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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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崇涛 　　

退休常任秘书严崇涛上星期四应邀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时，罕有地公开谈论政府公共政策的成形过程和多项政策的成败，批评也十分尖锐。 　　

现年66岁的严崇涛在民事服务部门任职长达40年，曾担任过总理公署、财政部、国家发展部、贸工部和交通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也曾是经济发展局、建屋发展局和中央公积金局的主席。他目前是建屋局的建筑与发展署去年企业化后成立的盛邦新业集团的主席。 　　

当天的讲题是《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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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向经济学家发表讲话。个别而言，经济学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不过，作为一个"部族"，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傲慢。从日出到日落，经济学家总认为他们是对的，其他"部族"都是错的。不过，当经济渐渐被日落后的黑暗笼罩着时，经济学家和其他没有受过这门科学训练的人，都一样感到迷惑。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凯恩斯 (Keynes)到弗里德曼(Friedman)，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一直在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均衡点，就如政治家都在寻求上天的重托一样。我是新加坡的公务员出身，可说是介于他们之间。所以，当我滔滔不绝地谈论公共政策时，如果显得自以为是，那就请你们原谅。不过，你至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的论点大错特错，请务必让我知道。 　　

我们正在为新加坡的生育率无法达到替代水平而发愁，恐怕很难想像人口增长率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度超过4％。当时的生育率是3.6％。 　　

在今天看来，这可说是个黄金时期。不过，这在当时却是个恶梦。所以，我们的"两个就够了"的政策，须要从这样的背景来理解。 　　

就因为这样，在20年内，我们的人口增长率下滑到2％，而且很快就不及2％。这个现象是在70年代中期出现。 　　

当时，我们可算是全民就业，因为失业率低过3％。雇主对屡见不鲜的跳槽现象伤透脑筋。不过，我们的人口学家虽然忙着整理各种统计数字，思维却没有突破。由于外头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已婚妇女宁可工作而不想多生育子女和打理家务。 　　

更糟的是，单身妇女选择的是职业而不是婚姻。在那个时候，虽然生育率不断下降，但是卫生部和家庭计划局仍死守"两个孩子"的政策，凡生第三个孩子的都要受罚。 选择性吸收移民：提高平均水平 　　

在早年，当我们为人口过剩担心时，移民政策主要是填补人才。财政部的贸易署于是实行了投资移民计划。任何愿投入100万元的本区域企业家，都可以举家移民到新加坡，成为永久居民。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把钱投资在我们所建议的任何行业。这就是大众钢铁厂（NatSteel）、OG纺织厂、马来亚钢管公司和其他中小企业在新加坡起家的由来。 　　

经济发展局在向国际市场招商，以制造新的就业机会时，我们这些在前线忙于创造工作机会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新加坡人口不足，要成为工业国不易。 　　

我们的人口当时有300万，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人口呢？是400万、500万或600？瑞士、以色列及瑞典的人口跟我们相比又有多大？ 　　

市区重建局的城市规划者把他们的地图摊开来，设法找出新加坡所能容纳的最理想人口数目。问题是这样的问题问对了吗？如果人口的多寡就能决定一切，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早该主宰整个世界了。而今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开放了，的确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做什么？ 　　

随着环球经济从以土地、劳工和资金等资源作为竞争的条件，转向以知识为基础，教育、科技、技术和组织能力才是竞争的决定因素，而不再是人口的多寡--假如人口曾经是个决定因素。大家现在所重视的是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 　　

当我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经济发展局的主席时，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当时的总裁曾经对我说，日本的制造业那么发达，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都达到高中，相当于我们的'A'水准学历。这位前总裁当时也解释如果一般民众的教育水平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就会很高。 　　

我们的总统奖学金得主--现代社会的状元，在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能光宗耀祖，也能为国家带来荣耀。不过，山下先生（Yamashita）所说的那番话的更深长意义，在于点出教育不能只为培养状元。 　　

