位。傲慢的聊天者就像呱呱自鸣的井底之蛙，他们的表演只会让聊天以光速终结，无奈的人们只好丢下他一溜烟逃跑。
聊天的考古学
通过对“聊天”这一说话方式的“考古”，我们发现了它的悠久历史。“聊天”所具有的，日后逐渐淡化、剥落的意趣，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考古发现：思维自由的乐趣
古籍：《庄子·秋水》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一边在濠水的河堰上游玩一边聊天——
（原文较长，此处从略。）
译文：
庄子说：“鯈鱼从容自得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
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本来也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就是无可辩驳的了。”
庄子说：“请从开头的话题说起。你说‘你哪儿知道鱼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了我晓得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的，我是在濠水的河堰上知道的。”
庄子的第一句话很平常，小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小鸟在快乐地歌唱。”但是有了质疑的思维自由，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然能从中感到乐趣。
一次富有智慧的聊天，应该有鼓励思维自由的氛围。这样，我们会得到更多聊天的快乐。
考古发现：聊天话语的独特幽默感
古籍：《论语·公冶长第五》
原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译文：孔子说：“主张行不通了，坐木排到海上漂流去，跟随我的，大概是子路吧。”子路听到了，非常高兴。孔子说：“子路比我还勇敢，可是从哪儿去弄做木排的木材呢？”
在我的想象里，孔子曾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师的形象，但是读过《论语》之后，发现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对于学生的教育，不是站在讲台上、手执教鞭、强行灌输，很多时候是采用“聊天”的形式。
对于原文的翻译，这里采用了钱穆先生的译文。钱穆是著名历史学家，对孔子“无所取材”这段话，他说道：“此一问，只是诙谐语，语意极幽默。”
幽默在哪呢？孔子慨叹说，道不行，我们到海上漂流去吧，可是道不行是因为没有凭借，到海上去我们也没有凭借呀。把自己幽了一默。钱穆对这末尾一句评价道：“此末尾一句，乃从诙谐中更见其感慨之深重。”
幽默诙谐中寄寓了深深的感慨，这大概也是聊天具有的另一种功能吧：虽然总体是轻松的，可是也能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难以言传的感叹。
至于聊天的对象能否理解，就不强求了。因为聊天不是诉苦，不是上课。这大概又是聊天的平等和自由精神的一个表现吧。
考古发现：聊天其实可以真的聊“天”
古籍：《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上面的题目可能让你有点疑惑，不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的确时常利用聊天的机会，探讨一些关于天理自然的话题。所以这个“聊天”，和我们今天的人常说的“聊天”意思不大一样，他们的确是在真的聊“天”了。
原文：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译文：殷中军问：“既然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为什么只是善人少而恶人多？”众人没有说话的。刘尹回答说：“譬如泼水在地上，只是纵横无约束地流淌，绝对没有正方、正圆形的。”当时众人极为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
其实，只要兴趣、志向相投的人在一起聊天，话题并不一定非是八卦不可，也可以探讨一些考验思考力的话题。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聊天时的思想碰撞，同样是一种快乐。
考古发现：“聊”的一种古义
聊天和说话有类似的意思，但显然两个词是有区别的。
在古汉语中，“聊”有寄托、依赖的意思。
《战国策·秦策一》：“上下相愁，民无所聊。”苏轼《东坡志林·开始皇扶苏》：“戾台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1版，P979）
顺便说一下“天”：我们平常说“天”时，多是指具体的天空，或天气。不过，在“聊天”这个词里，“天”，大概是漫无边际、不必务实的意思。
正是这样无拘无束的随意漫谈，聊天，才更能抒发性情，让我们有所寄托吧。
参考书目：
[美]莉儿·朗帝：《10秒钟让你不同凡响》，海南出版社，2001年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沈从文：《沈从文别集·自传集》，岳麓书社，1992年
钱 穆：《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3年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04年
编辑/田玉彬
-乁-乁乁------------------------
向不知趣的人“道歉”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年）作起诗来没完没了，从不知厌倦，可他十分憎恶任何无聊的应酬和闲扯。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一位先生很不知趣地就勃朗宁的作品向他提了许多问题，勃朗宁既看不出问题的价值，也不知道他到底用意何在，便觉得十分地不耐烦，决定一走了之。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对那人说：“请原谅，亲爱的先生，我独占了你那么多时间。”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Beware 'unknown unknowns'
Hot News // Monday, June 25, 2007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resilience, upbeat outlook across East Asia
Christie Lohchristie@mediacorp.com.sg
TEN years after the dizzying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region is on a firmer footing and set for continued progress. But the march onward could be cut short if complacency blinds countries to the risk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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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ounded this note of caution at a high-level economic gathering last night, while portraying a hardier East Asia. Compared to fateful 1997, confidence has returned. The region'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has jumped nearly 30 per cent over the decade and stock markets are up,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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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forward, can East Asia's growth be sustained, or are we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that led to the crisis in 1997? I believe there is greater resilience in the region tod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Mr Lee said during a welcome reception at the Istana for delegates of the 16th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o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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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positive: East Asian economies today are running balance of payment surpluses, not deficits; their currencies are not overvalued; and they have built up foreign reserves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situations. It also has a broader base of growth — China and India have risen as centres of economic dynamism, Japan has emerged from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while South Korea's chaebols have undergone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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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despite the stronger position in East Asia, "mishaps can still happen", he w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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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come disparities widen, governments may be pressured to roll back reforms and revert to nationalistic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choking off growth and leading to the souring of relationships, warned Mr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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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world that is seeing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discontinuous change, there are surely many surprises and 'unknown unknowns' ahead," said Mr Lee, borrowing the phrase made famous by former United States Defenc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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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ly cautious was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Education Minister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who warned of "vicious unknown unknowns" around the corner. Bubbles in the asset and equity markets suggest a financial shock could come, he told about 300 delegates at a WEF session, adding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seeing "a significant build-up of risk" amid rising complacency due to a long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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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s feeling good that we know something is coming," he said. "Seasoned observers know there are risks piling up in the system. We don't quite know how to put our finger on it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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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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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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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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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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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country tried to shore up its faltering economy by devaluing the baht and abandoning the US-dollar peg. That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that turned Asia's investment and real-estate boom into a bust, as foreign investors pull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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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Thailand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country tried to shore up its faltering economy by devaluing the baht and abandoning the US-dollar peg. That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that turned Asia's investment and real-estate boom into a bust, as foreign investors pulled out.
."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resilience, upbeat outlook across East Asia
Christie Lohchristie@mediacorp.com.sg
TEN years after the dizzying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region is on a firmer footing and set for continued progress. But the march onward could be cut short if complacency blinds countries to the risks ahead.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ounded this note of caution at a high-level economic gathering last night, while portraying a hardier East Asia. Compared to fateful 1997, confidence has returned. The region'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has jumped nearly 30 per cent over the decade and stock markets are up, he said.
."Going forward, can East Asia's growth be sustained, or are we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that led to the crisis in 1997? I believe there is greater resilience in the region tod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Mr Lee said during a welcome reception at the Istana for delegates of the 16th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on East Asia.
.What's positive: East Asian economies today are running balance of payment surpluses, not deficits; their currencies are not overvalued; and they have built up foreign reserves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situations. It also has a broader base of growth — China and India have risen as centres of economic dynamism, Japan has emerged from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while South Korea's chaebols have undergone restructuring.
.Yet, despite the stronger position in East Asia, "mishaps can still happen", he warned.
.As income disparities widen, governments may be pressured to roll back reforms and revert to nationalistic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choking off growth and leading to the souring of relationships, warned Mr Lee.
."In a world that is seeing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discontinuous change, there are surely many surprises and 'unknown unknowns' ahead," said Mr Lee, borrowing the phrase made famous by former United States Defenc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Similarly cautious was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Education Minister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who warned of "vicious unknown unknowns" around the corner. Bubbles in the asset and equity markets suggest a financial shock could come, he told about 300 delegates at a WEF session, adding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seeing "a significant build-up of risk" amid rising complacency due to a long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growth.
."It's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s feeling good that we know something is coming," he said. "Seasoned observers know there are risks piling up in the system. We don't quite know how to put our finger on it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Thailand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country tried to shore up its faltering economy by devaluing the baht and abandoning the US-dollar peg. That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that turned Asia's investment and real-estate boom into a bust, as foreign investors pulled out.
."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resilience, upbeat outlook across East Asia
Christie Lohchristie@mediacorp.com.sg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Thailand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country tried to shore up its faltering economy by devaluing the baht and abandoning the US-dollar peg. That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that turned Asia's investment and real-estate boom into a bust, as foreign investors pulled out.
."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resilience, upbeat outlook across East Asia
Christie Lohchristie@mediacorp.com.sg
TEN years after the dizzying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region is on a firmer footing and set for continued progress. But the march onward could be cut short if complacency blinds countries to the risks ahead.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ounded this note of caution at a high-level economic gathering last night, while portraying a hardier East Asia. Compared to fateful 1997, confidence has returned. The region'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has jumped nearly 30 per cent over the decade and stock markets are up, he said.
."Going forward, can East Asia's growth be sustained, or are we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that led to the crisis in 1997? I believe there is greater resilience in the region tod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Mr Lee said during a welcome reception at the Istana for delegates of the 16th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on East Asia.
.What's positive: East Asian economies today are running balance of payment surpluses, not deficits; their currencies are not overvalued; and they have built up foreign reserves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situations. It also has a broader base of growth — China and India have risen as centres of economic dynamism, Japan has emerged from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while South Korea's chaebols have undergone restructuring.
.Yet, despite the stronger position in East Asia, "mishaps can still happen", he warned.
.As income disparities widen, governments may be pressured to roll back reforms and revert to nationalistic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choking off growth and leading to the souring of relationships, warned Mr Lee.
."In a world that is seeing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discontinuous change, there are surely many surprises and 'unknown unknowns' ahead," said Mr Lee, borrowing the phrase made famous by former United States Defenc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Similarly cautious was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Education Minister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who warned of "vicious unknown unknowns" around the corner. Bubbles in the asset and equity markets suggest a financial shock could come, he told about 300 delegates at a WEF session, adding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seeing "a significant build-up of risk" amid rising complacency due to a long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growth.
."It's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s feeling good that we know something is coming," he said. "Seasoned observers know there are risks piling up in the system. We don't quite know how to put our finger on it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Thailand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 country tried to shore up its faltering economy by devaluing the baht and abandoning the US-dollar peg. That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that turned Asia's investment and real-estate boom into a bust, as foreign investors pulled out.
."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PM Lee warns of risks despite greater resilience, upbeat outlook across East Asia
Christie Lohchristie@mediacorp.com.sg
TEN years after the dizzying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region is on a firmer footing and set for continued progress. But the march onward could be cut short if complacency blinds countries to the risk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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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ounded this note of caution at a high-level economic gathering last night, while portraying a hardier East Asia. Compared to fateful 1997, confidence has returned. The region'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has jumped nearly 30 per cent over the decade and stock markets are up,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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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forward, can East Asia's growth be sustained, or are we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that led to the crisis in 1997? I believe there is greater resilience in the region tod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Mr Lee said during a welcome reception at the Istana for delegates of the 16th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on East Asia.
.
.
What's positive: East Asian economies today are running balance of payment surpluses, not deficits; their currencies are not overvalued; and they have built up foreign reserves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situations. It also has a broader base of growth — China and India have risen as centres of economic dynamism, Japan has emerged from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while South Korea's chaebols have undergone restructu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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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despite the stronger position in East Asia, "mishaps can still happen", he w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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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come disparities widen, governments may be pressured to roll back reforms and revert to nationalistic ru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choking off growth and leading to the souring of relationships, warned Mr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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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world that is seeing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discontinuous change, there are surely many surprises and 'unknown unknowns' ahead," said Mr Lee, borrowing the phrase made famous by former United States Defenc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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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ly cautious was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Education Minister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who warned of "vicious unknown unknowns" around the corner. Bubbles in the asset and equity markets suggest a financial shock could come, he told about 300 delegates at a WEF session, adding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seeing "a significant build-up of risk" amid rising complacency due to a long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growth.
."It's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s feeling good that we know something is coming," he said. "Seasoned observers know there are risks piling up in the system. We don't quite know how to put our finger on it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
."It's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s feeling good that we know something is coming," he said. "Seasoned observers know there are risks piling up in the system. We don't quite know how to put our finger on it and we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but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utious."
.
Mr Shanmugaratnam called on governments to put in place "shock absorbers", including a managed float system instead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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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Thailand — the country which sparked of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 warned of the "economic chaos" that would result due to the global im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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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mbalances traditionally refer to the twin US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the accumulation of hug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by Asian central banks and divergent growth rates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We are mov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no real correcting mechanism, hoping that one day the market will perform a correction," said Mr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But, as we all know, it's like when you stretch an elastic band. If you let the market correct the mechanism, eventually it will snap.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chaos in the world,"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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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 stem very much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10 years ago: quite volatile and large capital flows," said Mr Chalongphob.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deal with thi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earch for the best answer."
21 Jun 2007
Thai Beverage
泰国国王
------------------------------------------------------------------------------------------------Thai Beverage
谁的公司?
On July 5, 2007,
Mr. Charoen Sirivadhanabhakdi (chairman) and Khunying Wanna Sirivadhanabhakdi (vice chairman) and family members own more than 64%, and they are still buying through GC (singapore).
