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追寻贫富差距拉大之源

新华网 （ 2005-02-28 15:10:30 ） 来源： 半月谈内部版第3期


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前一项因素告诉人们应坦然接受贫富差距难以避免的现实，而后两项因素的存在却难以令人心平气和，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一个合理的结果？

一些专家指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通过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获收入，特别是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扩大，一般地说是正常的，总的来说也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收入差距拉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这样告诉记者。他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同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有关，也与个人的机遇与努力程度有关，此外还有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应该讲，许多中国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累了个人财富，并实现了个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拉大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一些社会调查显示，教育和技能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和人们经济地位的突出因素，此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与素质，如进取、创新、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善于把握机会等因素，对穷人或富人现有经济地位的获得确实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市场经济时代的贫富差距完全是由个人素质的不同所造成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唐灿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市场经济自然选择的结果。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些权力的拥有者有着超过其收入地位的巨额财富，不能解释为什么穷人越来越集中在下岗失业群体中，以及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在数量和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不能解释部门、单位和所有制间的“收入级差”，不能解释同质同量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收入……显然，在讨论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时，必须考虑宏观的结构和体制性因素。

体制缺陷加剧贫富不均

苏明等专家指出，当前更应关注的是那些因政策与体制原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一是税制不健全，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必要的“限高”。根据有关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５７００亿元～６８００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６％～９．１％。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二是保障明显滞后，对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同经济增长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明显滞后，仅职工养老保险一项的历史债务就高达２８７５３亿元。
三是行业垄断难打破，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目前，最高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已由“八五”末期的２．３、“九五”末期的２．６上升到３．０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据媒体报道，２００４年，江苏省某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月薪达８０００元，北京某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月薪更高达２万元。
四是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钱交易“造就”暴富阶层。一方面，部分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党政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相互勾结，通过低价拍卖、暗箱交易、不规范的管理层收购等方式，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短时间内聚敛巨额财富。如外逃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就达２亿多元。


二次分配领域不容忽视



记者在浙江调查发现，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以及国有资本垄断行业、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分配手段等对社会财富进行的二次分配，在本已呈现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不少领域产生“叠加效应”，强化了贫富差距的程度。
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但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目前农村的保障项目局限于灾害救助、基本生活救助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在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方面并没有得到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在近几年也处于停顿状态。据了解，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只有４６０万。
记者调查发现，在农村，因病致贫的家庭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有些农户苦干多年才走上致富路，却由于家庭成员一场大病迅即变成贫困户乃至赤贫户。这种现象，在各地都不鲜见。浙江桐乡市农民夏云龙夫妇俩通过近１０年的努力，２０００年建起一幢造价１０万元的两层小楼，两人在企业打工月收入共２０００多元，跻身村里的“富裕户”行列。但２００４年夏云龙母亲一次住院开刀就花去６万多元，合作医疗给予报销１万元后，夏家欠下５万多元债，变成了困难户。
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已成为浙江各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杭州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２００４年中心接到的职工反映中，医药费报销、退休工资等社会保障问题约占１／４。桐乡市煤矿机械厂原总工程师张锡庭１９９６年退休，现在每月养老金为８７３元，他说：“退休８年来只加过２次工资，而机关事业单位几乎年年加工资，增加的幅度也大。我的一位同学从学校退休后，每月养老金２０００多元。”张锡庭的同事沈明道从分厂厂长岗位上退休后养老金每月为８２６元，医保每月５０．７５元。他告诉记者：“与我同年进厂、后来调到市科委当一般干部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养老金每月２７００元，比我多出２倍多。”而普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则更低。
各地普遍反映，医疗保障是目前最受关注、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保障项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虽然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待遇差异，但在补充医疗保险方面的差距依然较大。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公务员医疗补助制度，但企业特别是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及非公企业，很少有为员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的。
张锡庭说：“每个月的生活支出中，医疗费用占了很大一块。我每月医保只有５３元，根本不够用，而超过的部分全部自掏腰包。”浙江麻纺厂７５岁的退休职工王文潮说：“我现在生活仅能维持最低水平，生个病就会倾家荡产。”

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条件基本成熟

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并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它针对平均主义带来效率低下这一传统体制的弊端，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所以，从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这一指导思想都是适用的。现在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不完善，这一分配原则似无立即调整的必要。但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市场经济公平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对于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９２年就做出了前瞻性论断。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条件基本成熟。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和财力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得到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刘国光指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要忽视效率，抹杀差距。在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提高效率仍要依靠把市场取向的改革进行到底。但面对基尼系数继续上升的客观现实，应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先减轻基尼系数扩大的幅度，再适度降低基尼系数本身，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组合”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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