让全国人民的教育都达到高的平均水平才是上策。他喜欢的是连绵广阔的高原，而不是几座孤独的高峰。我想，新加坡必须设法化解这个矛盾。任人唯贤的原则该实施到什么程度，精英主义又会在什么时候形成？ 　　

当我们早年以为人口太多时，并不欢迎别人到来，只有能在100万元投资移民计划下前来的家庭例外。不过，当生育率下降到替代水平以下时，我们就慌了。 　　

于是我们在1997年之前，推出以香港人为目标的抵境永久居民计划。除了有案底的香港人之外，任何抵达樟宜机场的香港家庭，基本上在抵境时就可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尽管如此，香港人对这个计划却是嗤之以鼻。少数很快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香港人，从转售市场买了组屋。他们还可以把组屋租出去，因为他们并没在新加坡工作。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他们放弃了永久居民资格，卖了房子，以从中套利。 　　

在竞争环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单靠人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在此，我要大胆提出新加坡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应该至少有'A'水准或理工学院水平，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者的教育水平必须更高。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我们提高平均水平，而不只是增加人口数目。 　　

我们得尽快从我们自己国家以及从选择性吸引移民下手，去壮大这个素质较高的队伍。我们应该重量也重质。如果我们能有条理地这么做，10到20年后就可以达到关键数量。不过，这个关键数量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该视情况而定。 教育：要有真材实料 　　

我不是教师，不了解教育理论。但是我很荣幸能认识已故的陈德水，他是公共服务委员会出色的主席，早年在莱佛士书院教书。他曾经告诉我，教师必须有真材实料才能教书。 　　

荷兰飞利浦公司的研究与开发主任庞能百博士（Dr Pannenberg），也曾经给新加坡政府早年委任的荷兰籍首席经济顾问温斯敏博士（Dr Winsemius）类似的忠告。庞能百博士告诉他，他的孙子在投入软件和电脑专业之前，应该先考取工程学位，虽然这个男孩在这方面已很有天份。 　　

我们的报纸今天充斥着各种有关教育改革的报道。陈德水对教育的一个重要看法是一个人必须先对一门学科的入门有很深厚的认识，才能解决问题和富有创造力。 　　

虽然我很支持在趣味中学习，尤其是对我的小孙子来说，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不会兴奋过度，以致成为空谈。大家心里都明白，学习本来就不容易。它可不是游戏。 　　

我们的学校、理工学院和大学在许多学业成就的评估上，表现一向不错。本地公司和跨国公司雇主都很赏识我们的毕业生的能力。他们都知道怎么把事情办好。不过，当碰到问题时，他们通常无法弄懂其中的"为什么"。 　　

要发掘新知识，你需要有一定的才智。答案不是轻轻按个钮就能找到的，胜特兰（Sundstrand）公司总裁易力森对我说，当他还是个年轻的研究工程师时，总在日出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他的研究室做研究。这名发明飞机喷射式引擎常速器（constant speed drive）的发明人，拥有三个专利权，而这也是促使他的公司取得成功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教授曾经向经济发展局学会会员做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示范。施春风是材料科学的教授，他还为我们比较了钢、塑料和玻璃这三种材料的素质。最后，他说明当纯玻璃纤维和塑料溶合在一起时，它却是制造重量轻而且坚固的汽车底盘的最佳材料。 　　

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跟中国及印度这些有上十亿人口的国家玩数字游戏。不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400万人口，却能持久的发展。 　　

特别是如果我们能让一些在全球大展拳脚的人才--包括我们自己的国人在内，能跟新加坡保持联系，或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即使他们不能终身留在此地，只要他们能把他们的黄金时期献给新加坡，新加坡就能发展成一个超越地理界限的国度，而这个"小红点"也就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不会消失在历史中。