CDP owns ~25%
Charoen Sirivadhanabhakdi family:
15,703,050,000shares
4,082,793,000S$
2,721,862,000US$ (82% of his 3.3billion family asset)
赢利
2006
EPS = 0.42 Baht
DIVIDEND = 0.24 Baht full year
PRICE = 0.265 SGD
-----------------------------------------------------------------------------------------------
1 Baht = 0.048 SGD July 5 2007
PE = 0.265/(0.42*0.048) ~13
Yield ~3%
-----------------------------------------------------------------------------------------------
Price
-----------------------------------------------------------------------------------------------
Price
Currency Ratio: SGD v.s. Thabt
2007 Aug 7:
TRIS Rating Views No Immediate Impacts on ThaiBev’s Ratings After Potential Excise Tax Hikes
Friday, 6 July 2007 15:20
TRIS Rating Co., Ltd. today announces that the Cabinet approval in principle to adjust maximum excise tax on alcoholic beverage does not immediately affect the ratings and outlook of Thai Beverage PLC (ThaiBev). The rating agency says currently it is too early to evaluate the full impacts of potential excise tax increase on the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drinks.
The remark is a response to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Cabinet on 3 July 2007 to raise ceiling for the excise tax rate to 90% of the ex-distillery price or Bt1,000 per litre of pure alcohol, whichever is higher. The current tax ceiling is 50% or Bt400 per litre of pure alcohol for distilled liquor and 60% of the ex-refinery price or Bt100 per litre of pure alcohol for fermented alcoholic beverage. Currently, ThaiBev is charged an excise tax at 55% of ex-factory price for beer and Bt400 per litre of pure alcohol for color spirits.
However, TRIS Rating expresses concern over the newly revised Spirits Act should it become law and the Cabinet decide to raise the excise rates. Producers will likely pass on tax expense to consumers, leading to higher spirits and beer prices, which will subsequently hurt the consumption and sales volume of alcoholic drinks.
TRIS Rating adds that the actual rise in excise tax will consequently impact sales or margins of alcoholic beverage producers, like ThaiBev, and thus it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y government’s actions that may significantly impact ThaiBev’s financial profile.
ThaiBev, a leading producer of beer and spirits in Thailand, is currently assigned “AA-” company and guaranteed issue ratings with “stable” outlook by TRIS Rating.
TRISRating Co., Ltd. (TRISRating)
Tel: 66 (0) 2231-3011 Ext. 500, Fax: 66 (0) 2231-3012
E-mail: rapee@tris.co.th
2007 Aug 7:
Stock Market
2003-03-26 14:14:44+00
Stock Market
2003-03-26 14:14:44+00
Thai Liquor Tycoon plans combo Share Sale
“Khun Charoen” plans to combine his brewery and liquor businesses and raise as much as US$701 million in share sales Thailand’s legendary liquor tycoon, Khun Charoen Sirivadhanabhakdi, has announced plans to combine his brewery and distillery businesses in order to raise as much as 30 billion baht (US$701 million) by a share sale.
Khun Charoen is one of Thailand’s wealthiest individuals and also owns the Imperial Hotel Group. His influence extends deeply into the government as it is said that he is close to Prime Minister Thaksin Shinawatra. Therefore, he pretty much dictates the government’s alcohol taxation policies.
Khun Charoen operates Thailand’s biggest brewery, Beer Thai, and the Sang Som Group, Thailand’s biggest distillery. Thailand is one of the few remaining nations which still favors cheap, hard whiskey rather than more moderate beverages.
The share sale this year would be the bigges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Thailand since PTT PCL, the leading energy company, raised US$734 million in 2001.
Many analysts remained skeptical over the proposed offering. Some said they would have to compare it to other Asian breweries such as Asia Pacific Breweries, which is 38 percent owned by Fraser Neave Ltd of Singapore, and now trading at 13.5 times estimated earnings or San Miguel, whose stock has fallen 3.3 percent this year.
Many analysts thought Khun Charoen’s plans seemed grandiose. They noted that even if the free float is 40 percent,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will be 75 billion baht, which would put the new company’s market value close to that of Bangkok Bank PCL, Thailand’s biggest lender. Many analysts say that’s too much.
It could be that Khun Charoen’s vision is marred by a lack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ight. The narrow focus of many Thai businessmen is well documented, including that of the current businessman-turned politician Thaksin Shinawatra.
For example, Charoen’s Chang beer captured the Thai beer market through low pricing and the high-pressure tactics of his sales force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his beer has failed to make an impression in overseas markets and rival Boon Rawd Brewery’s Singha beer still represents “Thai be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pparently Khun Caroen can buy Thailand but perhaps not the rest of the planet.
商业户型分割的一般特点及原则
商业户型分割的一般特点及原则
caijun960 发表于
2004-8-13 18:30:45
文/蔡军
一、商铺分割的原则
商业场所的商铺如何分割，对其今后的销售和经营能否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达到商铺分割的有效、合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
1、主题的原则 商铺的分割，必须遵循主题的原则。
即结合商铺推广的主题功能来进行分割。不同性质的商业种类，对分割有不同的要求，这是前提。因此商业项目的商业主题定位是必须考虑的内容。 例如，如果项目将来的定位是以服装、音像业为主，则那些进深与开间之比大于4：1的商铺销售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经营服装、音像业不需要太宽的门面，而商铺的后部又可以用来存货。可是如果项目将来的主要商业定位是以餐饮、零售业为主，则几乎可以肯定目前存在的那些进深与开间之比大于4：1的商铺将会因为餐饮、零售业主考虑到不适合自己将来经营或者出租而拒绝购买，因为这些种类的商业要求必须有较宽的门面，而很深的进深对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商铺的分割必须结合功能主题来进行。
2、人性化的原则
商铺的分割，必须遵循人性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分割出的商铺，要符合业主经营、使用的要求。分割出的道路，要符合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购物心理和走路习惯。
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所有人性化所要求的人流通路设计必须要有；第二，所有不符合人性化所要求的人流通路设计必须去除。这两点对于商铺的销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业场所内部的步行系统设计是用以调节和分配人流量的重要和有效手段。如果按人性化所要求的人流通路没有，必然会影响部分商铺的人流量，给销售和经营带来困难。而如果不符合人性化所要求的人流通路的存在，又会造成面积上的极大浪费，因为通路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走路，不会产生经济上的效益。 以某个内地商业项目为例：目前来说，现有分割出的商业单位110个，其中一层53个（包括复式）、二层41个，三层9个，四层8个。按照目前路段的商铺租金价格25元/㎡/月来计算，平均每个商铺将来经营要负担的月租金是2500元，而按照最少10%的利润来计算，每个商铺业主平均要达到30000元的月营业额才有可能保本和盈利。如果每个上门的客户平均消费15-20元（视业种业态不同而定），则月上门客户量需保持在1500-2000人次，这就是盈亏平衡点。也就是每个商铺平均日人流量需要达到50-70人次（即平均每小时5-7人），而整个商业部分的日人流量就是5000-7000人，即平均每小时通过500-700人次，每分钟通过8-11人次。通路和楼梯占用的面积即应该按照此标准进行设计分配。 注：以上的估算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为商铺和道路的分割提供参考，其中并没有考虑随着楼层递增而租金成倍递减的因素，因此实际所需要的人流量和道路面积，都小于以上的估算。
3、科学利用的原则
商铺的分割，必须遵循科学利用的原则。即在满足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充分利用有效空间面积，所有可有可无的空余面积都应该利用起来作为商铺，尽量减少和压缩辅助功能区的面积。这是提高使用率，降低公摊比例的唯一有效途径。 辅助功能区，是指在商业场所中那些必须具备，而又不能用来当作商铺销售创造利润的面积。例如楼梯、道路、厕所、休闲空地、设备间、绿化、停车场都属于辅助功能区范围。
二、目前商铺分割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单纯从营销的角度出发考虑，目前部分商业项目的分割不尽合理，这是造成部分商业项目公摊比例过高（有的高达50%）的直接原因。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铺分割
从设计可以看出有许多商业项目分割不规则，而且进深与开间之比大于4：1，这会给将来销售和使用带来很多麻烦。由于商业经营对场地形状结构的要求较高，不合理的分割肯定会对一部分买家造成排斥。
2、辅助功能区
辅助功能区太多，白白浪费了许多可销售面积。主要是楼梯太多、厕所太多、空闲场地太多。三多不除，公摊不减。 楼梯： 从设计上可以看到，目前许多商业项目在一、二层设计了过多的公共楼梯，按照一般的人流量估算，如果不考虑消防因素，根本用不上过多的楼梯。过多的楼梯不仅增加了相应的通道面积，而且增加了建安成本，也不利于今后的管理，实在是没有必要。建议在消防标准范围内相应设置即可。 厕所： 目前一些商业项目在面积内，分布了十几个厕所！而在深圳的沃尔玛超市，2万平方米的商业面积，一共也只在一楼设有1个公共厕所，世界500强企业的精打细算，确实值得我们参照和学习。 对此，我们建议设计上按照正常的标准每层保留一个公共厕所即可，这样不仅节约了面积、建安费，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卫生设备购买、将来维护费用，实实在在是一举多得。 空闲场地： 目前的一些商业项目由于设计不合理，存在过多的空闲场地，浪费了使用面积。
3、通道分割
许多商业项目的通道和道路分割不尽合理，有的用不上，要用的没有。一方面过道没有针对人流的导向进行设计，设计了大量过道、楼梯和回廊，有的也许今后很少能利用，浪费了空间。另一方面过道设计不规则，拐角、分叉太多，不符合人的行走习惯，对空间也造成浪费。 按照商场经营的规则，就怕消费者不来，来了就要你多走路，否则我的生意怎么好得起来？深圳等沿海城市吸取国外经验，一般将出入口分别设置在商场的两侧而非正中间，在满足人流量需要的前提下，针对消费者的行走习惯，对道路尽可能的进行压缩，为的就是有效提高使用面积，延长消费者在商场内的滞留时间，带旺商铺。
三、关于公摊比例过高的解决建议
商铺的公摊比例各地计算方法不同，在无法大面积招商的情况下，要降低公摊比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使用率，包括缩窄过道、取消部分楼梯、取消休息场所、销售电动扶梯下部的空间等等，将所有的可出售面积均作为商铺出售。 目前部分商业项目的公摊比例达到了50%，但从目前全国商铺公摊的情况来看，这种状况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 减小公摊的办法，无非是提高使用率。提高使用率过高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大型商家进驻经营，所有的内过道面积自然取消，公摊比例大幅度减小。
四、总结
根据以上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以上的分割建议全部实行的话，最大可将公摊面积减少15%-25%个百分点，将公摊比例从有时的50%压缩到25%左右，相信不仅能为开发商带来更多的收益，业主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商业户型的分割，最能发挥出一个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是吗？
