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

晚年霍英东（南都周刊 供图）

一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霍英东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合影（南都周刊 供图）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二

霍英东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则表现得要含蓄很多。不过，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就是基于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李氏举动，在当年并非孤例。19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大陆，成为经济复兴中最为耀眼和活跃的一支，其初战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霍英东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霍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近乎“无赖”的做法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一万多名市民。

蛇口工业区的首创者袁庚曾经讲述过一个很珍贵的细节。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开辟经济特区，某日，霍英东、李嘉诚带了13位香港大企业家来蛇口参观，霍在酒席间提出，他们对蛇口很有兴趣，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此论在席间一提既过，再无复议。晚年袁庚曾对媒体很遗憾地谈道，“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些往事都如秋风中的黄叶，飘摇入土，不复寻踪。其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在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曾经以十分积极和热烈的姿态投入于大陆的经济复兴运动。他们已经预感到一块比香港要庞大上千倍的商业大地正在隆隆崛起，凭借他们业已聚集的财富、智慧和血缘的优势，将有可能缔造一个更加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意外地峰回路转，这些在自由经济中浸泡长大的商人们，其实对于转型时代的种种商业运作非常的陌生和无法适应。

至今我们看到，香港巨商在大陆的成功绝大多数与不动产有关，在今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黄金地带，很多超级楼宇的主人都是这些港九商人，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是他们十分在行的金融服务业，香港商人鲜有成就者。他们最后选择了似乎是最安全、最具景气特色的参与方式。
对霍英东来说，慈善和体育成为他在大陆最大的投资领域。据最新的披露，他先后投入了40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这在众多巨商中应名列前茅。他对于祖国体育事业的热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1974年，中国想要重返国际奥委会，便请动时任国际足联执委的霍英东帮忙，霍多次往返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四方斡旋出力颇多。为了奖励奥运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3259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霍英东与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南都周刊 供图）