公共财务：倒置的金字塔 　　

在大多数的国家，公共财务的结构是呈金字塔型，也就是由底层广大的90％人口支持其余10％的贫困者。新加坡却是个例外。我们是倒金字塔型的，由最有能力的10％人口支持其余90％的人。最富裕的10％的人付所有的所得税。他们也得为股息、利息、房地产和遗产支付大笔税款。公积金户头的净结存，是由这组人存下的。 　　

新加坡的公共财务也好像一个全速旋转的陀螺。只要常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能保持至少8％，国人便会维护社会契约。不过，当增长率减到4％或更少时，社会就会出现裂缝。 　　

目前，一些不安现象已经出现。越来越多不能享有公共住屋津贴或组屋杂费回扣的中上阶层民众，对一些他们认为是为讨好人民的计划感到不悦，例如发出经济重组股票。另一方面，这里的汽车、房子的价格和孩子的教育费，都比发达国家的首都来得高。 　　

政府在削减个人所得税率时，也逐步提高消费税率，每次1％。这使零售价格指数上升。我们必须记得价格是易升难降的。当我们需要让贫困者享有更多的回扣来抵销消费税的冲击时，政府的收入最好不要有所增减。事实上，当政府在1996年开始征收3％消费税时，收入是稍微减少的，但愿我当时是算错了。 　　

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刚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的时候，政府必须削减它自己的开支来填补削减所得税率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实际上，当经济一片蓬勃的时候是削减所得税率的最佳时刻。 　　

当经济在扩展时，较低的税率还能为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在经济衰退时，较低的税率却带来更低的收入。所以在我看来，通过减低税率来使经济扩充的行动，基本上是无益的。 　　

当我们的经济还处于苦苦挣扎的时期，我们让新兴工业享有免税的优惠措施。新加坡当时很具竞争力，所以才可以这么做。跨国企业决定到这里投资，因为这里的业务远比国内的赚钱。跨国企业来了之后，新兴工业优惠税制才被证明是个能带来丰收的政策，而非本来就该如此。　　

我曾担任财政部的常任秘书，我不想人们以为我只懂得散播坏消息。不过，我不认为在税制上耍技巧，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反而会加重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成本。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和紧缩腰带，否则将会失去那些我们最需要的人才。以材料科学的用词，就是称得上"纯玻璃纤维"的人才。

强劲的新元符合国家利益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庆瑞博士（他当时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邀请我出席金管局的每周工作会议。我们通常是在星期一早上开会。事实上，吴博士是利用这个会议向官员"授课"，教导我们如何判断未来一周利率和汇率的走势。 　　

一些官员经过这战火般的洗礼，后来成了独当一面的人物，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董事经理黄国松和新加坡交易所财务总监石怀光。对我这个来自财政部的"非斗士"来说，参加吴博士所主持的这些会议也是痛苦万分的，特别是当我的预测乖离实际数字太远时。 　　

现任政府审计长庄光荣当时是负责记录和核对我们的预测。他是个很精细的人，任务是协助吴博士评估正在受训的年轻理财官员的表现。 　　

吴博士真正有兴趣知道的是这些官员的思考能力，而不是他们的预测准确与否。我自大学毕业以来，这段日子是最能刺激和考验智力的日子。当吴博士主持金融政策时，金管局很本能地认为强劲的新元符合国家利益。直到今天，金管局仍对这个政策感到自豪。它的依据是强劲的货币有助防止通货膨胀。 　　

在80年代初，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消失。贸工部当时的首席经济师陈光炎博士说新加坡的情况有如一把双刃的利剪，也就是高薪政策加上超值（强劲）的货币。吴博士不愿在汇率上让步，我和温斯敏博士则不肯改变我们倡议的薪金调整政策。 　　

随着政府接受1986年的经济检讨委员会所提出的将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下调15个百分点的建议时，贸工部和金管局之间的政策拉锯战便结束了。公积金总缴交率当时由46％调低到30％。目前是33％。 公积金不应起落不定 　　