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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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崇涛
退休常任秘书严崇涛上星期四应邀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时，罕有地公开谈论政府公共政策的成形过程和多项政策的成败，批评也十分尖锐。
现年66岁的严崇涛在民事服务部门任职长达40年，曾担任过总理公署、财政部、国家发展部、贸工部和交通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也曾是经济发展局、建屋发展局和中央公积金局的主席。他目前是建屋局的建筑与发展署去年企业化后成立的盛邦新业集团的主席。
当天的讲题是《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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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向经济学家发表讲话。个别而言，经济学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不过，作为一个"部族"，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傲慢。从日出到日落，经济学家总认为他们是对的，其他"部族"都是错的。不过，当经济渐渐被日落后的黑暗笼罩着时，经济学家和其他没有受过这门科学训练的人，都一样感到迷惑。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凯恩斯 (Keynes)到弗里德曼(Friedman)，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一直在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均衡点，就如政治家都在寻求上天的重托一样。我是新加坡的公务员出身，可说是介于他们之间。所以，当我滔滔不绝地谈论公共政策时，如果显得自以为是，那就请你们原谅。不过，你至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的论点大错特错，请务必让我知道。
我们正在为新加坡的生育率无法达到替代水平而发愁，恐怕很难想像人口增长率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度超过4％。当时的生育率是3.6％。
在今天看来，这可说是个黄金时期。不过，这在当时却是个恶梦。所以，我们的"两个就够了"的政策，须要从这样的背景来理解。
就因为这样，在20年内，我们的人口增长率下滑到2％，而且很快就不及2％。这个现象是在70年代中期出现。
当时，我们可算是全民就业，因为失业率低过3％。雇主对屡见不鲜的跳槽现象伤透脑筋。不过，我们的人口学家虽然忙着整理各种统计数字，思维却没有突破。由于外头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已婚妇女宁可工作而不想多生育子女和打理家务。
更糟的是，单身妇女选择的是职业而不是婚姻。在那个时候，虽然生育率不断下降，但是卫生部和家庭计划局仍死守"两个孩子"的政策，凡生第三个孩子的都要受罚。 选择性吸收移民：提高平均水平
在早年，当我们为人口过剩担心时，移民政策主要是填补人才。财政部的贸易署于是实行了投资移民计划。任何愿投入100万元的本区域企业家，都可以举家移民到新加坡，成为永久居民。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把钱投资在我们所建议的任何行业。这就是大众钢铁厂（NatSteel）、OG纺织厂、马来亚钢管公司和其他中小企业在新加坡起家的由来。
经济发展局在向国际市场招商，以制造新的就业机会时，我们这些在前线忙于创造工作机会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新加坡人口不足，要成为工业国不易。
我们的人口当时有300万，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人口呢？是400万、500万或600？瑞士、以色列及瑞典的人口跟我们相比又有多大？
市区重建局的城市规划者把他们的地图摊开来，设法找出新加坡所能容纳的最理想人口数目。问题是这样的问题问对了吗？如果人口的多寡就能决定一切，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早该主宰整个世界了。而今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开放了，的确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做什么？
随着环球经济从以土地、劳工和资金等资源作为竞争的条件，转向以知识为基础，教育、科技、技术和组织能力才是竞争的决定因素，而不再是人口的多寡--假如人口曾经是个决定因素。大家现在所重视的是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
当我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经济发展局的主席时，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当时的总裁曾经对我说，日本的制造业那么发达，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都达到高中，相当于我们的'A'水准学历。这位前总裁当时也解释如果一般民众的教育水平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就会很高。
我们的总统奖学金得主--现代社会的状元，在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能光宗耀祖，也能为国家带来荣耀。不过，山下先生（Yamashita）所说的那番话的更深长意义，在于点出教育不能只为培养状元。
让全国人民的教育都达到高的平均水平才是上策。他喜欢的是连绵广阔的高原，而不是几座孤独的高峰。我想，新加坡必须设法化解这个矛盾。任人唯贤的原则该实施到什么程度，精英主义又会在什么时候形成？
当我们早年以为人口太多时，并不欢迎别人到来，只有能在100万元投资移民计划下前来的家庭例外。不过，当生育率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时，我们就慌了。
于是我们在1997年之前，推出以香港人为目标的抵境永久居民计划。除了有案底的香港人之外，任何抵达樟宜机场的香港家庭，基本上在抵境时就可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尽管如此，香港人对这个计划却是嗤之以鼻。少数很快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香港人，从转售市场买了组屋。他们还可以把组屋租出去，因为他们并没在新加坡工作。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他们放弃了永久居民资格，卖了房子，以从中套利。
在竞争环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单靠人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在此，我要大胆提出新加坡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应该至少有'A'水准或理工学院水平，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者的教育水平必须更高。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我们提高平均水平，而不只是增加人口数目。
我们得尽快从我们自己国家以及从选择性吸引移民下手，去壮大这个素质较高的队伍。我们应该重量也重质。如果我们能有条理地这么做，10到20年后就可以达到关键数量。不过，这个关键数量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该视情况而定。 教育：要有真材实料
我不是教师，不了解教育理论。但是我很荣幸能认识已故的陈德水，他是公共服务委员会出色的主席，早年在莱佛士书院教书。他曾经告诉我，教师必须有真材实料才能教书。
荷兰飞利浦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主任庞能百博士（Dr Pannenberg），也曾经给新加坡政府早年委任的荷兰籍首席经济顾问温斯敏博士（Dr Winsemius）类似的忠告。庞能百博士告诉他，他的孙子在投入软件和电脑专业之前，应该先考取工程学位，虽然这个男孩在这方面已很有天份。
我们的报纸今天充斥着各种有关教育改革的报道。陈德水对教育的一个重要看法是一个人必须先对一门学科的入门有很深厚的认识，才能解决问题和富有创造力。
虽然我很支持在趣味中学习，尤其是对我的小孙子来说，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不会兴奋过度，以致成为空谈。大家心里都明白，学习本来就不容易。它可不是游戏。
我们的学校、理工学院和大学在许多学业成就的评估上，表现一向不错。本地公司和跨国公司雇主都很赏识我们的毕业生的能力。他们都知道怎么把事情办好。不过，当碰到问题时，他们通常无法弄懂其中的"为什么"。
要发掘新知识，你需要有一定的才智。答案不是轻轻按个钮就能找到的，胜特兰（Sundstrand）公司总裁易力森对我说，当他还是个年轻的研究工程师时，总在日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他的研究室做研究。这名发明飞机喷射式引擎常速器（constant speed drive）的发明人，拥有三个专利权，而这也是促使他的公司取得成功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教授曾经向经济发展局学会会员做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示范。施春风是材料科学的教授，他还为我们比较了钢、塑料和玻璃这三种材料的素质。最后，他说明当纯玻璃纤维和塑料溶合在一起时，它却是制造重量轻而且坚固的汽车底盘的最佳材料。
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跟中国及印度这些有上十亿人口的国家玩数字游戏。不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400万人口，却能持久的发展。
特别是如果我们能让一些在全球大展拳脚的人才--包括我们自己的国人在内，能跟新加坡保持联系，或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即使他们不能终身留在此地，只要他们能把他们的黄金时期献给新加坡，新加坡就能发展成一个超越地理界限的国度，而这个"小红点"也就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不会消失在历史中。
公共财务：倒置的金字塔
在大多数的国家，公共财务的结构是呈金字塔型，也就是由底层广大的90％人口支持其余10％的贫困者。新加坡却是个例外。我们是倒金字塔型的，由最有能力的10％人口支持其余90％的人。最富裕的10％的人付所有的所得税。他们也得为股息、利息、房地产和遗产支付大笔税款。公积金户头的净结存，是由这组人存下的。
新加坡的公共财务也好像一个全速旋转的陀螺。只要常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能保持至少8％，国人便会维护社会契约。不过，当增长率减到4％或更少时，社会就会出现裂缝。
目前，一些不安现象已经出现。越来越多不能享有公共住屋津贴或组屋杂费回扣的中上阶层民众，对一些他们认为是为讨好人民的计划感到不悦，例如发出经济重组股票。另一方面，这里的汽车、房子的价格和孩子的教育费，都比发达国家的首都来得高。
政府在削减个人所得税率时，也逐步提高消费税率，每次1％。这使零售价格指数上升。我们必须记得价格是易升难降的。当我们需要让贫困者享有更多的回扣来抵销消费税的冲击时，政府的收入最好不要有所增减。事实上，当政府在1996年开始征收3％消费税时，收入是稍微减少的，但愿我当时是算错了。
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刚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的时候，政府必须削减它自己的开支来填补削减所得税率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实际上，当经济一片蓬勃的时候是削减所得税率的最佳时刻。
当经济在扩展时，较低的税率还能为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在经济衰退时，较低的税率却带来更低的收入。所以在我看来，通过减低税率来使经济扩充的行动，基本上是无益的。
当我们的经济还处于苦苦挣扎的时期，我们让新兴工业享有免税的优惠措施。新加坡当时很具竞争力，所以才可以这么做。跨国企业决定到这里投资，因为这里的业务远比国内的赚钱。跨国企业来了之后，新兴工业优惠税制才被证明是个能带来丰收的政策，而非本来就该如此。
我曾担任财政部的常任秘书，我不想人们以为我只懂得散播坏消息。不过，我不认为在税制上耍技巧，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反而会加重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成本。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和紧缩腰带，否则将会失去那些我们最需要的人才。以材料科学的用词，就是称得上"纯玻璃纤维"的人才。
强劲的新元符合国家利益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庆瑞博士（他当时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邀请我出席金管局的每周工作会议。我们通常是在星期一早上开会。事实上，吴博士是利用这个会议向官员"授课"，教导我们如何判断未来一周利率和汇率的走势。
一些官员经过这战火般的洗礼，后来成了独当一面的人物，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董事经理黄国松和新加坡交易所财务总监石怀光。对我这个来自财政部的"非斗士"来说，参加吴博士所主持的这些会议也是痛苦万分的，特别是当我的预测乖离实际数字太远时。
现任政府审计长庄光荣当时是负责记录和核对我们的预测。他是个很精细的人，任务是协助吴博士评估正在受训的年轻理财官员的表现。
吴博士真正有兴趣知道的是这些官员的思考能力，而不是他们的预测准确与否。我自大学毕业以来，这段日子是最能刺激和考验智力的日子。当吴博士主持金融政策时，金管局很本能地认为强劲的新元符合国家利益。直到今天，金管局仍对这个政策感到自豪。它的依据是强劲的货币有助防止通货膨胀。
在80年代初，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消失。贸工部当时的首席经济师陈光炎博士说新加坡的情况有如一把双刃的利剪，也就是高薪政策加上超值（强劲）的货币。吴博士不愿在汇率上让步，我和温斯敏博士则不肯改变我们倡议的薪金调整政策。
随着政府接受1986年的经济检讨委员会所提出的将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下调15个百分点的建议时，贸工部和金管局之间的政策拉锯战便结束了。公积金总缴交率当时由46％调低到30％。目前是33％。 公积金不应起落不定
1986年，新加坡工人深深感受到经济调整所造成的影响。公积金缴交率下调15个百分点，实际上是减薪。
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的数个星期，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副总理（现任总理吴作栋）都在演讲时说公积金是神圣和不可改变的。我当时是贸工部的常任秘书，我前去拜访吴博士，他始终是经济政策的权威。他对我说，政治上没有圣牛这回事。这是体制内的人的意见，我将它转告李显龙副总理（他当时是贸工部长），建议把公积金缴交率减少10个百分点，这也是委员会的建议。
后来，政府决定减15个百分点。新加坡人一口气吞下这帖苦药，国家经济在两年后就复苏了。 我现在知道李副总理当年是反对削减公积金的。他当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削减公积金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当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成立的那个经济检讨委员会建议削减公积金时，如果兼任财政部长的他反对这项建议，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不过，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投资者和雇主的信心。任何真正薪金的上调，都必须同生产力的上升挂钩。
政府在1986年削减公积金的举动是果断和大胆的，假如那次的调整是长久的、根本的改变，那会是一件好事。然而，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后来由10％调回到16％。目前百分之三的调整也是暂时的。
我们并没有正视失去竞争力的问题（薪金上涨幅度高于生产力上升的幅度持续了太久）。我们的这些政策使外来投资者面对太多不稳定的因素。投资者愿意随市场的压力作出调整，但不会接受由政府下令的薪金上涨。
调整公积金是非常时期的立竿见影办法，而政府在1986年决定把公积金缴交率削减到30％便是一例。其实这个调整应该是永久的。然而，它后来回升到36％，现在则是33％。公积金成了一个未知数，不利企业和雇主进行长期的计划。
许多企业被中国所吸引，迟些时候印度也会有吸引力。企业家如果对我们不满，将一走了之。 起落不定的雇主公积金缴交率对建屋发展局和卫生部也不利。当公积金缴交率超过30％的时候，建屋局会受到错误的诱导，组屋大建特建，也越建越大，造成过剩。相同的，当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上升时，卫生部也会急着调高保健储蓄的缴交率。