三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毒辣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染指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邵逸夫和包玉刚对家乡宁波从来不忘关爱，李嘉诚对家乡潮汕的投资也算得上不遗余力，在东南沿海的各个侨乡行走，四处可见香港人建的学校，造的医院，开的工厂。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
这是一个面积为21平方公里的小岛，若非霍英东，至今仍可能沉睡于荒芜之中。从1988年开始，霍英东就发誓要将之建成一个“小广州”。这位以地产成就霸业的“一代大佬”显然想把自己最后的商业梦想，开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这也许是老一辈华人最值得骄傲的功德。据称，在十多年里，只要身体状况许可，每逢周三他必坐船到南沙，亲自参与各个项目的讨论，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东参加的南沙工作例会就多达508次。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亿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霍英东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还有“霍英东折戟南沙”的报道出现。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曾记录一事：某次，讨论挖沙造地项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费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东一愣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知道，如果请东莞人来挖，是8元一方，请中山人来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嘻笑着说，“是呀，我们是漫天价。”何铭思记录说，“霍先生咬紧牙根，似乎内心一阵愤懑，兀自颤动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从未见他对人发脾气，当日见他气成那样，可见受伤之重。”霍也曾对人坦言，“自己一生经历艰难困苦无数，却以开发南沙最为呕心沥血。”但是，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
这些庞大的设想，至今仍是蓝图，“南沙情结”可能是霍英东这一代商人最后的传统。事实上，千百年间，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际遇，而所谓“江上千帆争流，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往来”。名利场从来是一座偌大的锻炼地，人生百味陈杂，世态凉热无常，待到金钱如流水从指缝间川川淌过之后，即便是再铁石的人都不会无所感悟。霍氏晚年执著于南沙，却可能已超出了牟利的意义，而更多的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四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以直觉行商，以情义交人。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重情爱乡，古道热肠，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霍英东版南沙
霍英东与南沙
已故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说过，应该把广东的省会搬到南沙，因为南沙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最早发现南沙价值并开发南沙的并不是广东省或者广州市，而是霍英东。
十年之前，霍英东就开始在南沙进行投资，迄今已达30多亿人民币。有人说，霍英东想把这块面积三倍于澳门的地方建造成广州的尖沙嘴。但是霍英东反复强调，他投资南沙不求回报，不是做房地产生意。他说：“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想。”他建造的是一座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新型城市。他把南沙视为一件极其高贵的艺术品，呵护备至。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请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甚至于每一条船，都是从世界各地精心挑选后购买的。
在今年3月的广州“两会”上，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宇对记者说，父亲1985年带着他第一次去南沙，那时他根本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记忆中全是旅途的颠沛。因为，当时直线38海里的路程，要经过3天的辗转才能走完。最初开发时困难重重。霍英东坚持不占农田，而是填海炸山。由于南沙当时到处都是烂泥湾，修建海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父亲想要将南沙与香港的船程缩短到1个小时15分钟，但全世界都买不到这么高速的船，于是又建了一个造船厂，自己设计制造高速快艇。”
霍英东每周都要到南沙走一趟，四处关照一下。这可能是他在内地最后一个大的投资项目了，他为此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并准备将它作为几代人的事业来做。他说，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已经有年龄的问题，构想中的南沙不敢先说出来，我毕竟是民间投资，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帮助。”
据称，在开发建设南沙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做出过许多伤害霍英东热情的事情。起初同番禺的合作还算愉快，但近年来他却感到荆棘丛生，举步维艰。霍英东一生奉行一个“忍”字，一向说话含蓄，行事谨慎，很难看出有什么腹诽，但据知情人士说，一些地方官员只图小圈子的利益，心胸狭隘，目无大局，为霍英东的项目制造了很多人为的矛盾与困难。当时友人奉劝霍英东就此罢手，霍英东只是沉默不语。
霍英东“忍”到了番禺撤市改区，他周围的人高兴地喊：“这样一来，天都光了！”他们认为番禺成为广州的行政区域后，过去许多人为的矛盾一定会得到化解，因为霍英东的合作者变成了广州这样一个大市，大市自有大气度，虽然双方在建设南沙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和种种纠葛，但如果出于公心，双方最终应该能够精诚合作。
如何定位南沙？
但面对广州上下对南沙的狂热，霍英东不可能不担心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遭到冲击。广州现在发现了南沙的价值，要在更大空间内整合城市经济，使广州形成“山城田海”的新格局，实现令人心仪的“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目标。但这种整合可能会令霍英东的南沙承载诸多潜在的问题。
林树森说，不要与尖沙嘴比，尖沙嘴太小了，我们讲的是大南沙的概念，“以后广州的重化工业都将往南走，这就比尖沙嘴大很多。”林树森将南沙比做东京湾，气魄之大，在广州脍炙人口，霍英东听来却是心有疑虑。
霍震宇对我们说出了他父亲的担忧：政府把南沙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准备将老城区那么多工业转移到南沙，不但南沙的环境岌岌可危，而且由于广州一年有八九个月的东南季风，整个广州都要受到影响。还有人指出，南沙一带水网交错，与广州水系一脉相连，水污染问题也不可忽视。一座霍英东理想中的高尚城市，会不会尚在襁褓之中便遭遇工业污染的戕害？
对此，林树森解释说：“现在我们想把重工业南移，是想将南沙变成‘水海工业区’，大家都知道用轮船来运货物比用火车运便宜很多，南沙这个地方从地理位置上讲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在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用管道运输气体、液体，都是最经济的。所以，我们提出工业南移只是要利用南沙的地理优势，而不是要把污染工业南移。”
他不认为工业等于污染。“大家担心的是重工业比如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工厂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实现代工业已经不同于传统工业，现在的工业是规模越大，污染越好处理，这里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
为了打消霍英东和我们的疑虑，林树森一一做出说明：“造船方面，现在南沙本身就在搞造船厂，我们将广州造船厂移到南沙，只是将船厂的规模扩大一些，并不存在污染的问题。钢铁方面，我们现在也已经很少直接从矿石里炼钢了。现在不但是本田在广州搞汽车厂，起码有3个汽车厂同时在做了，还有100多家汽车零件厂也在广州落户，将来钢铁可以直接用汽车工业的废旧钢铁来进行冶炼，污染是很小的，现在我们的珠江钢铁厂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了。”
面对林树森市长的自信与乐观，霍震宇以及另外一些广州市政协香港委员还是做出了如下忠告：南沙的开发和建设必须注意环保，因为环境生态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可能会转移其投资，因此应该制定合理而严谨的法规来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投资者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