1986年，新加坡工人深深感受到经济调整所造成的影响。公积金缴交率下调15个百分点，实际上是减薪。 　　

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的数个星期，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副总理（现任总理吴作栋）都在演讲时说公积金是神圣和不可改变的。我当时是贸工部的常任秘书，我前去拜访吴博士，他始终是经济政策的权威。他对我说，政治上没有圣牛这回事。这是体制内的人的意见，我将它转告李显龙副总理（他当时是贸工部长），建议把公积金缴交率减少10个百分点，这也是委员会的建议。 　　

后来，政府决定减15个百分点。新加坡人一口气吞下这帖苦药，国家经济在两年后就复苏了。 　　我现在知道李副总理当年是反对削减公积金的。他当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削减公积金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当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成立的那个经济检讨委员会建议削减公积金时，如果兼任财政部长的他反对这项建议，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不过，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投资者和雇主的信心。任何真正薪金的上调，都必须同生产力的上升挂钩。 　　

政府在1986年削减公积金的举动是果断和大胆的，假如那次的调整是长久的、根本的改变，那会是一件好事。然而，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后来由10％调回到16％。目前百分之三的调整也是暂时的。 　　

我们并没有正视失去竞争力的问题（薪金上涨幅度高于生产力上升的幅度持续了太久）。我们的这些政策使外来投资者面对太多不稳定的因素。投资者愿意随市场的压力作出调整，但不会接受由政府下令的薪金上涨。 　　

调整公积金是非常时期的立竿见影办法，而政府在1986年决定把公积金缴交率削减到30％便是一例。其实这个调整应该是永久的。然而，它后来回升到36％，现在则是33％。公积金成了一个未知数，不利企业和雇主进行长期的计划。 　　

许多企业被中国所吸引，迟些时候印度也会有吸引力。企业家如果对我们不满，将一走了之。 　　起落不定的雇主公积金缴交率对建屋发展局和卫生部也不利。当公积金缴交率超过30％的时候，建屋局会受到错误的诱导，组屋大建特建，也越建越大，造成过剩。相同的，当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上升时，卫生部也会急着调高保健储蓄的缴交率。 　　

我相信财政部还在研究公积金最适度的缴交率应该是多少。这是我工作多年的部门，我认为它应该采纳吴博士所认可的一种坚实可靠的决策办法。 　　

我建议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在长远来说应该定在20％，雇主的缴交率则应定在10％。要求个人将每个月薪金的20％储蓄起来，以用来偿还房屋贷款的建议并不过分。如此，当建屋局计算人们的购屋能力时将不会那么乐观，也较切合实际，组屋过剩的现象便可避免。 　　

我曾是建屋局主席，总理曾向我建议过剩组屋的维持成本由建屋局动用经常开支拨款承担下来。建屋局的管理层听了也吓了一跳！同样的，卫生部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保健储蓄的缴交率将停留在6％。 　　

保留在晚年使用的那部分公积金，只是4％。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百分比，唯一的办法是把可用来支付房屋贷款的公积金削减到20％以下。然而，政府将因此碰到棘手的政治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否则我们将无法保持投资者和雇主的信心。任何真正薪金的上调，都必须同生产力的上升挂钩。 （上）

四十年公共政策的 　　成与败

-------------------------------------------------------------------------------- ● 严崇涛 　　退休常任秘书严崇涛上星期四应邀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时，罕有地公开谈论政府公共政策的成形过程和多项政策的成败，批评也十分尖锐。 　　

当天的讲题是"公共政策的成败：回顾1960至2000年的新加坡经验"，原文为英文，以下是这篇演讲稿的第二部分。 　　

新加坡的生产力增长，长久以来落在工资增长之后。这一回，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作出调整，而不只是劳工。政策剪刀的另一刀面，必须是汇率。 　　

在吴庆瑞博士领导时期的金管局，把新元汇率与一个篮子的货币挂钩。换句话说，汇率的可波动幅度，按照与6（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量计算，例如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一种超然及精细的计算方式，并能在理论上获得满足感。 　　