我相信财政部还在研究公积金最适度的缴交率应该是多少。这是我工作多年的部门，我认为它应该采纳吴博士所认可的一种坚实可靠的决策办法。
我建议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在长远来说应该定在20％，雇主的缴交率则应定在10％。要求个人将每个月薪金的20％储蓄起来，以用来偿还房屋贷款的建议并不过分。如此，当建屋局计算人们的购屋能力时将不会那么乐观，也较切合实际，组屋过剩的现象便可避免。
我曾是建屋局主席，总理曾向我建议过剩组屋的维持成本由建屋局动用经常开支拨款承担下来。建屋局的管理层听了也吓了一跳！同样的，卫生部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保健储蓄的缴交率将停留在6％。
保留在晚年使用的那部分公积金，只是4％。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百分比，唯一的办法是把可用来支付房屋贷款的公积金削减到20％以下。然而，政府将因此碰到棘手的政治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投资者和雇主的信心。任何真正薪金的上调，都必须同生产力的上升挂钩。 （上）
四十年公共政策的 成与败
-------------------------------------------------------------------------------- ● 严崇涛 退休常任秘书严崇涛上星期四应邀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时，罕有地公开谈论政府公共政策的成形过程和多项政策的成败，批评也十分尖锐。
当天的讲题是"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原文为英文，以下是这篇演讲稿的第二部分。
新加坡的生产力增长，长久以来落在工资增长之后。这一回，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作出调整，而不只是劳工。政策剪刀的另一刀面，必须是汇率。
在吴庆瑞博士领导时期的金管局，把新元汇率与一个篮子的货币挂钩。换句话说，汇率的可波动幅度，按照与6（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量计算，例如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一种超然及精细的计算方式，并能在理论上获得满足感。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几乎人人都以美元交易。我们的两个主要贸易伙伴，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以及马来西亚，有人甚至把日本也算在内，都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在旧的货币局机制下，马来亚元与英镑挂钩。当它贬值时，我们把新的新元与黄金挂钩。旧的货币局机制不允许殖民地，例如新加坡，降低货币的币值，因为货币必须全面由黄金作后盾。
动用我们的储备
黄金曾经是，也仍然是稳定的保值工具。只要货币100％由黄金或外币作为后盾，它就可以转换并维持稳定。
尼逊总统摧毁了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协议，浮动汇率机制因而产生，使中央银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与其通过加权货币篮子调整汇率的波动，不如把新元和美元挂钩，就如马来西亚和中国一样。
全世界的价格都以美元计算。如果以美元计算的新加坡出口价格上升，就显示我们的竞争力降低了。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平衡的预算，不要诱使我们的公积金会员涉足股票市场，那新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全面转换，这是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的先决条件。
当市道差的时候，我们不时听到国会传出希望政府动用储备协助人民渡过难关的呼声。金管局应该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储备是确保币值稳定并能全面转换的最佳保证。没有了这样的货币，我们就不能进口任何东西。
我们不是美国，我们太微不足道了，人们不会给我们长期的信贷。我们的真正储备是这些年来所累积的预算盈余，以及公积金的净余额。
除了这些，任何储备都只是存户认为新元会增值、或利率有吸引力、或两者都有，而暂时留在银行的资金。
我认为，金管局不应该只看官方储备的总额，而应该看核心储备的净额，也就是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由我们控制的储备。因此，我对金管局的强劲新元立场持"怕输"态度。如果有对冲基金感觉到我们的币值被高估了，他们在一个上午的交易就可以把我们吃了。
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全面转换的稳定货币，就像在货币局机制下的旧新元。
土地和交通政策交织在一起
在新加坡，土地和交通政策是交织在一起的。在60年代末期，国家发展部成立了国家及城市设计局，它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市区重建局。国家及城市设计局建议兴建现在的泛岛快速公路、东海岸快速公路，以及中央快速公路。
我们的规划员告诉我们，这些高土地密集的快速公路，只能应付基本的需要。要成为一个现代化有活力的都市，我们需要投资一个公共快捷交通系统，准时在上午把人们送去上班，准时在黄昏送他们回家吃晚饭。
这样的系统得以铁轨运作，有明确的优先行驶权。巴士车道是第二选择，而缴付大部分路税的驾车人士完全没有权利。
很少人知道，苏联政府曾经在60年代中期献议为新加坡建造地铁系统。据当时的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候永昌说，如果我们当初接受了苏联的献议，少过10亿元就建成了地铁系统。
当新加坡决定在70年代末兴建地铁系统时，费用是50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由吴博士领导的财政部提倡建立一个全巴士的系统。
吴博士的全巴士系统建议落败多年后，我问他，我们的公路明显不能应付交通量，为什么他当时这么坚持要一个全巴士的系统。他解释，一小步一小步的犯错，那就是投入一辆与一辆的巴士，好过把50亿元投入一个没听过、没试过的系统。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肯定，吴博士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不曾验证：在政治上种下祸根
支持地铁的人比较多，包括候永昌、已故的郑章远、林良玉，还有在1970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过交通部常任秘书的我。李资政和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裁判。比莱领导正式的财务小组。即使在那个时候，吴博士几乎破坏了地铁计划。他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狡猾"问题。他问林良玉，投入人均30万元，好让上午的乘客及时到中央商业区上班，是否合理。
不幸的是，当吴博士发出这道致命问题时，我并不在会议现场。我会辩说，地铁系统让往返郊区更便利，这会提高房地产的价值。在不必提高房地产税率的情况下，收入将会增加，带来兴建地铁东西线所需的50亿元。郑章远是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他表达了同样的论点，不过比较夸张。他说，卖出刚填好的滨海填土地段就会有足够的资本兴建地铁线了。
不过，话说回来，吴博士认为全巴士系统也能取得同样效果的看法，也没有验证过。年轻的部长采取了避免失败的做法。在合理化的名堂下，进入市区而重复地铁路线的巴士服务终止了。尽管地铁的服务更加优越，但是地铁的车资只比巴士车资略高。
我记得很清楚，总理（现在的资政）呼吁他的内阁，把地铁车资定在比巴士车资高许多的水平。他指出，如果一开始时的车资就不按公平的经济价值定价，那就是确保优越的地铁服务车资必须高过巴士车资，我们将会永远无法摆脱不经济的车资结构。如果一开始不咬紧牙关，公共交通车资问题就会在政治上种下祸根。 两家垄断的局面可能更糟
当新加坡电车公司在1970年倒闭时，交通部长杨玉麟、我作为他的常任秘书、以及车辆注册局局长吴永鸿，急忙把在北部、东部和西部营业的四个主要华人巴士公司组织起来，接手新加坡电车公司进入中央商业区的路线。我们决心不再只依赖一家主要的巴士公司。
错误战略使地价飙升
我在1972年回到财政部，很惊讶从报章上读到，政府将把所有四家巴士公司合并成为新加坡巴士公司。随后它们得到了明智的咨询，在经过思考后，八达巴士公司成为第二家巴士公司。
应该由一家公司经营铁路，即新加坡地铁公司，或是两家，由康福德高经营东北线，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正如吴博士会坚持的，竞争的考验是在铁路和巴士之间，并不是比较新加坡地铁公司和康福德高。
在新加坡这个小市场，两家垄断的局面可能比一家垄断的局面更糟。正如林良玉多年后告诉我，归根究底，问题出在兴建第一条地铁线时出现激战之后，兴建第二条、第三条地铁线变得太容易了。吴博士已不在位监督地铁系统是否真的可行。政府靠自动驾驶仪飞行。 因
为"怕输"心态，他们加剧了不公平的竞争局面。公共交通理事会，就如全国工资理事会，都应该休假了。正如韩瑞生说的，政府应该学习不要画蛇添足，让巴士自由与地铁竞争。
车资上升（或下跌）应该由个别经营者决定。学校巴士经营者要涨价，不必征求公共交通理事会同意。
土地政策：潜在价值
建屋局建造90万个单位的组屋安顿85％的人口，成就不小。可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成本极为低廉的住屋计划，它的基石是《土地征用法令》。这个法令允许国家以发展前价格，征用私人土地作为公共用途。
吴博士吩咐当时还是年轻公务员的我，起草一份内阁备忘录，建议在针对征用地作出赔偿时，将潜在价值排除在外。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业主从道路、沟渠、阴沟、能源和水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受惠。我们所要支付的，应该是在公共发展前原始土地的市值。
我们的政策并不鼓励土地投机。针对更换用途而征收的发展费，属于相同的概念。而事实上，国家所认可的潜在价值大约是一半。很少民选政府会有足够的实力去推行这种灵活的政策。可是人民行动党能够。
可悲的是，吴博士在标定地价时所展现的清晰思路，近年来却已经不复存在。首席估价师根据机会成本的概念，在国家发展部或贸工部的指示下，以莱佛士坊作为估量土地的指标，假设新加坡任何地点的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有潜能成为莱佛士坊。
我当时在财政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社会发展及体育部跑来，向我们要求额外预算，以协助一些负责慈善场所的自愿团体支付大幅调高的租金，而这些场所都归土地局所有。
同样的，经发局也要求更多的资金，以帮助一些在新加坡设立晶圆厂的跨国企业，支付更高的土地成本。我们骗自己，以为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智慧岛。
港务集团在中转港的收费方面，失去竞争力。一时失算，我们便给丹戎柏勒巴斯打开了机会之窗。
新加坡近年来丧失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根源，便是我们怪异的土地价格政策。它换来什么？只不过是头昏脑胀的账目转移。经发局同建屋局密切合作 财政部支付津贴给社会发展与体育部和经发局，而这些款项又作为土地收益还给财政部。只因错误的战略，使整体地价飙升，而新加坡也失去部分竞争力。
那些在战后1950年代成长的人，会记得牛车水腐臭的城市贫民窟，以及蚊虫肆虐的大巴窑。因此，当我们的家庭从1960年代开始迁移到建屋局高楼组屋时，就好像来到人间的天堂。
经发局同建屋局密切合作。经发局创造工作机会，而建屋局则以每36分钟建一间组屋的速度建造房屋。这是一个致胜的组合，成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每一届大选获胜的关键。工作和住屋，为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上天的委托。
建屋局的第一任总裁侯永昌有一次语惊四座，令他的部长级同僚大吃一惊，他建议关闭建屋局，因为它已经为大约80％的国人提供住屋。他认为，我们应该让私人商家为另外的20％人建造房屋。可是老习惯改不了，尤其是成功的习惯。
所以，从提供第一套住房开始，我们又给他们尝到第二个甜头，让他们在提升到三房、四房和五房式组屋时，给予第二个贷款。当房地产价格在1980年代上升时，可以说左右逢源。建屋局以为它的新组屋申请等候者的长龙会源源不断，于是倾力而为。
可是好景总有尽头。19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需求忽然中断，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增值来赚钱的人。长龙消失，而建屋局也留下总数达1万7000单位的未售组屋。如果建屋局是一家私人企业，老早便须走向破产。可是作为一家法定机构，承担一切的财政部还是让它生存下去。
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
随着新组屋需求下降，建屋局推出了现在所称的中期翻新和主要翻新计划。在设想之初，明确的意愿是让住户缴付50％的成本，而另外的50％则由政府承担。可是最后，为了要争取75％的大多数人投赞成票，住户所承担的比率便由50％降低到接近20％。
这是我们争取翻新授权时"怕输"的方式。即使如此，在最近的一两次民意调查中，建屋局并无法争取到75％的大多数人同意翻新，理由是翻新后组屋的再售价，近来已低过翻新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增值。
同样的，公积金会员在公开售股时以折扣价购买的新电信股票，股息收益率都少过2.5％，而这正是中央公积金局针对会员存款所支付的利息。
由于新电信股票是以每股3.60元定价，所以这只股上市后并没有第二级市场。除了政府股东之外，大家一无所得。虽然售股的良好动机，在于扩增一般公积金会员的资产，可是市场却给每个人一顿狠狠的教训。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
作为中央公积金局主席，我当时曾经吁请财政部以政府长期公债约4％的利率付给公积金会员，而不是鼓励他们投资到单位信托上面。公积金的小鱼肯定会被不公平市场上的鲨鱼所吞没。令我最痛心的是，公积金会员进场投资之后，一旦失去工作，便没有余款来偿还建屋局的抵押贷款。 当林祥源担任国防部常任秘书时，有一天找我讨论全面防卫的概念。我们都同意，全面防卫必须包含经济防卫、社会防卫、心理防卫以及从国防部的观点，作为磐石的军事防卫。在经济部门服务大半生的我，却认为包括军事防卫在内的一切当中，稳固的经济才是磐石。我们都同意各持己见。
我要引述凯恩思的话结束我的演讲。他说，即使是最明智的政治家，经常都会成为一些过时哲学家的奴隶。用简单的话来说，便是政治人物经常都会被经济学家所误导。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为专业经济师而言，我们的责任重大。回到我开始说的，我请求我们的经济学家接受这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时我们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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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为什么缺少竞争力？ZT
国营企业为什么缺少竞争力？ZT
1. 从经营主体上看，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无论经营者，还是生产者，都是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都是间接的。只有名义上的所有权，有限的支配权和决策权、占有权；
Comment: It is good to see the large shareholder be in the managment team in a listed company.2. 从分配机制上看，国营企业职工的待遇多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多劳未必多得，多得也是有限的，灵活性和利益激励机制自然无法与私营企业相比；
Comment: No comment, but Buffert said, good business model is much better than able management.
3. 从管理模式上看，几乎我国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是企业加政府再加军队的模式，党、政、工、青、妇，配套；机构设置，对口；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谁又敢碰？
Comment: small and beautiful company.
4. 从转轨变型后的国营企业看，我国国营企业改组的股份制企业多是圈钱的工具，广大散户股民只有买单的义务，没有决策和监督的权力，企业的经营模式和机构设置，并没有大的转变；
Comment: A company with institute investor a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sometimes, is similar as a 国营企业. All are based on human nature.
5. 从承担的社会负担看，我国国营企业多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要面对众多的婆婆，承担众多的社会责任，竞争力自然大打折扣。
Comment: Be careful about the a listed subsidary company.