但是在真实的世界，几乎人人都以美元交易。我们的两个主要贸易伙伴，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以及马来西亚，有人甚至把日本也算在内，都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在旧的货币局机制下，马来亚元与英镑挂钩。当它贬值时，我们把新的新元与黄金挂钩。旧的货币局机制不允许殖民地，例如新加坡，降低货币的币值，因为货币必须全面由黄金作后盾。

动用我们的储备 　　

黄金曾经是，也仍然是稳定的保值工具。只要货币100％由黄金或外币作为后盾，它就可以转换并维持稳定。 　　

尼逊总统摧毁了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协议，浮动汇率机制因而产生，使中央银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与其通过加权货币篮子调整汇率的波动，不如把新元和美元挂钩，就如马来西亚和中国一样。 　　

全世界的价格都以美元计算。如果以美元计算的新加坡出口价格上升，就显示我们的竞争力降低了。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平衡的预算，不要诱使我们的公积金会员涉足股票市场，那新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全面转换，这是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的先决条件。 　　

当市道差的时候，我们不时听到国会传出希望政府动用储备协助人民渡过难关的呼声。金管局应该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储备是确保币值稳定并能全面转换的最佳保证。没有了这样的货币，我们就不能进口任何东西。 　　

我们不是美国，我们太微不足道了，人们不会给我们长期的信贷。我们的真正储备是这些年来所累积的预算盈余，以及公积金的净余额。 　　

除了这些，任何储备都只是存户认为新元会增值、或利率有吸引力、或两者都有，而暂时留在银行的资金。 　　

我认为，金管局不应该只看官方储备的总额，而应该看核心储备的净额，也就是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由我们控制的储备。因此，我对金管局的强劲新元立场持"怕输"态度。如果有对冲基金感觉到我们的币值被高估了，他们在一个上午的交易就可以把我们吃了。 　　

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全面转换的稳定货币，就像在货币局机制下的旧新元。

土地和交通政策交织在一起 　　

在新加坡，土地和交通政策是交织在一起的。在60年代末期，国家发展部成立了国家及城市设计局，它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市区重建局。国家及城市设计局建议兴建现在的泛岛快速公路、东海岸快速公路，以及中央快速公路。 　　

我们的规划员告诉我们，这些高土地密集的快速公路，只能应付基本的需要。要成为一个现代化有活力的都市，我们需要投资一个公共快捷交通系统，准时在上午把人们送去上班，准时在黄昏送他们回家吃晚饭。 　　

这样的系统得以铁轨运作，有明确的优先行驶权。巴士车道是第二选择，而缴付大部分路税的驾车人士完全没有权利。 　　

很少人知道，苏联政府曾经在60年代中期献议为新加坡建造地铁系统。据当时的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候永昌说，如果我们当初接受了苏联的献议，少过10亿元就建成了地铁系统。 　　

当新加坡决定在70年代末兴建地铁系统时，费用是50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由吴博士领导的财政部提倡建立一个全巴士的系统。 　　

吴博士的全巴士系统建议落败多年后，我问他，我们的公路明显不能应付交通量，为什么他当时这么坚持要一个全巴士的系统。他解释，一小步一小步的犯错，那就是投入一辆与一辆的巴士，好过把50亿元投入一个没听过、没试过的系统。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肯定，吴博士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不曾验证：在政治上种下祸根 　　

支持地铁的人比较多，包括候永昌、已故的郑章远、林良玉，还有在1970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过交通部常任秘书的我。李资政和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裁判。比莱领导正式的财务小组。即使在那个时候，吴博士几乎破坏了地铁计划。他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经济学家的"狡猾"问题。他问林良玉，投入人均30万元，好让上午的乘客及时到中央商业区上班，是否合理。 　　

不幸的是，当吴博士发出这道致命问题时，我并不在会议现场。我会辩说，地铁系统让往返郊区更便利，这会提高房地产的价值。在不必提高房地产税率的情况下，收入将会增加，带来兴建地铁东西线所需的50亿元。郑章远是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他表达了同样的论点，不过比较夸张。他说，卖出刚填好的滨海填土地段就会有足够的资本兴建地铁线了。 　　

不过，话说回来，吴博士认为全巴士系统也能取得同样效果的看法，也没有验证过。年轻的部长采取了避免失败的做法。在合理化的名堂下，进入市区而重复地铁路线的巴士服务终止了。尽管地铁的服务更加优越，但是地铁的车资只比巴士车资略高。 　　

我记得很清楚，总理（现在的资政）呼吁他的内阁，把地铁车资定在比巴士车资高许多的水平。他指出，如果一开始时的车资就不按公平的经济价值定价，那就是确保优越的地铁服务车资必须高过巴士车资，我们将会永远无法摆脱不经济的车资结构。如果一开始不咬紧牙关，公共交通车资问题就会在政治上种下祸根。 两家垄断的局面可能更糟 　　

当新加坡电车公司在1970年倒闭时，交通部长杨玉麟、我作为他的常任秘书、以及车辆注册局局长吴永鸿，急忙把在北部、东部和西部营业的四个主要华人巴士公司组织起来，接手新加坡电车公司进入中央商业区的路线。我们决心不再只依赖一家主要的巴士公司。

错误战略使地价飙升 　　

我在1972年回到财政部，很惊讶从报章上读到，政府将把所有四家巴士公司合并成为新加坡巴士公司。随后它们得到了明智的咨询，在经过思考后，八达巴士公司成为第二家巴士公司。 　　

应该由一家公司经营铁路，即新加坡地铁公司，或是两家，由康福德高经营东北线，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正如吴博士会坚持的，竞争的考验是在铁路和巴士之间，并不是比较新加坡地铁公司和康福德高。 　　

在新加坡这个小市场，两家垄断的局面可能比一家垄断的局面更糟。正如林良玉多年后告诉我，归根究底，问题出在兴建第一条地铁线时出现激战之后，兴建第二条、第三条地铁线变得太容易了。吴博士已不在位监督地铁系统是否真的可行。政府靠自动驾驶仪飞行。 　　因

为"怕输"心态，他们加剧了不公平的竞争局面。公共交通理事会，就如全国工资理事会，都应该休假了。正如韩瑞生说的，政府应该学习不要画蛇添足，让巴士自由与地铁竞争。 　　

车资上升（或下跌）应该由个别经营者决定。学校巴士经营者要涨价，不必征求公共交通理事会同意。

土地政策：潜在价值 　　

建屋局建造90万个单位的组屋安顿85％的人口，成就不小。可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成本极为低廉的住屋计划，它的基石是《土地征用法令》。这个法令允许国家以发展前价格，征用私人土地作为公共用途。 　　

吴博士吩咐当时还是年轻公务员的我，起草一份内阁备忘录，建议在针对征用地作出赔偿时，将潜在价值排除在外。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业主从道路、沟渠、阴沟、能源和水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受惠。我们所要支付的，应该是在公共发展前原始土地的市值。 　　

我们的政策并不鼓励土地投机。针对更换用途而征收的发展费，属于相同的概念。而事实上，国家所认可的潜在价值大约是一半。很少民选政府会有足够的实力去推行这种灵活的政策。可是人民行动党能够。 　　

可悲的是，吴博士在标定地价时所展现的清晰思路，近年来却已经不复存在。首席估价师根据机会成本的概念，在国家发展部或贸工部的指示下，以莱佛士坊作为估量土地的指标，假设新加坡任何地点的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有潜能成为莱佛士坊。 　　

我当时在财政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社会发展及体育部跑来，向我们要求额外预算，以协助一些负责慈善场所的自愿团体支付大幅调高的租金，而这些场所都归土地局所有。 　　

同样的，经发局也要求更多的资金，以帮助一些在新加坡设立晶圆厂的跨国企业，支付更高的土地成本。我们骗自己，以为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智慧岛。 　　