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所有权决定的支配权、决策权、分配权、占有权上。同样水平，只有有限支配权、决策权、分配权、占有权的国营企业经营者，怎么能够与拥有全部支配权、决策权、分配权、占有权的私营企业经营者抗衡呢（即便私营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者在上级关切度和授权度、监督上也不会完全一样）？ 我想，这就是国营企业为什么缺少竞争力的原因吧？
原来的外汇储备观已经过时
原来的外汇储备观已经过时
李扬 2004
作者：李扬，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较快乐。根据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数字，我国外汇储备 已将近3200亿美元。在今年头两个月内，人行每个交易日平均购进7.2 亿美元， 增势非常迅猛。进入3 月份后增势稍缓，因为我国外贸已经出现逆差。尽管如此， 我国外汇储备增势还会持续，估计到年底应能达到3500亿左右。
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资金的国家，却还在不停地堆积外汇，这 等于将自己用产品和劳务辛辛苦苦换来的宝贵资金低成本地放给外国用，这是不 经济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中国已不是资金缺乏的国家
中国资金缺乏吗？
我要指出的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经出现资本外流。从1996年开始，中 国开始出现明显的资金过剩现象。
资金过剩有几个表现：一是银行出现大规模的存贷差，也就是存款大于贷款， 到2002年底，存差总量已达到4 万多元人民币，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二是持续 出现资金外流；第三，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这些都是国内资金充裕的明证。这说明，认为中国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的说法已 经过时了。
持有那么多外汇储备是否过多呢？我认为并不过多。过去一般认为：外汇储 备规模应能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在没有任何外汇收入的情况下，足以 支付3 个月的进口；二是在没有任何外汇收入的情况下，足以让当局有能力支付 短期债务；三是当汇率出现波动时，能有足够的外汇用来干预汇率，使之保持稳 定。
现在很多人还是用这些旧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这是比较陈旧的 观念。 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三个看法在国际经济界都已经不再是主 流，各国外汇储备的实践都已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
“维持信心”是外汇储备的核心功能
虽然1974年牙买加协议已经确定了全球实行浮动汇率的格局，但真正大规模 实行浮动汇率则是在这次危机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任何国家要想运用自 己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汇率，都是徒劳的。 比如泰国，危机之前它拥有300 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 来说，这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当泰铢遭遇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时，泰国央行沿 着传统的思维，动用了这笔钱来试图维护其固定汇率体系，结果，在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里，这笔外汇储备就花得所剩无几，而泰铢一路下泻的趋势丝毫没有改变。
在韩国、阿根延、巴西等国，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当外部冲击发生时， 货币当局都想通过抛售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而结果都是，宝贵的外汇被 花光了，本币却依然暴跌不止。
所有这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惨痛事实促使人们重新思 考一个问题：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小国能不能抵御富可敌国的国际投资资本 的冲击？
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在新的形 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抵御不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至于小国的小货币，其生 存空间显然是越来越小了。
于是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货币汇率上出现了两大趋势：一个是 浮动汇率被各国广泛采纳，很多国家都放弃了各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 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另一个就是，美元化得到相当大范围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没有了干预外汇市场的需要，各国已经 不必为维持汇率制度稳定而保有大量外汇储备。
而美元化则是一个比实行浮动汇率更为消极的应对战略：为了从根本上杜绝 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不仅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而且放弃了 对本国货币供应的控制。 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地区已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原因是他们的货 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客观上不需要持有太多的外汇储备 ；实行浮动汇率制帮他们大大“节约”了对储备的需求。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日本却都普遍增加了外汇储备。 原因在于，在美元、欧元两大货币区的挤压下，这些国家普遍感到了有提高对其 本国货币信心的需要。 所以，外汇储备的职能已不在于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和支付债 务的需要。在IMF 对外汇储备功能的新表述，“增强对本币的信心”被放在核心 地位上。简单地说，外汇储备过去是准备“用”的，而现在，则主要是给人“看” 的。
外汇储备是可生利资产 由于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生了变化，外汇储备正演变为一国的财富，成为 一国政府的主动积极的投资。因此，对外汇储备规模的讨论就不应简单地集中于 “多”和“少”上。
应当更正那种认为持有那么多外汇储备是“浪费”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 在我国各类资产中，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是相当高的，去年是5%左右，按照去 年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当有上百亿美元的进帐。试问国内投资目前有多 少能达到这么高的收益率呢？ 外汇储备的投资性运用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据我所知，现 在已经有20多个国家索性就把自已的外汇储备交给美林、高盛这样信誉卓著的大 公司来操作运营。这纯粹就是商业性操作，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是顺应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反过来 想，如果一国当局持有大量外汇且获利甚丰，国际投资者对于该国经济运行的能 力就会有较好的评价，因此会更愿意同该国加强经济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投机者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动力会大大下降，因为其成功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
外汇储备增加促时中国经济增长
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调节总供求。我们知道，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 求不足。总需求由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两部分构成。所谓国外需求，是通过进出 口来体现的：如果我们是顺差，则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的拉动， 反之，如果是逆差，则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众所周知，进出 口出现顺差，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这就是说，外汇储备增加，对于增加需 求，对于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意：上述机制是针对一个需求约束型经济而言的，如果是供给约束型经济， 情况则相反。我以为，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所以对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有不甚正确的 看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这两种不同情况进行认真区分。
外汇储备的增加，同时还有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经济 的对外开放，在相当大意义上就体现为外资的大量进入，正是大量外资进入，才 促进了我国很多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而所谓外资流 入，在外汇储备上的反映就是外汇储备的增加。
因此，现有外汇储备是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而且外汇储备的流向通常也反 映了全球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因为你经济比较好，所以人家才愿意来，这是世界 各国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表现。
外汇储备多少与人民币走势强弱有一定的关系。显然，外汇储备多，人们就 会认为人民币背后有着强大的国际储备资产的支撑，因而就更放心地跟中国开展 贸易和进行投资，从而可能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和外汇收入的增加。这对于推动 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中的广泛使用当然是有利的。另外，外汇储备多，表明外面资 金流入的多，外汇供应多，对外汇的需求相应地会少些。从外汇供求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可能会使人民币走强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的确 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外汇市场的供求以及外汇储备的多少。
货币当局对外汇可控空间不大 在外汇储备越来越突出其作为一国之财富的功能的情况下，它与一国经济的 运行虽然仍有很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已经失去了一一对应性。就是说，直接 用外汇储备的增减、多少来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已经十分片面了。
一个重要事实是：外汇储备的增加或减少，一国货币当局可以控制的空间其 实已经并不大。如果刻意为增加或减少外汇储备来采取什么措施，反而可能会对 国内的经济运行造成不利的伤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曾想搞一套外汇预警指标体系，试图通过对 外汇市场变化的分析来监测经济的运行。世界各国都搞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模型在 运行。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模型的用处并不大。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运行情 况非常复杂，其中很多因素我们还未搞明白。在对许多变化的认识都没有弄清楚 的情况下，搞起来的模型能起什么作用呢？
所以，对于如何掌控外汇储备与GDP 之间的所谓比例关系，现在没有什么措 施，在我看来也不用刻意去采取什么措施。
但是，有一条必须时刻注意，这就是国内经济的运行状态，只要国内经济运 行状态良好，外汇储备的变化态势就是可以接受的。
发达债券市场可消除外汇储备之弊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变化自然还要对国内的金融运行产生重大 影响。众所周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外汇储备的增多，使人民币的发放增多。因 为，官方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其在货币当局帐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 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构成我国基础货币的主体部分。这就是国际学术界所说的 “输入通货膨胀”问题。
2002年，中国增加了900 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1 ：8.27的比价，就是 将近8000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上，这对于中国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显然 是个不利的因素。
虽然我国最近几年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因而，增加基础货币常常为 我们所需要。但是，外汇占款的过多、过快增长，可能超出我们基础货币增长的 需要。因此，为了收回因购买外汇而增加发放的基础货币，我们的货币当局必须 卖出些什么。
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卖，货币当局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可供使用，没 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 比如说，如果货币当局持有大量的国债，它现在就可以在买进外汇的时候卖 出国债。但是，现在，人民银行手头没有这么多国债。
人民银行现在主要用回购的方式来对冲外汇占款。去年我们还曾经采取过一 些临时性的手段，比如发行人民银行票据，发了一千多亿，创造出人民银行自已 的负债并将之“卖出”，以此来对冲外汇储备增加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这 些方法都不是最好的。
从根本上说，必须要等到中国的债券市场有了大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问题。现有国债市场规模根本不够。目前我国基础货币规模在4 万亿元人民 币左右，而国债余额只有2 万多亿，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不能流通的，可流通部分 还有大部分在商业银行及一些机构投资者手里，可供人民银行去“操作”的国债 是很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不仅是在为发展我国市场化的货币政 策操作机制创造条件，而且将有利于我们“对冲”外汇储备增多的不利影响。这 是我们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霍英东
晚年霍英东（南都周刊 供图）一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霍英东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合影（南都周刊 供图）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二
霍英东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则表现得要含蓄很多。不过，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就是基于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李氏举动，在当年并非孤例。19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大陆，成为经济复兴中最为耀眼和活跃的一支，其初战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霍英东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霍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近乎“无赖”的做法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一万多名市民。
蛇口工业区的首创者袁庚曾经讲述过一个很珍贵的细节。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开辟经济特区，某日，霍英东、李嘉诚带了13位香港大企业家来蛇口参观，霍在酒席间提出，他们对蛇口很有兴趣，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此论在席间一提既过，再无复议。晚年袁庚曾对媒体很遗憾地谈道，“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些往事都如秋风中的黄叶，飘摇入土，不复寻踪。其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在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曾经以十分积极和热烈的姿态投入于大陆的经济复兴运动。他们已经预感到一块比香港要庞大上千倍的商业大地正在隆隆崛起，凭借他们业已聚集的财富、智慧和血缘的优势，将有可能缔造一个更加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意外地峰回路转，这些在自由经济中浸泡长大的商人们，其实对于转型时代的种种商业运作非常的陌生和无法适应。
至今我们看到，香港巨商在大陆的成功绝大多数与不动产有关，在今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黄金地带，很多超级楼宇的主人都是这些港九商人，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是他们十分在行的金融服务业，香港商人鲜有成就者。他们最后选择了似乎是最安全、最具景气特色的参与方式。
对霍英东来说，慈善和体育成为他在大陆最大的投资领域。据最新的披露，他先后投入了40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这在众多巨商中应名列前茅。他对于祖国体育事业的热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1974年，中国想要重返国际奥委会，便请动时任国际足联执委的霍英东帮忙，霍多次往返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四方斡旋出力颇多。为了奖励奥运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3259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霍英东与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南都周刊 供图）