港务集团在中转港的收费方面，失去竞争力。一时失算，我们便给丹戎柏勒巴斯打开了机会之窗。

新加坡近年来丧失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根源，便是我们怪异的土地价格政策。它换来什么？只不过是头昏脑胀的账目转移。经发局同建屋局密切合作 　财政部支付津贴给社会发展与体育部和经发局，而这些款项又作为土地收益还给财政部。只因错误的战略，使整体地价飙升，而新加坡也失去部分竞争力。 　　

那些在战后1950年代成长的人，会记得牛车水腐臭的城市贫民窟，以及蚊虫肆虐的大巴窑。因此，当我们的家庭从1960年代开始迁移到建屋局高楼组屋时，就好像来到人间的天堂。 　　

经发局同建屋局密切合作。经发局创造工作机会，而建屋局则以每36分钟建一间组屋的速度建造房屋。这是一个致胜的组合，成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每一届大选获胜的关键。工作和住屋，为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上天的委托。 　　

建屋局的第一任总裁侯永昌有一次语惊四座，令他的部长级同僚大吃一惊，他建议关闭建屋局，因为它已经为大约80％的国人提供住屋。他认为，我们应该让私人商家为另外的20％人建造房屋。可是老习惯改不了，尤其是成功的习惯。 　　

所以，从提供第一套住房开始，我们又给他们尝到第二个甜头，让他们在提升到三房、四房和五房式组屋时，给予第二个贷款。当房地产价格在1980年代上升时，可以说左右逢源。建屋局以为它的新组屋申请等候者的长龙会源源不断，于是倾力而为。 　　

可是好景总有尽头。19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需求忽然中断，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增值来赚钱的人。长龙消失，而建屋局也留下总数达1万7000单位的未售组屋。如果建屋局是一家私人企业，老早便须走向破产。可是作为一家法定机构，承担一切的财政部还是让它生存下去。

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 　　

随着新组屋需求下降，建屋局推出了现在所称的中期翻新和主要翻新计划。在设想之初，明确的意愿是让住户缴付50％的成本，而另外的50％则由政府承担。可是最后，为了要争取75％的大多数人投赞成票，住户所承担的比率便由50％降低到接近20％。 　　

这是我们争取翻新授权时"怕输"的方式。即使如此，在最近的一两次民意调查中，建屋局并无法争取到75％的大多数人同意翻新，理由是翻新后组屋的再售价，近来已低过翻新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增值。 　　

同样的，公积金会员在公开售股时以折扣价购买的新电信股票，股息收益率都少过2.5％，而这正是中央公积金局针对会员存款所支付的利息。 　　

由于新电信股票是以每股3.60元定价，所以这只股上市后并没有第二级市场。除了政府股东之外，大家一无所得。虽然售股的良好动机，在于扩增一般公积金会员的资产，可是市场却给每个人一顿狠狠的教训。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 　　

作为中央公积金局主席，我当时曾经吁请财政部以政府长期公债约4％的利率付给公积金会员，而不是鼓励他们投资到单位信托上面。公积金的小鱼肯定会被不公平市场上的鲨鱼所吞没。令我最痛心的是，公积金会员进场投资之后，一旦失去工作，便没有余款来偿还建屋局的抵押贷款。 　　当林祥源担任国防部常任秘书时，有一天找我讨论全面防卫的概念。我们都同意，全面防卫必须包含经济防卫、社会防卫、心理防卫以及从国防部的观点，作为磐石的军事防卫。在经济部门服务大半生的我，却认为包括军事防卫在内的一切当中，稳固的经济才是磐石。我们都同意各持己见。 　　

我要引述凯恩思的话结束我的演讲。他说，即使是最明智的政治家，经常都会成为一些过时哲学家的奴隶。用简单的话来说，便是政治人物经常都会被经济学家所误导。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为专业经济师而言，我们的责任重大。回到我开始说的，我请求我们的经济学家接受这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时我们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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