三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毒辣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染指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邵逸夫和包玉刚对家乡宁波从来不忘关爱，李嘉诚对家乡潮汕的投资也算得上不遗余力，在东南沿海的各个侨乡行走，四处可见香港人建的学校，造的医院，开的工厂。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
这是一个面积为21平方公里的小岛，若非霍英东，至今仍可能沉睡于荒芜之中。从1988年开始，霍英东就发誓要将之建成一个“小广州”。这位以地产成就霸业的“一代大佬”显然想把自己最后的商业梦想，开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这也许是老一辈华人最值得骄傲的功德。据称，在十多年里，只要身体状况许可，每逢周三他必坐船到南沙，亲自参与各个项目的讨论，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东参加的南沙工作例会就多达508次。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亿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霍英东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还有“霍英东折戟南沙”的报道出现。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曾记录一事：某次，讨论挖沙造地项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费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东一愣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知道，如果请东莞人来挖，是8元一方，请中山人来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嘻笑着说，“是呀，我们是漫天价。”何铭思记录说，“霍先生咬紧牙根，似乎内心一阵愤懑，兀自颤动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从未见他对人发脾气，当日见他气成那样，可见受伤之重。”霍也曾对人坦言，“自己一生经历艰难困苦无数，却以开发南沙最为呕心沥血。”但是，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
这些庞大的设想，至今仍是蓝图，“南沙情结”可能是霍英东这一代商人最后的传统。事实上，千百年间，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际遇，而所谓“江上千帆争流，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往来”。名利场从来是一座偌大的锻炼地，人生百味陈杂，世态凉热无常，待到金钱如流水从指缝间川川淌过之后，即便是再铁石的人都不会无所感悟。霍氏晚年执著于南沙，却可能已超出了牟利的意义，而更多的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四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以直觉行商，以情义交人。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重情爱乡，古道热肠，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霍英东版南沙
霍英东与南沙
已故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说过，应该把广东的省会搬到南沙，因为南沙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最早发现南沙价值并开发南沙的并不是广东省或者广州市，而是霍英东。
十年之前，霍英东就开始在南沙进行投资，迄今已达30多亿人民币。有人说，霍英东想把这块面积三倍于澳门的地方建造成广州的尖沙嘴。但是霍英东反复强调，他投资南沙不求回报，不是做房地产生意。他说：“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想。”他建造的是一座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新型城市。他把南沙视为一件极其高贵的艺术品，呵护备至。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请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甚至于每一条船，都是从世界各地精心挑选后购买的。
在今年3月的广州“两会”上，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宇对记者说，父亲1985年带着他第一次去南沙，那时他根本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记忆中全是旅途的颠沛。因为，当时直线38海里的路程，要经过3天的辗转才能走完。最初开发时困难重重。霍英东坚持不占农田，而是填海炸山。由于南沙当时到处都是烂泥湾，修建海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父亲想要将南沙与香港的船程缩短到1个小时15分钟，但全世界都买不到这么高速的船，于是又建了一个造船厂，自己设计制造高速快艇。”
霍英东每周都要到南沙走一趟，四处关照一下。这可能是他在内地最后一个大的投资项目了，他为此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并准备将它作为几代人的事业来做。他说，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已经有年龄的问题，构想中的南沙不敢先说出来，我毕竟是民间投资，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帮助。”
据称，在开发建设南沙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做出过许多伤害霍英东热情的事情。起初同番禺的合作还算愉快，但近年来他却感到荆棘丛生，举步维艰。霍英东一生奉行一个“忍”字，一向说话含蓄，行事谨慎，很难看出有什么腹诽，但据知情人士说，一些地方官员只图小圈子的利益，心胸狭隘，目无大局，为霍英东的项目制造了很多人为的矛盾与困难。当时友人奉劝霍英东就此罢手，霍英东只是沉默不语。
霍英东“忍”到了番禺撤市改区，他周围的人高兴地喊：“这样一来，天都光了！”他们认为番禺成为广州的行政区域后，过去许多人为的矛盾一定会得到化解，因为霍英东的合作者变成了广州这样一个大市，大市自有大气度，虽然双方在建设南沙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和种种纠葛，但如果出于公心，双方最终应该能够精诚合作。
如何定位南沙？
但面对广州上下对南沙的狂热，霍英东不可能不担心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遭到冲击。广州现在发现了南沙的价值，要在更大空间内整合城市经济，使广州形成“山城田海”的新格局，实现令人心仪的“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目标。但这种整合可能会令霍英东的南沙承载诸多潜在的问题。
林树森说，不要与尖沙嘴比，尖沙嘴太小了，我们讲的是大南沙的概念，“以后广州的重化工业都将往南走，这就比尖沙嘴大很多。”林树森将南沙比做东京湾，气魄之大，在广州脍炙人口，霍英东听来却是心有疑虑。
霍震宇对我们说出了他父亲的担忧：政府把南沙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准备将老城区那么多工业转移到南沙，不但南沙的环境岌岌可危，而且由于广州一年有八九个月的东南季风，整个广州都要受到影响。还有人指出，南沙一带水网交错，与广州水系一脉相连，水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一座霍英东理想中的高尚城市，会不会尚在襁褓之中便遭遇工业污染的戕害？
对此，林树森解释说：“现在我们想把重工业南移，是想将南沙变成‘水海工业区’，大家都知道用轮船来运货物比用火车运便宜很多，南沙这个地方从地理位置上讲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在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用管道运输气体、液体，都是最经济的。所以，我们提出工业南移只是要利用南沙的地理优势，而不是要把污染工业南移。”
他不认为工业等于污染。“大家担心的是重工业比如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工厂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实现代工业已经不同于传统工业，现在的工业是规模越大，污染越好处理，这里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
为了打消霍英东和我们的疑虑，林树森一一做出说明：“造船方面，现在南沙本身就在搞造船厂，我们将广州造船厂移到南沙，只是将船厂的规模扩大一些，并不存在污染的问题。钢铁方面，我们现在也已经很少直接从矿石里炼钢了。现在不但是本田在广州搞汽车厂，起码有3个汽车厂同时在做了，还有100多家汽车零件厂也在广州落户，将来钢铁可以直接用汽车工业的废旧钢铁来进行冶炼，污染是很小的，现在我们的珠江钢铁厂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了。”
面对林树森市长的自信与乐观，霍震宇以及另外一些广州市政协香港委员还是做出了如下忠告：南沙的开发和建设必须注意环保，因为环境生态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可能会转移其投资，因此应该制定合理而严谨的法规来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投资者的长远利益。
日本百万富翁 生活低调与常人无异
人们可能一直认为百万富翁们经常爱卖弄自己的财富，将巨额金钱花在珠宝和豪宅上。 虽然日本百万富翁已超过131万人，但调查显示，大多数百万富翁的生活很低调。
美林证券日本公司今年6月间发布的2004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日本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财产的人数在2003年年底已达到131.2万多人，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全世界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翁则有770万人。
日本百万富翁人数的上升要归功于高达28.7%的储蓄率和日本在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了2.7%。那么这些百万富翁是如何想的，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与一般的人有什么区别？
据在东京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报道，本身也是百万富翁，现年36岁的本田开始对此进行调查，他向2002年日本1.2万名个人纳税大户寄送了问卷，并收到了近1000人的回复。
他发现，多数百万富翁可分为五类人：商业所有者、医生、律师、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人士；公司高级经理层；巨额遗产的继承者；音乐家和作家这样的艺术家。本田说：“他们都在从事他们所热爱的事业，而不是像多数人一样在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本田说，百万富翁喜欢与他们共事的人，他们花的钱要少于自己的收入。他们与自己的伙伴、孩子、朋友和熟人的关系都很好。许多百万富翁在过去都可能经历过金融或者婚烟上的挫折，并从中吸取了教训。 他指出，与一般人认为富翁们挥金如土的普遍印象相反，许多现实中的百万富翁都过着节俭的生活。
许多现实中的百万富翁都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他说：“他们可能是一位拥有五六家干洗店的老板，也可能是一个身穿破旧制服驾驶货车的男子。你永远想不到他会是一名百万富翁。” 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文化标榜个人主义，日本文化却偏重群体观念，这使得日本的百万富翁相对于美国人显得更低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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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投资银行和凯捷资讯公司发布的《2004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至2003年底，美国的百万富翁已经达到227万人，是全球富豪最多的国家。香港则成为全球富翁激增最快的地区，在所有68个参与全球财富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飙升了30%，其富豪人群的财富总值为4370亿美元。中国内地的富豪总数已达23.6万人，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世界华人首富--林绍良
記本會榮譽會長林少良先生
在美國著名雜志《財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級富豪排行榜中，總有數十位海外華人的名字。華人經商致富的名聲已遠遠超過猶太人。而在眾多華人億万富豪中，誰執牛耳呢？當屬擁有70億資產的印屆華人林紹良。他是當今世界12大銀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稱。他的財產不僅超過了享有世界聲譽的船王包玉剛、工商巨子霍英東，而且也超過了地產大王李嘉誠和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雄踞世界華人第一大富翁的寶座，成為印尼乃至東南亞的首富。然而誰能料到，這位當今擁有億万家業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賣花生油的小販。他的傳奇經歷和戲劇性的發跡史惹人矚目，而其成功的秘訣更令人尋味。
在美國著名雜志《財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級富豪排行榜中，總有數十位海外華人的名字。華人經商致富的名聲已遠遠超過猶太人。而在眾多華人億万富豪中，誰執牛耳呢？當屬擁有70億資產的印屆華人林紹良。他是當今世界12大銀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稱。他的財產不僅超過了享有世界聲譽的船王包玉剛、工商巨子霍英東，而且也超過了地產大王李嘉誠和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雄踞世界華人第一大富翁的寶座，成為印尼乃至東南亞的首富。然而誰能料到，這位當今擁有億万家業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賣花生油的小販。他的傳奇經歷和戲劇性的發跡史惹人矚目，而其成功的秘訣更令人尋味。
1916年7月16日，林紹良出生于中國福建省福清縣海口鎮牛宅村里一個殷實的農民家庭。林家祖輩以种田為生，有祖傳的水田30畝，一頭水牛和一些農具。父親為人朴實敦厚，林紹良在父母的教誨和熏陶下，繼承了家風，性情溫和，聰慧机智，頗得父母的喜愛。 7歲那年，林紹良便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他學業進步很快，深得老師的贊賞。他先后念完了《四書》、《詩經》、《幼學瓊林》、《左傳》等書，對書中的忠烈俠士极為崇拜，同時也使他具備了儒家道德觀念。 林紹良的家鄉是個田少山多的貧困地區，許多富有進取心的年輕農民都想到外地去闖世界。他的叔父去了印尼，在林紹良11歲時，大哥林紹喜也离鄉背井到了印尼。
1931年，15歲的林紹良結束了他的私塾生活。父母為他在村東大路旁租下一間小屋子，開了一家小面店，由林紹良出任"老板"。小小年紀的他，勤勉肯干，店內外都由他獨自一人料理，生意做得很靈活，不到半年，竟賺了不少錢，顯示出他在經商方面有极高的天賦和才華。 可是，好景不長。"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東三省，人心惶惶，林紹良的面店也只好關門。
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第二年，日寇的鐵蹄踏上了福清的土地。一時間，兵荒馬亂，百業凋敝，鄉下的青壯年勞力接二連三地被抓壯丁。
為逃兵役，許多福清青年變賣家產，遠渡南洋去謀生。這時，抓壯丁抓得更厲害了，林紹良眼看難逃此關，也准備去南洋。恰巧村里有一印尼華僑歸來探親，林紹良便求他帶自己去印尼投奔叔父。那華僑爽快地答應了。兩人合計作為"父子"上路，一來可遮人耳目，二來可省一半路費。
听說儿子要出洋，父母心里都很難過。但林紹良講得有道理："樹挪動要死，人挪動卻活，干嗎要把儿子困死在家中呢？"既然紹良有志，父母就由他去吧。臨行前，母親握住林紹良的手，含淚說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處事要有中國人的教養，凡事多忍讓。万一跟人發生爭執，一定要記住：退一步，海闊天空；進一步，逼虎傷人。" 怀著父母的養育之情，牢記父母的諄諄訓誡，林紹良邁出家門，走向那遠方的陌生土地。
1938年春天，林紹良來到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的古突士鎮，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財金在鎮上開了個花生油店，林紹良就在店里當學徒。他每天起早貪黑地干活，空余時間還要學習印度尼西亞語及爪哇方言。當時的印尼，也不是安樂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這塊土地。爪哇島上烽火連天，經濟凋零，生意人想要賺錢，談何容易。林紹良發現，在店中坐等顧客上門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銷，叔父答應讓他去試試。 于是，林紹良走街串巷，上門推銷花生油。這一招還真靈，銷售額成倍地增長。叔父高興地給他加了薪，鼓勵他繼續干下去。 2年后，他有了些積蓄，就想獨立創業，去尋求大的發展。他做起了販賣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將買來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舊報紙包成小包，天還未亮，就騎上自行車，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寶□市去販賣。時至今日，林紹良每當回憶起這段"騎自行車販賣"的艱苦生活時，深感艱苦歲月對他日后事業的發展影響极大。他不無感慨地說，人需要經得起磨煉，才會有所進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亞宣告獨立。但日軍剛退出印尼，荷蘭殖民軍又卷土重來。一場抗擊荷蘭殖民者的獨立戰爭打響了。 當地華商在中華總會的領導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獨立戰爭，林紹良是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一個。有過几年經商經驗。獨具慧眼的林紹良預感到自己大顯身手、獨闖天下的時机到了。他确信，這場戰爭的最終胜利必將屬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業成敗則与這場戰爭息息相關。
于是，他毅然离開了在异國他鄉唯一依托的叔父，選擇了一條充滿危險的路--給印度尼西亞軍隊運送軍火和藥品。 恰逢前些時有一位高級領導人為擺脫荷情報人員的追捕，潛入古突土鎮隱蔽，中華總會把這項掩護任務交給了林紹良。這位名叫哈山·丁的領導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紹良結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的岳父。正是通過哈山·丁的關系，林紹良結識了中爪哇第四軍區蒂波尼哥羅師的軍官們，其中一位便是印尼的現任總統蘇哈托，而當時蘇哈托是這個師的上校團長。
林紹良找到蒂波尼哥羅師的軍官們，跟他們說明了要為他們運送軍火的想法。對于處于被圍困之中的孤軍來說，這無疑是雪中送炭。他們對林紹良的英勇行為大加贊賞，并表示提供安全保護。 雙方一拍即合，認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運輸路線。不久，林紹良冒著生命的危險，用帆船載著從新加坡購買的武器及軍需物品，憑著對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過荷軍封鎖線，把一批軍火安全地運到了中爪哇印尼軍中。就這樣，林紹良押運軍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軍的封鎖線，如入無人之境。每次運抵前線，印尼官兵都向他歡呼致意。他從軍火生意中獲取了相當可觀的利潤，同時又与蘇哈托等印尼軍官結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這為他日后事業上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販運軍火、藥品的同時，林紹良敏銳地發現了另一宗可獲大利的買賣--丁香生意。 當時，中爪哇生產的丁香煙遠近聞名，銷路很暢，大大小小的煙厂應運而生，發展到上百家。這樣，作為生產香煙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達2万多吨，遠遠供不應求。丁香生意利潤确實誘人，但風險极大。丁香盛產于印尼東部的馬魯吉群島，要把丁香運抵中爪哇，必須穿越荷蘭軍隊的重重封鎖線，弄不好就人財兩空。
具有精明的經營頭腦，又有過人膽識的林紹良，根据以往販運軍火的經驗，設計出一條丁香運輸路線：從產地馬魯古群島裝貨后，繞道新加坡，再經販運軍火的通道，突破荷軍封鎖線，運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將丁香發到各地煙厂。 一天傍晚，林紹良把一批軍火押送到印尼軍營后，便來到蘇哈托的團部。兩位摯友見面后就親熱地交談起來。林紹良把販賣丁香的想法如實相告，并請求蘇哈托團長派兵保護。蘇哈托二話沒說，一口答應下來。
有了蘇哈托的特殊保護，林紹良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啟程前往馬魯古群島。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運達那些嗷嗷待哺的煙厂主手中。從馬魯古到古突士，林紹良頻繁往來。蘇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駕"。林紹良的丁香生意在戰火紛飛中暢通無阻，滾滾金錢流進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間，林紹良已成了南洋頗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戰，終以印尼獲得獨立而告終。心怀大志的林紹良，在一連串生意上的成功后，也決心大展鴻圖。古突士鎮這個曾經使他發跡之地再也不能滿足他事業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將自己的貿易公司遷到首都雅加達。 此時，印尼的經濟面臨著如何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家園的首要問題。林紹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經營戰略：從衣食住行入手，相机進入其它領域。
從1954年起，他相繼辦起了肥皂厂、紡織厂、輪胎厂以及自行車零件制造厂。隨著企業的發展，他逐漸把目標放在進出口貿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貿易關系。在經營活動中，他体會到，無論是經商還是辦厂，都必須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實現自己的宏愿，必須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國的金融巨頭陳弼臣的幫助下，正式創辦了中央亞細亞銀行。有了銀行做后盾，林紹良在生意場上如虎添翼，自如地應付企業資金的周轉。至此，一個兼有工業、商業、金融的林氏集團已初顯雛形。
這時，林紹良的大哥林紹喜和二哥林紹根也都來到雅加達定居，大哥經營地產業，二哥從事財政業，三兄弟互為依存，共謀發展。
1967年之后，林紹良迎來了事業上又一個高速發展期。這一年蘇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亞總統，次年政府頒布了國內投資法令，為包括華人在內的國內外企業家提供了發展机會。林紹良緊緊抓住了這個机遇，利用他与蘇哈托總統以及其他軍政官員的良好關系，在事業上大展拳腳。
1968年，林紹良經營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獲得了政府給的丁香進口專利權。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現在丁香又為他賺取更加丰厚的資產。他成了名副其實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決定，將全國生產面粉的三分之二專利權交給林紹良。為此，林紹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創業資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國家銀行卻給了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貸款。總統蘇哈托親自主持了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禮。經過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產的面粉已達國內需求量的80％，成了亞太地區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紹良由此也成了全國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紹良還以其特有的預見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隨著新的經濟發展計划的制定，外資、合資企業的涌現，國內冷落多年的建筑業會漸漸复蘇。于是，他立即投資1億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產量達100万吨。此外他還建造了另外兩座水泥厂。僅僅3年時間，林紹良的水泥集團生產的"三輪牌"水泥產量近1000万吨，約占印尼全國水泥總產量的一半以上，成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業，他本人也被譽為"水泥大王"。 此外，林紹良憑借他的雄厚實力，又插足房地產業。他在雅加達等地購得土地2100公頃，成為印尼最大房地產商。林氏集團每年在房產方面的投資几乎占印尼私營建筑業的20％。
在林氏企業王國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是金融業。盡管林氏集團經營的工業、商業、建筑、房地產、旅游業等非金融的資產約有30億美元，但其金融業的總資產卻達40億美元。 1974年，林紹良抓住政府開放資本市場的良机，決定由中央亞細亞銀行与美國舊金山國際化學銀行、日本長期信貸銀行、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團共同投資組成多國金融公司。1975年，林紹良在飛往香港的飛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辭去泛印銀行總裁職務的"銀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談中，林紹良發現此君才華橫溢，精通銀行業務，便立刻邀請他到中央亞細亞銀行供職，并允諾給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紹良慧眼識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馬"。中央亞細亞銀行在他們兩人的共同經營下得到了飛速發展。該行1978年收購了印尼商業銀行，經過8年努力，其總資產增加了332倍，存款額增長1253倍，在全印尼設有32處分行，而且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門及美國的加州、紐約等地設有分支机构。中央亞細亞銀行不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銀行，也被公認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銀行之一。1983年，美國《公共机构投資者》雜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銀行家名單中，林紹良被列為第六名，成了揚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斷的資金和眾多的銀行作后盾，林紹良又涉足于國際貿易，而且一登場便一鳴惊人。在短短數年內，先后購買了美國、荷蘭、泰國、菲律賓和香港的多家公司，從而使林紹良頭上又多了一頂"商貿大王"的桂冠。 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紹良已經實現了他那"企業王國"的夢想。"林氏王國"主要由兩大集團构成：一個是三林經濟開發公司（三林集團）。"三林"是指林紹喜、林紹良、林紹根三兄弟。三林集團控制了兩個大財團，即中央亞細亞銀行和華仁誼集團。前者是印尼最大的私營銀行，林紹良本人占24％的股份。華仁誼集團則經營進出口貿易、制造業、建筑業。另一個林氏集團是由林紹良与福清同鄉林文鏡合資組成，兩人各占30％股份。該集團以專營金融業務的第一太平投資公司和專營貿易的第一太平企業公司為主，業務跨越亞、美、歐、非各洲。兩大集團下屬192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個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涉及到金融、地產、礦產、汽車制造、電于、交通、种植、木材、航運、建筑、旅游、保險等70多种行業。林紹良以其雄厚的財力、龐大的勢力，稱雄于印尼，威震東南亞，被譽為"亞洲的洛克菲勒"。 林紹良在事業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諱言，林紹良与印度尼西亞現任總統蘇哈托的深交，對他的事業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時至今日，他是印度尼西亞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蘇哈托的私人住所及總統府自由進出的人，而且軍方還慷慨地向他提供一個全職隨身保鏢。林紹良在雅加達近郊的住所也長期受到官方保護。但蘇哈托的幫助僅僅是林紹良成功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因素還在于林紹良本身的個人奮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選用和培訓以及重視人際關系的處理。正如他自己所說："創基立業，一半靠運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儉奮發是華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敗、奮斗不懈、運籌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慮是成功的必備條件。"林紹良正是以這种信念去創造他的業績，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如今，年近80的林紹良已從一線退居幕后，他的三儿子林逢生擔任了林氏集團的總裁。1990年，林氏集團的營業額高達80億美元，其員工約有13.5万人。林逢生就像他的父親一樣深諳經營之道，正進一步地擬訂周密謹慎的環球發展計划。林氏王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領域--以商業技巧來奠定成功基礎，而不再依賴政治上的某种關系。
世界华人首富--林绍良 http://www.nen.com.cn 2003-11-26 09:49:56 东北新闻网 拥有近100亿美元资产的印尼华人林绍良号称“世界第六巨富”。据信，林绍良的财产已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 虽然林绍良已经87岁，并且退居幕后多年，但他“世界华人首富”的影响力依然不减，而且延续到他在大陆的老家。入秋时节，在林绍良的家乡--福清市海口镇举办了一场高规格、多系列的“侨乡之光”图片展，突出宣扬林绍良对家乡海口的贡献。当地政府希望此举能借林绍良的威名，通过打“侨牌”来吸引更多的“林绍良”们前来投资。 拥有近100亿美元资产的印尼华人林绍良，被美国《投资家》杂志列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号称是“世界第六巨富”。据信，林绍良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鲍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被一些媒体誉为“世界华人第一富豪”。 乱世英雄 林绍良1916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牛宅村。林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30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田。林的父亲为人朴实敦厚，他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幼年林绍良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养成推崇忠烈侠士以及儒家道德观念的思想。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军侵占福清，为了避免被抓壮丁，林绍良飘洋过海来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林财金。叔父开了一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当时的印尼也是兵荒马乱，市面萧条，赚钱并不容易。林绍良独辟蹊径，向叔父提出到外面去“搞推销”，这一招十分有效，油店销售额于是成倍增长。 没多久，林绍良想只身到外面闯一闯，便独自做起兜售咖啡粉的小本生意。他每天半夜起床，把咖啡豆磨成粉，然后用旧报纸分包50克或100克的小包，不管严寒酷暑，骑着自行车跑到六、七十公里外的镇上出售。这个生意虽然盈利不多，但却培养他的胆识，接触了很多人，积累了社会经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又打响了。当地华商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周密策划过后，决定从事一项充满机会但危险的业务--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当时恰逢一位名叫哈山·丁的印尼军队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位哈山·丁不是别人，正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后来统治印尼32年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就这样，林绍良通过哈山·丁结交苏哈托，通过苏哈托开始了军火、药品生意，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在这期间，他善于经营的作风和才干，给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林绍良也因此在患难交往中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为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印尼“老大” 曾有评论说，林绍良是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通过结交政要，抓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本国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之机，围绕衣食住行等传统产业，因缘际会，积聚巨额财富。 印尼独立后，国家百废待兴。林绍良仔细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决定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需要着手，从大众的衣食住行开始创业，尔后再相机进入其他领域。林绍良于是先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并从1952年起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 1967年之后，苏哈托出任印尼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迅速拓展自己的事业。 印尼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单一经济的影响，粮食不能自给，每年政府都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林绍良瞅准时机，向印尼政府建议，在印尼国内自行加工面粉。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经过10年的努力，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在这期间，林绍良仍继续经营他所熟悉的丁香生意。在当年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发现了另一宗大买卖--丁香生意。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每年进口量高达2万多吨。凭借与苏哈托的特殊关系，林绍良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相继获得政府授予的丁香进口专利权。这两家公司进口的丁香，约占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巴尔的总产量的90%，林绍良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1975年林绍良又开始涉足水泥生产，没用几年，林绍良的“印度尼西亚洋灰公司”就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集团。印尼目前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而林绍良所属水泥公司的产量，占全印尼总产量的60%。 在政府的帮助下，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并控制着印尼90%的方便面市场、85%的面粉市场、35%的牛奶市场及超过30%的食油市场。 林氏用人术 在早期的经营活动中，林绍良感到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因此决心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盘谷银行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 林绍良在金融界迅速崛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惜重金聘用了一名能干而忠实的合作伙伴--李文正。正如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商人所言：“林绍良事业的迅速发展，主要是他懂得量才用人，敢出大价钱。” 李文正原是香港汪印银行总裁。1972年，林绍良因事前往香港，在飞机上遇到刚辞去汪印银行总裁职务的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对李文正十分赏识，当即邀请他到自己的中央亚细亚银行里来，并允诺给李17.5%的股份。当时，林绍良的银行实际规模比李文正的“汪印”银行小得多，资产也只有“汪印”的1/33，但是林绍良的诚挚邀请打动了李文正，遂决定领命上任。 两人的坦诚合作使中亚银行飞速发展起来。到1983年，中亚银行的资产总额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度尼西亚设有32处分行，形成了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网。中亚银行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也被公认为是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 成功的秘诀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林氏王国”，其控制的旗舰企业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绍良也因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富甲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氏王国”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经营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涉及纺织、水泥、化工、电子、林业、渔业、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黄金宝石、酒楼饭店、医疗器材、电信设备、钢铁等行业。它的基业中心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下属的公司企业，分布在印尼、新加坡、香港、利比里亚、荷兰、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国际财团。 分析林绍良巨大成功的原因，毋庸置疑的是，他与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但苏哈托的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这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也是获得印尼政府支持的前提。一家菲律宾报纸说：“林绍良的企业起到了'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的作用”，这样既会得到政府的扶植，也赢得普通印尼人的认同。 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也是重要因素。林绍良曾对人说：一个人的创业，一半靠机遇，一半则靠个人奋斗--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写照。林绍良善于摸清市场和顾客的变化，改变经营方针：“生意成功的秘诀，是要为顾客服务，赢得顾客的信任。” 此外，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林绍良自己曾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林绍良个人曾总结说：“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 如今的林绍良已是半退休，家族事业由三儿子林逢生主理，次子林圣宗负责中央亚细亚银行业务，至于长子林圣斌则拥有自己的事业。像其父一样，担任林氏集团总裁的林逢生深谙经营之道，正周密谨慎地实施“林氏王国”的环球发展计划，但没了当政者的特殊庇护，林家新一代领导人必须学会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是依靠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好戏刚刚开始 林绍良近年来积极前往中国大陆投资，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及酒店，估计总投资已经超过l5亿美元，其中包括在福州的一家银行。 早在1981年，林绍良属下的中国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大陆设立鞋厂。据估计，光在福清老家，林绍良就已投入了1亿美元，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不过，同林绍良庞大的资产和其他海外巨富在大陆的投资相比，林氏集团在大陆的投资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个华人，林绍良注定会关注中国大陆市场。2001年10月，林绍良带团到北京考察了商务中心区的建设和发展，显示出旺盛的投资兴趣。转年9月，林绍良果然使出大手笔：斥资5亿美元成功购得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经营的地产旗舰企业--中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45%股权，从而与中远集团这一中国特大型企业共同成为中远置业的并列第一大股东。 业界评论说，此举标志着林氏集团开始通过与国内巨头联手，大规模进入中国房地产行业，并将借助于国内资本市场进行战略性扩张。不过，这些也许只是好戏的开始。 谁能想像，在中国日益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并刚刚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今天，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联合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由林绍良领导的、号称东南亚最具威力和实力的林氏集团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中国大陆的巨大商业机会和利益？ ( 环球财经 徐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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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03 61.6.*
15年内从零到百万
女儿就快满十八岁了。 她的生日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MAYBANK2U的股票交易户口。我要她把所有的储蓄，八千元都存入这股票户口，然后用15年的时间来实践我的“开番致富”方法。 我曾经靠这个方法，在9年内赚到了我的第一个百万，为了再次实践这方法的可行性,我要她在15年内成为百万富翁，靠自己的能力成为百万富翁。
15年的时间就想达到百万的目标？这期间还要经历大学的生涯，这会不会是件很荒谬的事情？ 一点都不荒谬。 女儿还要6年才能够修完大学的学位，再经历9年的“人赚钱”，所以这9年的“人赚钱”加上15年的开番效应，百万的目标绝对是可能的事情。 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我们却很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懂得了理财的观念。
“开番致富”就是从理财观念衍生而来的。 懂得赚钱却不懂得理财，赚再多的钱也是徒然。 左手来右手去，赚再多的钱也不会令人致富。 女儿从小就被我灌输了理财的观念，深知“开番”对致富的重要。
要“开番”就要先懂得节俭。 在一个很难学到节俭的环境里长大的她，却懂得了节俭。 就是这理由我相信她已经具备了理财的基本观念：节俭。 节俭是美德，尤其重要的是：它是理财致富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懂得节俭就不会存钱，不会存钱就不能开番，不能开番就无法致富。
简单的说，从零到有的步骤就是：节俭 > 存钱 > 开番 > 致富。 可惜人们都只热衷于追求后面的两个步骤，而忽略了前面的两个步骤，结果致富就变成了一个梦想。
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研究，如何在15年内把8千元变成百万。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8千和百万的距离有多远呢？ 答案：七个番。 如果3年开一番，开七番就要21年。 详解：8 > 16 > 32 > 64 > 128 > 256 > 512 > 1024 注：一个 > 就代表一个番，1024千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可是，我们的目标是15年，不是21年。这又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是一次过的投资8千元而已。 我答应女儿，她的生日礼物就是：我每个月将把5百元存入她的MAYBANK2U股票投资户口，直到她有本事自己储蓄为止。 瞧，有了这一招，15年内完成百万的目标就不难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已经乖离了我前面所定下的游戏规则：靠自己的本事，在15年内从零到百万。 不错，是有点取巧的味道，不过我这篇文章是要给网友读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能力每个月储蓄5百元，甚至更多。 我也相信很多人都还不是百万富翁，他们都想早日成为百万富翁，所以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他们早日设定目标。
早些时候就有人在佳礼的理财论坛里提出：18岁的年轻人是否应该投资股票？ 我的答案是：绝对应该投资股票。 听清楚，是投资，不是投机。 我一再的提醒女儿：记住，要完成目标，我们就得投资，不可投机。
对于股市新人而言，这道理很难明白。 因此女儿就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 1。为什么你要特别的强调投资？ 2。为什么你怕投机？ 3。难道只有投资可以成功，投机就得失败？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15年内从零到百万”目标是否能够完成，靠的就是这些答案。 在这里我需要做个声明，我给的答案是为了让我女儿完成目标，所以不能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会认同我的看法，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见谅。 在股市中持有不同的见解是等闲事，见怪不怪，请多多包涵。
言归正传： 问题 1：为什么你要特别的强调投资？ 因为我们辛苦储蓄下来的金钱是就我们的血汗钱，我们绝对不能随便的糟蹋自己的血汗钱。 把血汗钱拿去赌博就是糟蹋了。 有人说：股市就是赌场，它就像个鳄鱼潭。 对于投机者而言，这句话说得还真贴切。 用投机的心态买股就是在赌博。 用投资的心态买股才是在经商。
你相信赌博可以令人致富吗？ 你相信经商可以令人致富吗？ 买股做投资就等于是以小股东的身份和人家合股做生意。 所以我特别的强调投资就是说，我们选股一定要用合股经商的角度来研究，例如：这间公司的管理层好吗？它是否赚钱？它值这个价钱吗？它的前景如何？ 经过详细的研究以上的问题后，我们才可以买进做投资。 这样子的投资方法就是在经商，以小股东的身份来经商。 接受事实：经商是最容易致富的途径。 我告诉女儿：如果你想要一面打工，一面经商，那么你就投资买股票吧。
问题 2：为什么你怕投机？ 因为我怕上瘾。 赌博可以令人上瘾，投机既然是赌博，当然也不例外。 我曾经多次的吃过投机的苦头，所以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我告诉女儿：我怕你投机就是怕你去走这条冤枉路。 人生苦短，我们追求的是：在年轻时致富！ 既然如此，何必再浪费时间去走冤枉路呢？
问题 3：难道只有投资可以成功，投机就得失败？ 不错，这就是事实。 我只见过靠投资致富的人，没有看过靠投机致富的人。 靠投资赚来的百万，很难才会亏回去。 靠投机赢来的百万，最终还得输回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致富的捷径就是“开番”，而想要“开番”就得持有股票，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常持有一百巴仙的股票才有机会开番。 (记住：现金是无法开番的。) 所以用什么心态持有股票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用投资的心态持有一百巴仙的股票，就等于说我们已经把全副身家拿去投资生意了。
我们敢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已经算准了，所投资的公司是连年赚大钱的公司，它们都有良好的前途，所以不管股市风暴有多大，我们都不容易亏钱了。 就算我们亏了股价，它都是暂时性的而已，公司良好的业绩迟早会使它回升。 看看挂牌公司的大老板，他们的身家都是放在自己公司的股票上面。 股市的大风暴来袭，你说他们是否全都完蛋？ 当然不是！ 良好公司的大老板，比如大众银行的郑鸿标和云顶的林梧桐，他们只是暂时的受挫而已，风暴一过，股价回弹，他们又再继续的前进了，因为他们始终都保持一百巴仙的投资，所以他们是越来越富有了。 反观那些业绩恶劣的公司，老板整天都在抄自己的股票，风暴一过，他们也销声匿迹了。 所以，同样是持有一百巴仙的股票，投资和投机的分别就大了。 成功或失败就是取决于此！ 我告诉女儿：如果你懂得这道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股神WARRAN BUFFETT会说，选到好股，就永远都不卖了！ 可惜我们都不是股神，我们做不到持有股票天长地久的功力。 幸亏我们的目标不是亿万，而是百万，所以我们只需要多一点点的耐性而已，股神是天长地久，我们就收它个3，5年吧！ 就收到沸水了才卖掉一半吧！
上文我有告诉女儿：如果你想要一面打工，一面经商，那么你就投资买股票吧。 还在求学的女儿要我解释这一点： 为什么打工一族买股票就等于是“一面打工，一面经商”？ 到底买股票是“投资”，还是“做生意”？这两者的分别在那里？
其实经商就是：“投资”金钱，雇佣员工来“做生意”。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开个档口售卖豆花。 那么我们就是“投资”金钱，雇佣自己来“做生意”。 我们领取的薪水就是“人赚钱”，档口扣除了付给我们自己的薪水和其他的费用后，如果还有钱赚，就是“钱赚钱”。 所以一般的小贩所赚的钱就＝“人赚钱”＋“钱赚钱”。 自己从档口所领的薪水就是“人赚钱”，档口扣除付给自己的薪水和其他的费用后的所赚就是“钱赚钱”。 所以一般的小贩都不是真正的在经商，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到：投资”金钱，雇佣员工来“做生意”。 那么怎样的小贩才是真正的在经商呢？ 如果我们设立了档口后，就雇佣员工来帮我们料理一切，那么我们就是“投资”金钱，雇佣员工来“做生意”了。 “做生意”不一定是要自己做的，真正成功的生意人是那些懂得雇佣员工为自己赚钱的人。
不要错误的以为只有做大生意才可以请员工代劳，小生意就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 就顺便谈谈小生意人如何做到这一点： 有一位成功的小贩，他开了五个档口售卖咖哩饭，每个档口都是雇佣员工为他料理，他只负责幕后的准备工作。 而且这幕后的工作也是员工为他完成，他只负责监督而已。 所以他是真正的做到了：“投资”金钱，雇佣员工来“做生意”。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经商”。
所以，投资股票就是要有这种心态：我是在经商，我“投资”金钱，雇佣员工来“做生意”。 有人认为，“做生意”就得“话事”，不管是自己顾，或者是请员工帮我们顾，我们都得“话事”。 换言之，员工一定要听我们的话，这才是在 “做生意”。 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员工只听上司的话，不是听大股东的话。 但是大股东却可以决定谁是公司的上司。 那么，大股东和上司的分别又是怎样的呢？ 大股东不是公司的员工，它是公司真正的老板，而上司才是公司的员工。 就举挂牌公司为例子： 挂牌公司的大股东可以决定谁是公司最大的“上司”也就是所谓的 “董事经理”。 董事经理领导董事局，而董事局决定各部门的经理。 不管是“董事经理”或者是“普通员工”，因为他们都领取公司的薪水，所以他们都是公司的员工而已。 通常大股东都委任自己为公司的董事，成为公司的董事当然就可以领取薪水了。 （注：董事领取的薪水又称为董事费，名堂改变，意义相同。） 一间公司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它的股东。 不管是大股东或者是小股东，它们都是公司的幕后老板。 （注：有领取薪水的大股东俗称为老板，它属于：台前老板。）
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的解释“经商”呢？ 因为唯有“经商”才是致富的捷径。 打工一族想要“经商”，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投资股票，以小股东的身份来“经商”，以幕后老板的身份来“经商”。 接受事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料，如果你不想伤脑筋去做老板，或者你认为成为老板的时机还未到，那么你就应该学习如何投资股票，通过投资股票可以训练你的经商头脑。 记住：想要成为老板就得有经商的头脑。 （注：在这里“老板”指的是“台前老板”）
女儿问我：何谓经商头脑？可否举个例子？ 我就举个很争论性的课题，考考女儿的经商头脑：
我问女儿： 问题1：还有17个月，东合的汽车市场就要开放了，那时候新车的价格肯定会大幅的下降，请问新车的销量是否会上升？ 答：新车价格下降，销量应该是上升。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国产车的销量会受影响。 问题2：如果汽车的销量增加，对汽车经销商而言，是好消息吗？ 答：应该是好消息。但是，对于国产车的经销商而言，这可能不是好消息，因为可以预见的是外国车的销量会比国产车来得好。 女儿知道EON是我的投资主力，她当然知道AFTA对EON的影响很大，所以她的答案是合理的。
那么，我又是如何的看待这些问题呢？ EON已经取得PROTON的首肯，允许它兼卖其他品牌的汽车，这已经使它摆脱了国产车销量不佳的影响。 这个品牌不能卖，我就卖其他的品牌吧！反正我的强项只是卖汽车而已，又不是制造汽车。 我告诉女儿，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决定继续的持有EON，静观其变。 再等多两年吧！如果真的不行再来换马也不迟。
我的“经商头脑”是否很争论性？ 见仁见智也。
至少EON的股价告诉我，也许我的决定是对的。
设定了15年内从零到百万的目标后，要如何的进行投资呢？ 这是初入股市的投资者都会面对的问题。 女儿的全部储蓄合计只有8千零吉，要如何的运用这笔资金呢？ 一次过就买到完，或者分阶段做几次的买进？ 她要听听我的意见。 我分析给她听：这笔资金是已经准备拿来做长线投资的，也就是说，在目标未完成之前我们是不会再取出来做其他的用途，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尽快的把它换成股票。 记住：股票可以开番，现款不能开番。
开番的效应讲究的是时间，时间越久就越妙，所以越早投资就越好。我们持有股票的时间越久，股票增值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我们应该一次过的买到完，不必分阶段的买进。 女儿接着问：根据你的意思，要投资就是一口气买到完，那不是很危险？我们至少也得考虑，现在是否是最佳的进场时机？ 最佳的进场时机？ 我坦白的告诉她，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说真的，没有人会知道何时才是最佳的投资时机。
对于长线的投资者而言，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只有合理的时机。
怎样才是合理的时机呢？ 当你有钱做投资时，那就是合理的时机了。 对于没有经验的投资者而言，任何时候都是合理的时机。 或者应该这样说：对于没有经历过“大牛市”和“大熊市”的投资者而言，任何时候都是合理的投资时机。
女儿觉得我这句话有点语病：“对于没有经验的投资者而言，任何时候都是合理的时机”。 弦外之音：对于有经历过“大牛市”和“大熊市”的投资者而言，这合理的时机却有得商榷。 这岂不是等于说，“选时”有两个标准？
不错，的确是有两个标准。 这岂不是很不公平？ 万一有经验的投资者都认为现在是不合理的时机，而没有经验的投资者却勇往直前的进场，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这又不然。 “选时”错误是不会造成致命伤，“选时”错误加上“选股”错误才会造成真正的致命伤。 记住：关键之处在于“选股”，不是“选时”。 如果所选中的股票被迫停牌和重组，才是致命伤。 幸亏“选股”的错误很容易避免。
只要坚持“选股”的大原则：只选年年赚大钱的公司，就不会犯上“选股”的错误了。 我告诉女儿：投资股票能否成功，关键之处在于所犯的错误，谁犯的错误越少，谁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注：这里所指的错误，是“选时”的错误，不是“选股”的错误。 不要怕“选时”所犯的错误！ 累积了“选时”所犯的错误经验，才能够使你长大！ “开始”阶段犯错误，就能减少“将来”犯错误。 “开始”阶段资金少，就算犯了错误，我们也可以迅速的补充资金，等到“将来”资金膨胀到了大的规模才来犯错误就辛苦了。 注：这里所指的错误，是“选时”的错误，不是“选股”的错误。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怕犯错误。
记住：我不是要送你鱼，我是要教你钓鱼！ 在学习的过程里，犯错误是最好的教材了。 最后，我为女儿做了个结论： 选只年年赚大钱的股票，拿出你的勇气即刻就买进，然后长期的持有它。 就这么简单？ 不错，将来你就会明白：原来投资股票致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女儿坚持要听听我对“选时”的看法，她提醒我，现在恐怖袭击的事件不停的发生，东南亚的局势很不稳定，外资又却步，行情又坏，种种的问题，没完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问我：依你的经验，现在是否是合理的进场时机呢？ 我告诉她：自从1984年我开始进场投资至今，我好像还没有见过“无风无浪”的日子。 我经历过了新泛电危机，合作社危机，姑里挑战马哈迪危机，黑色星期一股灾，天安门事件，波斯湾战争，假股票事件，皇室修宪危机，苏联解体危机，日本釜山大地震，金融大风暴，回教党崛起，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的大事件。 每个事件的震撼力都非同小可，每个事件都深深的影响了股市的走向。 但是，自到今天股市还是健全的存在，好的公司还是继续的成长。 如果我们担心未来可能会爆发的大事件，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投资，这岂不是枸人忧天？ 接受事实，无风无浪的日子是不会存在的，在好的天气也是会有暴风雨的。 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大事件，我还是认为我们这一代很是幸福，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太平盛世里。 股市在太平盛世里自然会有一番作为。 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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